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保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政府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力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有显著上升。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内部，1971-1975年间的重要环境法律的立法数量比之前5年增加了一倍。仅联邦德国一个国家，就在这10年间起草了24部新法规。1970年，美国创建了国家环境保护局；英国改组了官僚机构，设立了内阁级的环境部。这样的变化不仅局限在富裕国家。譬如说，墨西哥同日本和美国约略同时通过了全面的污染控制法规。大量的拉丁美洲国家随后也创设了环境保护部门，其中许多部门是以美国环保局为基础的。
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政治色彩的政府都制定了渐进的环境政策。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是一名共和党总统，他为了帮助自己在1972年赢得连任而接受环境保护主义。联邦德国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属于中间派自由民主党，他把环保主义据为己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从广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那里窃取支持。右翼独裁国家没有这样的选举动机，但是有些国家还是尝试过环境改革。在1985年以前的巴西军政府的例子中，初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徒有其表，这同其他东西差不多，都是试图让外部世界看起来觉得巴西是现代的。但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华金·巴拉格尔彻底改变了前任统治者所实行的破坏性的林业政策，这使他执政期间的改革更具实质意义。[1]
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都因应了这一连串的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早在19世纪，政府已经就野生动物保护之类的问题召开会议并正式签订了条约。这种情况在“二战”后有所回升。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年轻的联合国与少数资源保护主义者一起创建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随后，从该组织中诞生了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合国监督了一小波会议的召开，其中一次会议制定了成功的生物圈保护区计划。[2]那一时期召开的迄今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当属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全球环境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会议，似乎使最高外交级别的环保主义合法化了。它带来了一些具体成果，诸如后来总部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的成立。但是，会议也暴露了一些重大的分歧，这将困扰随后的环境外交，因为贫穷国家的一些人把环保主义视为损人利己的把戏，认为富国可以借此剥夺穷国的发展工具。[3]
在斯德哥尔摩之后，国际环境协议变成了国际政治的惯例。各国经协商之后就各种可能的主题达成协议，这些主题包括了海洋污染、捕鲸、濒危物种、危险废物、南极洲、森林、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荒漠化和酸雨在内。必须承认，其中一些协议是软弱无力的。然而也有一些协议强硬有力，比如为已经损害了臭氧层的氯氟烃排放量的大幅减少奠定了基础的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过去的20年中，政府间组织已经成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机构，到2000年为止，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政治中最重要和最具争议的领域。这些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当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之初。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出版物极为丰富，该机构力图消化这些出版物的内容，并以合适的形式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已达成共识的研究结果。通过它的努力已经产生了最权威的相关科学概要，尽管如此，仍然引起了反对限制矿物燃料使用的势力的激烈的争议。
环保运动的轨迹与国家和国际政治发展的轨迹交织在一起。很多情况下，国家的环保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激进主义浪潮后开始收缩，进入了长期的制度建设阶段。许多活动都集中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科学和管理问题所需的能力与技术专长的建设方面。在某些地方这很重要，因为工业在组织反对环境立法方面做得越来越好。然而，即便是在经受了环保反弹引起的政治挫折后，就像日本、英国和美国在不同的阶段发生过的那样，环保运动通常设法保留了它全部或大部分的力量。[4]随着生态政党的出现，环保主义者的政治参与也以新的形式加以呈现。1972年，新西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生态政党。约在10多年以后，有数个这样的政党已经成为多国政治景观中的固定成员，欧洲尤为突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比利时的绿党赢得了全国立法机关的席位，接下来便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的绿党。芬兰的绿党从1995年起加入联合政府。
类似的制度化也发生在较为贫穷的国家的环保运动中。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环保团体具有同北美或欧洲创立的一模一样的制度轨迹。其中有一部分团体发展壮大，建立了拥有远远超出其国家背景的影响力的组织。肯尼亚的万加丽·马萨伊（Wangari Maathai）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植树，她用了一点点钱、一些海外关系，并且运用了她自己强大的天赋。自那时起，马萨伊的绿带运动已经在肯尼亚周边和非洲其他国家的乡村地区种植了数以千万计的树木。该组织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成功故事，并成为仿效的典范，为此马萨伊在200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5]
巴西的环保运动显示出了相同的进程，但它的规模却更大。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西的环保运动并没有超出少数科学家和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范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护本国令人惊叹的自然遗产。巴西的军人政权从1964-1985年间管理这个国家，包括它在内的大多数的巴西上层人士一致达成共识，要集中力量迅速发展经济。[6]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该政权开始屈从于日益增长的国内政治改革压力。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为环境反对派的形成开辟了空间。在接下来的10年中，巴西不断壮大的运动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加深了其专业上和组织上的复杂性。它还开始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比如巴西和联邦德国的环保主义者在两国同意共同建造核电站之后开始合作。这一进程从联合国主办的第二次全球环境会议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那次会议于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在会议筹备阶段，巴西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环球旅行，而世界各地的组织聚集在里约。结果在1992年前后，巴西的环保主义被更深层次地整合进了全球积极分子的网络之中。[7]到了2016年的时候，正式的环保运动、环保政治和环保政党的出现已可谓遍及世界。几乎在每一个存在选举政治的地方，都出现了绿党。从2001年起便存在着一个松散的国际绿党联盟。[8]无组织的、自发的、反主流文化的环保主义在各地得以幸存，并在福岛核污染等有新闻报道价值的生态灾难发生之后浮出水面。而且，环保机构也会不时地消失，就像200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取消环境部一样。然而，总的来说，到21世纪的时候，环保主义在全世界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地方、国家和全球各层面政治结构的合法的和制度化的组成部分。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它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
[1]Uekoetter, The Age of Smoke,252-258; Mill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206208; Russell J.Dalto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Movements, Partie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ed.Sheldon Kamieniecki (Albany: SUNY Press,1993),52-53; 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125-131.关于尼克松，见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51。
[2]Lorraine Elliot,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4),7-13; Hughes, “Biodiversity in World History,”35-36.
[3]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88-105.
[4]Samuel P.Hays,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since 1945(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0),95-117; Hays, 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says by Samuel P.Ha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223-258.
[5]Wangari Maathai, Unbowed: A Memoir (New York: Knopf,2006),119-138; Maathai, The Green Belt Movement: Sharing the Approach and Experience (New York: Lantern Books,2003).
[6]尽管巴西有着悠久而令人钦佩的资源保护主义者的传统，它的领导人却几乎没有权力。见何塞·路易斯·德·安德拉德·佛朗哥（José Luiz de Andrade Franco）与何塞·奥古斯托·德鲁蒙德（José Augusto Drummond）撰写的论文，连载于Environmental History 13(October 2008): 724-750, and 14(January 2009): 82-102。
[7]Hochstetler and Keck, Greening Brazil,26-33,70-81,97-130.关于环保主义者关注巴西与联邦德国原子能合作的例子，见Das deutsch-brasilianische Atomgeschäft (Bonn,1977), self published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Brasilienkoordinationsgruppe, Arbeitsgemeinschaft katholischer Studenten-und Hochschulgemeinden, and Bundesverband Bürgerinitiativen Umweltschutz。
[8]见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的网站，www.globalgreen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