环保主义的主流化
环保主义现在是全球文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社会上为很多人接受，尽管绝不会被所有人接受——中经久不衰的一个要素。环境修辞被灌注进了政治话语之中，而环保主义本身也已经商品化了。有哪些原因导致了这种主流化呢？
灾难为环保主义者提供了近乎源源不绝的推动力，还为公众消费提供了清晰而具体的悲剧。有些类型的灾难，如石油泄漏等，会产生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破坏景象——被厚厚的黑色软泥覆盖的海滩和痛苦地垂死挣扎的海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当时，超大型油轮“托里峡谷号”在康沃尔郡附近的英吉利海峡海域搁浅。英国政府对如何控制石油泄漏毫无预案，只得诉诸极端措施，包括对沉船进行空中轰炸，希望将其点燃。这是世界上第一起毁灭性的油轮灾难，引起全世界对新型超级油轮所带来的风险的关注。[1]
许多备受瞩目的灾难接踵而至。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导致反应堆堆芯部分熔毁。尽管这一事件在实际损害方面并不严重，但由此引发的恐惧却非常真实。1983年，在巴西城市库巴唐（Cubatão），一起工业事故导致居住在附近棚户区的数百名穷人死亡。10个月后，联合碳化物公司位于印度博帕尔的一处工厂爆炸，夺去了数千条生命。所有这些事故中最严重和最可怕的，还是在随后不到两年时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事故和许多其他事故一起，使生态灾难广为人知，从而推进了主流环保主义。[2]
电子媒体对主流化进程有所助益。通过电视可以向世界各地的家庭播送感人肺腑的图像，由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环境灾难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电视的影响力远比灾难的新闻报道要更为深远。当电视机在北美和欧洲成为大众消费品之后不久，广播公司发现公众对自然节目抱有极大的兴趣。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联邦德国人可以收看到《动物之地》（Ein Platz für Tiere），这是一档由法兰克福动物园负责人伯恩哈特·格日梅克（Bernhard Grzimek）制作的著名系列节目。几年之后，美国人通过马林·珀金斯（Marlin Perkins）和他的《野生动物王国》（Wild Kingdom）系列节目，认识了世界上的野生动物。尽管如此，却是法国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成为最著名的那一位。与格日梅克一样，库斯托在20世纪50年代制作了一部关于自然的彩色影片，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公众的热烈赞赏和奥斯卡金像奖（格日梅克的影片是关于塞伦盖蒂平原的，库斯托的电影是有关地中海的海洋生物的）。这次的成功激励着库斯托着手拍摄海洋，为无数的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收集片断镜头。这些节目在全世界播出之后，库斯托成为全球知名人士，并使得大自然的光辉更加有力地吸引着公众的想象力。[3]
互联网和万维网进一步巩固了环保主义在主流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互联网大大方便了环保主义者找到彼此并且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此外，他们筹集资金、研究问题和分享法律专业知识的能力只有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才得以发展起来。不仅如此，有了新兴电子媒体，反对环保的国家更加难以阻止环保组织，也更加难以限制信息的可用性。借由互联网，即便是处于专制政权之下，环保主义也能够摆脱阴影，进入主流社会。
环保的商品化与公众对该问题的高度兴趣并驾齐驱。如今的公司使用尽可能最环保的措辞推销自身及其产品。其中有很多只是出于公关姿态，与实际行为几乎毫无关系，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吸引顾客的环保情感的实打实的利益所组成的。这一发展反映出有一部分消费者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需要安全、洁净和节能的产品。例如，消费者的兴趣打造出了一场迅速发展的有机食品运动，如今它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是一门大生意。[4]绿色产品和新的绿色企业的名录几乎是无止境的：电车、节能设备、对地球友好的服装、风力涡轮机、绿色建筑、太阳能供电的一切。
在很多方面，所有这些都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以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它表明作为一种运动的环境保护主义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有活力，还表明它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具有经久不衰的耐力。环境意识和关注几乎在各地已司空见惯，环保机构和环境政治亦是如此。
1950年以前的问题主要是为上层社会和贵族人士准备的，那些人为鸟类、狩猎动物和财产权而忧心忡忡，这一问题通常被称为“资源保护”，它在关注领域上逐渐扩大。渐渐地，它变成了环保主义，并在1950-1970年间愈发成为政治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的一个动因，至少在欧洲和北美是这样。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环保主义演变成为一场更加通用的运动，它对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来说都很重要，并通过游说团体、筹款机器、政党等诸如此类的媒介完全融入政治。环保主义继续从年轻的志愿者和草根活动分子那里汲取能量，同时在出身名门的乡绅和土地所有者中仍然有一些支持者，从而建立了由陌生同伴组成的不好对付的同盟。
毋庸置疑，环保主义运动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全球经济继续扩张的方式威胁到了环保主义者所珍视的一切。战后对于无止境的经济增长和无约束的技术进步的愿景依然完好无损——如果说它们再也不是不成问题的话。
或许，现代环保主义代表了人类世的一个发展阶段。几十年来，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地球上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做出了一些修补。随着这些无意间干预的规模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人类至少能够以某些方式对地球产生影响。如果不说更早一些时候，就说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已有少数人领悟到人类的行为会影响到像大气化学和全球气候这样广泛和重大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大众环保主义为更加完整地认识人类影响的规模和范围做好了方法上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在21世纪初期开始采用“人类世”这一术语。
迄今为止，人类对基本的地球系统施加影响，却未对其有意识地进行管理。正是出于其他原因而采取的行动导致的意外结果，我们才对全球的碳循环和氮循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如果我们选择尝试去管理地球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明确开展地球工程，那仍将相当于人类世的又一个阶段——无论它进展得是好是坏。
[1]在世纪末的时候会发生更多起大规模的超级油轮事故（见上文中关于煤炭和石油运输的部分）。最臭名昭著的事故有：“阿莫克·卡迪斯号”（Amoco Cadiz）于1978年在布列塔尼（Brittany）附近，“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 Valdez）于1989年在阿拉斯加附近。二者的吨位都约为“托里峡谷号”的两倍。见Joanna Burger, Oil Spills(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28-61。
[2]Christopher Key Chapple, “Toward an Indigenous Indian Environmentalism,” in Purifying the Earthly Body of God: Religion and Ecology in Hindu India, ed.Lance E.Nelson (Albany, NY:SUNY Press,1998),13-38; Mill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209-211; Dalton,“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58.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后的法国的核政治的相关探讨，见Michael Bess, The Light-Green Society: Ecology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ty in France,1960-200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92-109。
[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斯托与法国环保主义者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们认为他很幼稚。这并未阻止他们向库斯托提出邀请，请他在全国选举中领导绿党，他对此予以回绝。见Bess, The Light-Green Society,72-73。
[4]并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利润驱动的。古巴曾经进行了或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有机农业实验。古巴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对于苏联石油的使用权，它在之后出于绝望转向了有机的方法。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古巴人口享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更美味、更可持续的饮食。见Mill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230-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