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沟通这件事，怎么就变得如此累心
几个世纪前……人类还能清楚地辨别出一件事情是已经证实，还是有待查考。一经证实，他们就会真信。
——C.S.路易斯，《魔鬼家书》
没错，嗯，那不过……好像……是你的看法吧，伙计。
——“督爷”，《谋杀绿脚趾》
到了21世纪，有时候沟通起来真是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常常让人抓狂，不仅专家和外行之间如此，就连普通人之间也不例外。如果说从前人们过于听信专家的话，那今日可以说谁也不服谁。普通人在日常交往中会有分歧和辩论，无可厚非，但局面每况愈下，现在人们见面就会相互驳斥，说着随意编造的故事和来源不靠谱的消息，那些内容连当事人都无法理解，对彼此都是折磨。按理说，多年来教育不断改善，信息渠道更加便捷，社交媒体井喷式发展，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降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应该会提升我们思考和决策的能力。然而，一切似乎背道而驰。
一切的公开辩论都会沦为壕沟战，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证实别人是错的。理性的意见分歧演变成拙劣的高中辩论，目的就是要赢，而事实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还没有上升到国际象棋的高度——主要是为了击倒别的事实。就像巨蟒剧团（Monty Python）大名鼎鼎的幽默小品《论点诊所》（Argument Clinic）中的客户一样，我们发现自己仅仅是习惯反驳上一个人刚刚说过的话。（“这不是一个论点。”愤怒的客户告诉职业辩手。“不，这是的。”他回应道。“不，这不是的！这就是个反驳！”“不，这不是。”“不，这是的！”）
在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显而易见、无处不在的问题开始：你和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和我的思维方式。为了理解彼此，我们在打一场从生物学到社会心理学的艰苦卓绝的战役。
我们与生俱来就会去寻找与自身信仰相契合的证据。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就是被设置成这样的运作模式，所以我们在不该争论的时候也会争论。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只要我们感受到威胁，都会争论到面红耳赤。（或许在这个网络时代，在社交媒体上应该这样说：“争到我们的手指麻木，无法打字。”）在这一点上，专家也不例外，像所有人一样，我们会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稍微更宽容一点儿，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想要被最亲近的人接受和喜爱。在我们最亲密的社交圈子里，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称职和可靠的，我们希望别人也这样看待我们。我们都希望被人重视和尊重。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被任何人当作笨蛋，所以我们都要假装更聪明。久而久之，连我们自己都被自己骗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些人并不是很聪明。我们会发现，那些最笃定自己是对的人，往往正是最不应该有如此自信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当今对话这种恼人的特质归咎于他人愚笨，而一笑置之，恐怕也太过轻率了。（不可否认，有时候他人愚笨确实是原因。）大多数人的智识还没有那么堪忧，至少如果用一些基本的指标，如识字率和完成高中学业来衡量的话，还不算智力低下。
事实的真相就是，不是只有那些智力最低下的人困于商讨和辩论的陷阱里，我们都深受其扰，包括我们选取的解决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都是令我们对自己和朋友感觉更良好的。影响专家之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高等教育、媒体和互联网，人性里的这些特征，都与之脱不了干系，或者说这些就是背后推手。如果我们有良好的教育、缜密的思维和坦诚的态度，妨碍专家和平民增进沟通的这些拦路虎是可以克服的，不过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拦路虎是如何困扰我们的。
或许我们都是愚蠢的
首先，让我们来直面最令人痛心的一种情况吧。专家与外行在交流上有隔阂，或许是因为普通人不够聪明吧。也许，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智识差距之大，已经让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了，顶多就是互相表达一下蔑视。也许，他们之间无法对话或理性辩论就是因为一方——或者双方——很愚蠢。
这些都是挑衅的言论。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愚蠢，这种冷嘲热讽的话很难听，暗示这个人不仅智商低下，还顽固无知，几乎到了道德缺失的地步。（我就滥用过这个词，所以你们很有可能也是。）遇到和你意见不一的人，你可以说他们信息有误，搞错了，不正确，或任何其他的话。但是别说他们愚蠢。
幸亏，使用“愚蠢”这个词不仅粗鲁，而且通常也是错误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美国人都比几十年前要聪明，或者说至少不比以前笨。20世纪初也不是一个文化和学习生活璀璨的时代。1943年，即将进入大学的新生还以为林肯是美国第一任总统，说林肯“下放（解放）了黑奴——其中只有6%的新生能历数出最初的13个殖民地”。《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见此情景，在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还拨冗哀恸美国年轻人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1]。
至于在21世纪，人们的教育能不能赶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又是另当别论了。1910年和2010年的小学生都要学习如何计算三角形边长，只不过，今天的学生必须用这些知识来了解一个常设国际空间站的存在，而他们的曾曾曾祖父母可能连汽车都没见过，更别提飞机了。在任何时代，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只要一个人自己漠不关心，无论多少教育和口舌，都无法教会他/她国会成员的名字。
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们都曾被困在一个聚会或晚宴上，听一个毫无见识的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还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智识，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教，其实内容错误连篇，漏洞百出。有的人在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里打转，而且还盲目自信，别不相信，这种事情真有发生，当然，科学最终让一切水落石出。
这种现象就叫作“达克效应”（Dunning Kruger effect）[2]，是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两名心理学研究者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的名字命名的，由两人在1999年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提出来。总而言之，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邓宁和克鲁格措辞更加温和，他们称这些人“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但这并改变不了最核心的发现：“这种人不仅会得出错误结论，做出不当选择，而且能力不足还会蒙蔽他们的双眼，让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3]
这里也要为“技能不足的人”说句公道话，我们其实都容易高估自己。如果你让大家给自己的才能打分，你听到的答案会是“平均水平以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嗯，高于平均水平。幽默家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在自己的广播节目“草原一家亲”（A 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依照平均水平以上原则，虚构了一个小镇乌比冈湖（Lake Wobegone），这里的“所有孩子都在平均水平以上”。
邓宁后来解释说，我们都会高估自己，但能力越低的人，越是对自己认识不足：
我和其他人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得出结论，在给定一组认知能力、专业能力或社会能力测试的时候，能力低者会严重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包括语法掌握、逻辑推理、枪械护理和安全、辩论或理财知识。在考试中得D和F的学生，会认为以自己的努力应该得更高的分，国际象棋下不好的人，桥牌打得差的人，成绩不佳的医科学生，申请驾照续期的老人家，都无一例外地会大大高估自己的能力。[4]
为考试而学习的学生，努力保持独立的老人，憧憬职业发展的医科学生，一般都会比较乐观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低估自己。只有在体育竞技场，能力不足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除此之外，人们一般都不会说自己哪里不行。
不过，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高估自己，究其原因，更具体地说，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关键的“元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体在表现不佳的时候能退一步思考，看清自己表现得怎样，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好歌手在唱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时，心里已经清楚；好导演在看到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不佳的时候，已然知晓；好的营销人员在广告战要“扑街”的时候，已了然于心。相反，那些力有不逮的同行就没有这种能力，反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可想而知，把这样的人和专家凑到一起，肯定没有好结果。缺乏元认知会带来一个恶性循环，比如一个普通人对某学科知之甚少，当他/她与这个领域的专家交谈时，明明已经疲于应付，顾此失彼，却还不自知。一场争辩在所难免，一个完全不懂逻辑论证的普通人，在强词夺理的时候却全然不觉。简而言之，专家很受挫，外行很受伤。结果每个人都拂袖而去。
更让人恼火的是，面对这些拿不准就会胡编乱造的人，教育和引导都是行不通的。邓宁说在康奈尔做的实验就像“朴实版的‘吉米鸡毛秀’[5]”，并且证实了喜剧演员的一个观点：人们就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还是不会停下来。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向受访者询问是否熟悉一些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和地理中的名词概念。这些名词中包括类似“向心力”和“光子”之类的专有名词，相当数量的人表示熟悉这些概念。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凭空捏造的名词，诸如“视差板”“超级脂肪”，甚至cholarine（并没有这个词），结果他们也声称熟悉这些概念。在一个实验中，大约90%的人表示对其中至少一个概念感到熟悉，但事实上这9个名词都是虚构的。
更糟糕的是，“越是表现出精通的受访者，越是会宣称自己对这些虚构概念十分熟悉和了解”。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与这些“低能个体”争辩，因为和专家比起来，“他们是有眼不识泰山的”。
换句话说，越是低能的人，越是无法认识到自己是错的，或别人是对的，也越有可能试图去掩饰伪装，越是学不进去任何东西。
邓宁和克鲁格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多番解释。总的来说，人们不愿意去伤害彼此的感情，在一些职场上，普通员工甚至上司可能都不愿意去纠正不够称职的朋友或同事。有些事情，比如写作或说话，明显都没有办法得到即刻的反馈。打棒球的时候，只要你有几次挥棒落空，你就得承认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击球手，但是就算你每天都搞错一些语法和句法，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口语表达多么差。
对于专家和外行的交流而言，“能力有高低”是横亘其中的一个迫切挑战，不过对于这样一个根本的人性弱点，我们其实也无能为力。不过，再普通的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才思更为敏捷的人也会犯错，他们在试图理解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普通人会面临的困境和偏见，专家照样也逃不脱，不足为奇。
证实性偏见：因为你早已知道
“证实性偏见”是开展有效对话最常见的也是最让人恼火的障碍，而且不局限于专家和外行之间。这个术语是指当我们在主观上认为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信息，只接受那些能够加强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而忽略那些能够推翻这一观点的信息。我们都会这样做，可以肯定的是，你、我、他，甚至每个人都曾经因为“证实性偏见”在争论中激怒过他人。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左撇子是邪恶的[6]，每个左撇子凶手都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总是能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情节，因为我们选择去记住这一类故事。无论死囚牢房里的数据显示惯用右手的杀人犯多出多少，我们都不为所动。每一个左撇子凶手都是证据，每一个右手惯用犯都是例外。类似的，如果我们听说了波士顿的司机很粗鲁，下次我们去波士顿的时候，就会记住那些对我们按喇叭或挡道的司机，至于那些给我们让道或是挥手表示感谢的司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索性忘掉。［有记录显示，道路救援服务公司利车公司（AutoVantage）把休斯敦列为粗鲁司机最差城市，波士顿排第五。］
在1988年的电影《雨人》（Rain Man）中，自闭症患者雷蒙就是证实性偏见的完美例证，不过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雷蒙是一个白痴天才，他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机，能够高速进行复杂的运算，还储存着大量互不相关的事实数据。但是，鉴于他的情况，他还不能把这些数据与现实情境相结合，而雷蒙所记住的东西，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事实更重要。
因此，当雷蒙和他的弟弟不得不从俄亥俄州飞往加利福尼亚州，雷蒙惊慌了。每一家美国航空公司都曾经遭遇过严重空难，而雷蒙记得这些数据和每次空难中的遇难人数。因为雷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可怕的例外上，怎么都不肯上飞机。弟弟恼火了，问雷蒙相信哪一家航空公司，雷蒙悠悠地说出了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澳航（Qantas），”他说，“澳航从来没有空难事故。”当然，澳航并没有美国国内航班，所以雷蒙和他弟弟就动身驾车穿越美国，这其实比坐飞机危险得多。但是，因为雷蒙的脑子里并没有车祸的可怕数据，他就欣然上车了。
我们都有一点儿像雷蒙。无论我们是心怀恐惧还是希望，我们总是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证实自身想法的数据上。我们会记住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忽略稍显平淡的事实。当我们与人争辩或是咨询专家建议时，大多数人都很难不去理会这些记忆，也不管这样做多么让人恼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是一般智力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人们根本不懂精算、风险或概率，要说有什么让专家和外行在交流的时候备感挫折，几乎没什么可以和“数学盲”相提并论了。“数学盲”这个概念是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明确提出来的。对于相信坐飞机危险的人来说，无论多少次的安全着陆，都无法抹去一次坠机带来的恐惧感。“安全着陆的数字很庞大，而空难事故的概率相应比较小，即使面对这样的数据，”保罗斯在2001年写道，“数学盲还是会不按常理出牌，‘没错，但如果你刚好就赶上空难那一次呢’，然后会心地点点头，好像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真知灼见驳倒了你。”[7]
人类总是能把“但如果我刚好就是不幸的那一个呢”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去拜访住在希腊乡村的一个叔叔。他是一个结实强健的人，但他害怕坐飞机，所以得了重病也不敢去伦敦求医治疗。我父亲试图用宿命论来劝说他：虽然每个人注定都是要离开人世的，不过现在他的时候未到。就和很多害怕坐飞机的人一样，我叔叔很简单地反驳道：“没错，但如果这个飞行员的时候到了呢？”
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是会感到恐惧的。我叔叔在19世纪末出生于希腊的一个乡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身处21世纪，受过教育，精通统计学和历史——即便如此，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坐在飞往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飞机上，扣好安全带，飞机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颠簸得厉害，我也不比叔叔好过多少。在那样的时候，我会努力去想，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飞机在接近终点，我乘坐的这架飞机中“空难头彩”的概率小得惊人。但很不幸，通常我都失败了：那些从温哥华飞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飞机可能是安全着陆了，但都与我无关，当我乘坐的飞机掠过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屋顶时，我还是下意识地抓紧了座椅的扶手。
已故科幻小说家兼医学博士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艾滋病流行早期的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会抽到最短的签，是最倒霉的那一个。那个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一个朋友给克赖顿打电话想听一些安心的话，结果却被克赖顿的逻辑说理惹恼了：
我努力解释风险这回事。因为我最近注意到，人们其实真的不太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家在家里放着枪，开车不系安全带，吃容易导致动脉堵塞的法国菜，还吸烟，但他们从来不担心这些事，反而去担心艾滋病，这简直有点儿疯了。
“艾伦，你有担心过自己会死于车祸吗？”
“不，从来没有。”
“担心被谋杀？”
“没有。”
“其实，你死于车祸或是被陌生人杀害的概率，比得艾滋病的概率要高。”
“真是谢谢你了，”艾伦说，她似乎有些生气了，“我怎么那么高兴给你打电话了呢。你还真是让人安心啊，迈克尔。”[8]
10年后，艾滋病没那么陌生了，那股子歇斯底里也褪去了。但是，后来诸如埃博拉（Ebola）、非典（SARS）和其他罕见疾病还是会触发类似的非理性反应，让数学盲的美国人寝食难安。比起在酒吧喝了几杯之后酒驾还一边打电话，反而是一种外来病更让他们担心。
还有一点，这种偏见几乎都是偏忧不偏喜。如果大家认为自己是那个特例，很少有人会把这个特例往好的方面想。如果我们买彩票，的确会有那么一瞬间幻想自己中了，但很快就会收到口袋里，然后就忘了这回事。没有人会拿着第二天要开的强力球（Powerball）号码冲进一家车行或房屋中介。
我们会沉浸在非理性恐惧中，但不会沉浸在非理性乐观中，那是因为证实性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生存机制。好的事情转瞬即逝，死亡却是永恒的。谁坐飞机没出事，谁一夜情后安然无恙，这些都不是你关心的，因为他们不是你。你的大脑在根据有限或错误的信息运转，发挥作用，拼尽全力降低你生命中的风险，无论多小的风险都不放过。当我们对抗证实性偏见的时候，我们在努力修正人类大脑的一种基本功能，这不是在修正漏洞，而是改变特性。
不管是致命危险还是日常困境，证实性偏见会起作用是因为人们必须依托自己已知的东西。他们不可能在大脑清零的情况下处理问题。人的大脑不是这样工作的，说得更确切一点儿，如果每天早上试着对一切问题归零思考，实在称不上是有效的方法。
科学家和研究者始终都要与证实性偏见角力，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他们在设计实验或解答难题的时候也要先做假设，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给自己的项目加了料。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得做出猜测，利用自己的直觉，因为如果每个实验项目都要先假设诸事无人知情且此前无事发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9]任何调查，只要仔细设计，都会遇到“做时尚未知”这个普遍问题：毕竟，若所寻之物乃未见未知之物，我们又如何得知当下求索为何物？[10]
在一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研究员就要学习认识这种困境，但他们并不总能战胜它。证实性偏见甚至会让最有经验的专家迷失方向。比如医生有时候会执着于某个诊断，并且怀疑患者身上已经出现一些相关症状，他们就会寻找这些症状来佐证自己的诊断，而忽略其他疾病或损伤的迹象。（美剧里一个虚构的诊断专家豪斯医生总是对自己的医学生说：“绝对不是红斑狼疮。”结果有一集里，病患真的得了红斑狼疮，这位全世界最傲娇的医生一开始却没诊断出来。）虽然每个研究员都知道，“否定的结果也是一个结果”，但没有人真的愿意到最后发现自己最初的假设化为泡影。
例如，2014年一项针对公众如何看待同性婚姻的研究严重走偏，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一名研究生宣称自己找到了无懈可击的数据证明，如果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与同性恋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很有可能改变观点。他的研究结论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名资深教授的背书，教授署名为共同作者。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现，基本上足以证明，理性的人是可以接受劝服改变对同性恋的仇视。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名野心勃勃的年轻研究者篡改了数据。其实，他声称自己所分析的讨论从未发生过。这项研究以外的人在审阅的时候发现端倪，并提出了警示，哥伦比亚教授撤回了文章，而那名学生，本来有着大好前途，即将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最终却失业了。
教授和其他评审人员本应对这名学生严格把关，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欺诈行为？因为证实性偏见。记者玛利亚·柯尼科娃（Maria Konnikova）之后在《纽约客》的报道中说，这名学生的导师承认，他其实想去相信这个结论。他和其他学者都希望这个结果是真的，既然得出的结果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其间的推导方法，他们就不太可能去质疑了。“简而言之，证实性偏见——当我们考虑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有影响力——可能让这项研究站不住脚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柯尼科娃在这个事件的述评中写道。[11]事实上，正是因为“对这项研究的大量热情暴露了研究本身的问题”，这项研究得出了其他学者乐于见到的结论，他们都希望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结果当他们开始钻研细节的时候，却发现所依托的研究结果作假。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都尽可能重复进行实验，然后才会把结果提交给其他人进行“同行评审”。同行评审这个程序要求专家的同事（同行）扮演善意但严格的魔鬼代言人，对结果吹毛求疵。通常同行评审都是“双盲评审”，也就是说研究者与评审人都不知道彼此是谁，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或机构的偏见影响评审结果。
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程序。即使是最诚实、最有自知之明的学者或研究者也需要别人来进行真实性核查，而且核查之人必须与这个项目的结果关系不大。（你们正在读的这本书的提案就经过了同行评审：这并不是说读过的学者都同意书中的观点，而是说他们会认真考虑书中的思辨，如果有任何反驳之处或建议，都会提出来。）能担当审阅人的，通常都是高级专家，因为找到一个证据，并意识到这个证据足以挑战甚至推翻一个假设，这种能力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学者和研究者在职业生涯中都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来掌握这种能力，使之成为自身的核心技能之一。
外行看不到这些互审和修正的过程，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成品问世前。只有当产品出问题了，公众才会意识到这些程序的存在——而当同行互审行差踏错，那就会是可怕的错误。整个项目不仅失去了专家对质量的保障，还有可能为弄虚作假、互施恩惠、秋后算账、相互偏袒和其他一切人类容易犯下的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在同性婚姻研究的这个案例中，虽然没能及时阻止论文的最初发表，但所幸弄虚作假还是被发现，这个系统是有效的。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除了学术界，争论和辩论是没有外部评审的。事实来来去去，人们想记住什么就记住什么。所以，谁想进行理性辩论的话，只会被证实性偏见搞到筋疲力尽，因为这种偏见使得论据和理论不可证伪。证实性偏见的本质就是视一切反对的证据为无关紧要的，所以我的证据总是铁律，你的证据总是错误或例外。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因为按照定义来看，这一套解释永远不会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外行从来没有学过或者已然忘记了“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科学方法的步骤就是从一个笼统的问题推导出一个假设，然后进行检验和分析。虽然人们习惯使用“证据”这个词，但他们使用得太过随意，对他们来说，“证据”就是“我认为的事实”，而不是“根据达成一致的规则对其事实性进行检验后确认的东西”。
此时此刻，外行可能会提出反驳说，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噱头。普通人为什么需要这种学者型的自省？很多东西都是常识，这还不够吗？
大多数时候，普通人的确不需要这种学者模式。在日常事务中，常识已经够了，而且往往比不必要的复杂解释更好用。比如，我们不需要知道一辆汽车在暴风雨中开到什么时速轮胎就会打滑。一定是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出精确的答案，但凭着常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公式就知道天气差的时候要减速，这样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要解开更复杂的问题，常识就不够了。因果关系、证据属性和统计频率错综复杂，远非常识可以处理的。很多最棘手的研究问题通常都会得出违反直觉的答案，这一点就决定了常识无济于事。（说到底，古时候，简单的观察告诉人们，太阳绕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像常识这样的简单工具会误导我们，让我们被大错小错带偏，这就是为什么外行和专家在迷信和民间智慧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也会势不两立，各执己见。
民间传说、迷信和阴谋论
“民间传说”和其他迷信是证实性偏见和不可证伪论据的典型例子。很多迷信多少都建立在生活阅历基础上。比如，不能走在梯子下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走在梯子下面的确是危险的。惹恼一个油漆工是不是会一整天都不走运，这是另一回事，但走在他的梯子下面，就是很蠢的行为。
迷信尤其倾向证实性偏见。迷信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常识和证实性偏见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黑猫代表不幸？猫，无论黑猫还是什么猫，天性就喜欢待在人的脚下，但我们可能只记住了绊倒自己的黑猫。我家里就有一只叫卡拉（Carla）的可爱的黑猫，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时候就会在我上楼梯的路上碍事。一个迷信的人这时候可能就会会心地点点头。事实上，卡拉是家里唯一的猫，当然，别的主人家是否被斑猫绊倒过，可能对迷信之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最极端的证实性偏见其实不在民间传说和无知迷信里，而是在阴谋论里，相信阴谋论的往往是一些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更高的人。迷信的内容很简单，而阴谋论就极为庞杂。说实话，构想一个有趣的阴谋论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个人一定是相当聪明的，因为阴谋论的确是一套高度复杂的解释。无论是相信阴谋论还是反驳阴谋论，都是对智商的一项挑战。要驳倒迷信一般都很容易，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能证实，我的猫和其他花色的猫在楼梯上的危险系数是差不多的。所以，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迷信最多不过是一个无害的习惯。
相对来说，阴谋论令人沮丧恰恰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每一个反驳都只会触发一个更复杂的理论。阴谋论者操纵一切存在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解释，但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没有证据当作更有力的佐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起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
这种过分复杂化的解释违反了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奥卡姆剃刀”原理是以一个中世纪修士的名字命名的，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看到一个现象，我们应该先选择最简单的解释。除非必要，我们才逐层递加到更复杂的解释。这也被称为“简约律”，意思就是说，逻辑层次最简洁或假设最少的解释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比如，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听到声响，接着听到隔壁有人大声骂脏话。我们跑到隔壁房间，看到一个男人，孤身一人，抓住自己的脚，表情痛苦，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地上有一个空的啤酒箱，啤酒瓶碎了一地。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得出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男人手中的啤酒箱掉到地上，砸到他的脚，他喊了句脏话。我们听过摔碎东西的声音，也见过有人受伤的时候会骂骂咧咧。我们也清楚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很明显这家伙受伤了。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假设就能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不全面，但鉴于现有的证据，却是个合理的第一反应。
但是，等一下。也许这个男人是个酒鬼，他骂脏话是因为箱子掉地上了，啤酒全洒了，他很生气。又或者，他是个戒酒主义者，他故意把啤酒摔到地上，诅咒酒是邪恶的存在。又或者，他抓着自己的脚跳来跳去是因为他来自加拿大北极地区，那里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文化：因为人们的脸通常都埋在带兜帽的风雪大衣里，所以他们就用抓住脚跳来跳去表达悲伤（或开心或愤怒）。又或者，他是一个外国人，不懂英语，还以为他说的那些难听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是表示“救命啊，我不小心把一箱啤酒砸到脚上了”。
这时候简约律就该登场了。任何一种古怪且可能性极低的情况都可以是真的，但是，如果明明有更直接有用的解释摆在面前，我们还舍近求远，跳到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那就很愚蠢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禁酒主义者还是个醉汉，他是来自加拿大还是克利夫兰（Cleveland），也不知道他的母语是不是英语。虽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查，看看上述情况哪些是真的，但无论是从哪一种假设出发，都是违反逻辑和人类经验的。
既然阴谋论如此复杂和愚蠢，为什么在很多社会中都大有市场呢？我还想说明一点，阴谋论其实很受欢迎，而且长达几个世纪。现代美国也不例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小说家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在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小说中炮制了阴谋论，其中有一部小说里的人物是刺杀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几名政治杀手。（但是等一下，你会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被暗杀的。没错。）陆德伦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他还虚构了一个超级杀手杰森·伯恩（Jason Bourne），杰森·伯恩是21世纪一系列卖座电影的主角。从20世纪60年代的《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到30年后的《X档案》（The X file），这一类书、电影和电视剧的粉丝千千万万。
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阴谋论俯拾皆是。奥巴马总统在非洲出生，是一个隐藏的穆斯林。布什总统是炮制“9·11”恐怖袭击阴谋的一分子。英国女王是个毒贩子。美国政府通过喷气式飞机的排气口在空气中喷洒控制意志的药物。犹太人控制一切——沙特和瑞士银行家控制一切的那段时间除外。
一部好的阴谋论惊悚小说受人喜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迎合了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英勇的个人遇上一个大阴谋，不惜与强大势力对抗，拯救普通人，这与很多古老的英雄传说如出一辙。一个智勇双全的非科班人士（这里与专家和精英相对）能够与整个政府甚至更庞大的组织较量，并最终获胜，这个思路尤其对美国人的口味。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要搬上好莱坞的大银幕给美国观众看的时候，他意识到需要给小说主人公安排一个强大的敌人，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才遭遇了邪恶组织幽灵党（SPECTRE）的超级阴谋。
但是，阴谋论之所以和专家之死有重要的联系，是因为阴谋论对这样一群人有很深的吸引力：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又没耐心去听一些平淡的解释。阴谋论还迎合了一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如果自身的境况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就算问题有了结论，以他们的智商也理解不了，又或者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那他们宁愿去相信一些绕来绕去的废话，也不肯接受这些现实。
如果有些事件让人们感到害怕，阴谋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事件的方向。为什么无辜的人会遭遇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条分缕析的解释，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些都是随机事件，是冷漠宇宙或高深莫测的神伸出的残忍之手。这是痛苦的选择，即便只是想到这些，也可能会诱发出某种生存绝望。19世纪经典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z）中的一个人物就被生存绝望逼到说出一番关于悲剧的名言：“如果真相的代价是无尽的苦难折磨，连孩子都不放过，那我断言，真相不值得这样的付出。”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问题都是权贵阶层造成的，他们本来有能力避免这些悲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深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不是一个自然事件，而是企业或政府的不轨行为造成的。一个名人的可怕行径被揭露，也不能证明我们所敬爱的这个人就是恶魔，这是一桩阴谋，目的就是抹黑这个人。就连我们喜欢的体育队输了也可能是个局。［“我不想看到布法罗比尔队（Buffalo Bill）赢得超级碗（Super Bowl）比赛，”《X档案》1996年的一集剧情里，头号大反派说，“只要我还活着，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人为此负责任，因为如若不然，我们就只能怪上帝，怪造化弄人，或者怪我们自己。
个人在陷入悲伤和困顿的时候，即便没有原因，也还是想要找寻原因，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当社会集体遭受了可怕的经历，就会偏向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正如加拿大作家乔纳森·凯（Jonathan Kay）所说的，“当任何一个社会集体承受了无法估量的创伤”，这些古怪理论背后的阴谋论和破绽百出的推理就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创伤之后，数百万人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12]。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之后，阴谋论激增，诸如俄国革命、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2001年的“9·11”恐袭和其他历史事件。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阴谋论的对象大多是战争的后果与高速工业化的出现，现如今，满篇几乎都是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紊乱。内容变了，阴谋论不变。这对专家与大众的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比如，将近30%的美国人认为“有一个神秘的精英利用全球化议题密谋最终统治世界”，还有15%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政府在电视广播中秘密添加了一种“洗脑”技术。（还有15%的人对电视问题半信半疑。）还有大约一半受访者认为，至少英国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na）很有可能是被阴谋杀害的。“看到这样的比例，”正如凯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想法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或者认为其对公民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阴谋论不是无害的。最糟糕的情况下，阴谋论会制造道德恐慌，让无辜的人受伤。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很多父母相信孩子的日托中心在推行邪恶的性崇拜，顿时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席卷美国。假“专家”还煽风点火，做出相应解读，学步儿童说话不清楚的，就被说成受到了最怪异的虐待。毋庸置疑，虐待儿童的确存在，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浮夸理论，可能因为恰好反映了上班族父母的担忧和愧疚，就迷惑了美国人的心智，对许许多多的生命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也在短时间内让人们一叶障目，没能寻找更好的策略，来解决这个虽真实存在但远没有那么可怕的问题。[13]
要应对证实性偏见很难，要解决阴谋论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有人相信石油公司在打压一种以海藻做燃料的新型汽车，这个人一定不会对你的新普锐斯（Prius）或沃尔特（Volt）另眼相看。（这是工业巨头允许你拥有的节能汽车。）如果有人相信51区（Area 51）[14]里藏着外星人躯体，那他们即使参观了基地也一定不会改变想法。（“你看，外星人研究实验室在地下。”）
和阴谋论者争辩到底，不仅无果，有时候还很危险，所以我不建议这么做。就算你费劲唇舌，还是要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废话，就连最锲而不舍的老师恐怕也只能败下阵来。这种理论是针对专家的最终堡垒，因为任何一个专家只要上来反驳，事实上就等同于参与了阴谋。作家杰夫·劳恩纳（Jef Rouner）曾经这样写道：
你得记住，那些打算拜入阴谋论门下的人，已经开始担心有庞大强势的力量恶意结盟，意图损害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生活领域。任何对威胁的否认，只会助长威胁的力量，因为这样一来，邪恶势力就能暗中发展，不为人察觉。[15]
谁也不想在对话中被人这样指摘。
所幸，这种大规模非理性案例还是屈指可数的。相比之下，拒绝接受专家意见就显得平淡多了，但也更为普遍，究其原因，其实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平民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比大众更聪明、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心生怀疑。这种现象的伤害值可能小一些，却是切实存在的，有时候还是代价高昂的。
刻板印象与一概而论
“你不能那样一概而论！”当话不投机，甚至只是稍有争议，大概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句话了。人们拒绝一概而论——男孩子一般会这样，女孩子一般会那样，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被轻易归类。
但是，人们反对“一概而论”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应该概括，而是不应该有刻板印象，这两者有云泥之别。在日常对话中出现的问题是，人们往往不懂刻板印象与概括的区别，这就使得对话，尤其是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对话变得费劲伤神。（当然，我这样说其实也算一概而论。但希望你们能容忍我。）
这里面的区别大有文章。刻板印象是一个社会陋习，但概括却是任一科学的立身之本。概括是基于概率、基于观察事实的陈述。另外，概括本身算不上一种解释，这是概括与刻板印象的另一大区别。概括的陈述是可以测量和验证的。有时候概括还会引导我们去假设因果关系，有些时候，如果观察充分，我们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理论或法则，这种理论和法则在一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是正确的。
例如，你如果说“中国人通常比美国人矮”，这就是一种概括。这句话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如果有人误把这句话当作刻板印象，就会立刻去找例外的情况，对话很快就要变成唇枪舌剑了：“我认为中国人一般比美国人矮。”“你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身高七英尺半（2.26米）！”
有一个格外高的中国篮球运动员证明不了什么。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去美国和中国，量一量人们的身高，看看我们的假设是不是对的。如果中国人总体上的确比美国人矮，那只能说已经有足够概率证明我们所注意到的现象，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概括不会错，但这不是一条永远正确的法则。
真正艰巨的工作在概括之后。为什么美国人比中国人高？是基因造成的吗？是饮食不同造成的吗？还是环境造成的？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答案，但无论答案是什么，也无论你能找到多少姚明这样的特例，我们说美国人一般比中国人高，这句话不会错。
但是，如果说所有中国人都矮，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了。刻板印象的关键在于其对事实检验的结果无动于衷。刻板印象不受任何现实的干扰，而且能巧妙利用证实性偏见把一切特例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种族主义者已经把这个争辩模式发挥得炉火纯青：“罗马尼亚人都是贼，除了与我共事的这位女士，但她不一样。”）刻板印象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结论。所以我们把刻板印象称作“偏见”：预先所做的片面见解。
如果我们概括的内容是负面的，或者是基于一个值得商榷的标准，争论就会出现。关于身高的概括是不会引起争论的，身高很容易以我们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测量。我们也不会把任何道德或政治特征归咎于身高。在1939年的小说《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中，一个蛇蝎美女对文学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说：“你很高，不是吗？”马洛回答说：“我不是有意的。”这个回答很风趣，因为我们知道，高矮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也无须为此道歉。
但是，负面的概括会引发愤怒，尤其是当这个概括是建立在有争议的概念之上。例如，说“俄罗斯人比挪威人腐败”是对的，但前提是我们对“腐败”有一个共同的定义。按照西方的定义，俄罗斯被腐败拖累，但有一句话叫“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此来反驳这个概括也是很在理的。所以，如果你的概括是要为将来的研究打基础，那一定要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相比挪威官员，俄罗斯官员在办理政府事务的时候，更愿意打破成文规定”和泛泛地说“俄罗斯人比挪威人更腐败”，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在措辞的时候更加严谨，最终的表达就不会那么令人激愤，也会明显更准确。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大体上是对的。我们只知道，如果我们一贯采取相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相同职位的俄罗斯人和挪威人处理相同的交易，而且重复观察足够多的次数，我们会把事情搞得更准确。可能是俄罗斯的法律已经过时了，即使是最廉洁正直的官员也难照章办事。（这样说可能有点儿牵强，但的确有那么回事，现在的俄罗斯人经常拿这一点来辩解。）这里就需要更多的研究了：先确定“是什么”，再确定“为什么”。
当然，在日常对话中，这些都不太重要。如果要追求精准，这样说没错，但问题是，谁想去听这些话呢？如果没有上下文，这些话反而让人容易动气。普通人之间的对话，普通人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很难开展，就是因为人会带入情绪，尤其是当讨论的内容大体上是对的，但可能不适用于某一个案例或情况的时候。
所以专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能平心静气，即使遇到最有争议的问题，也保持淡定。从癌症到核战争，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专家都必须能冷眼旁观，然后用超然、客观的态度去解决。与这些话题保持距离感，才能进行自由辩论，并且考虑各种替代方案，这样才能不被恐惧这样的情绪所控制而产生偏见。这样的要求高得离谱，但如若不然，对话起来不只费劲，有时候争吵可能会一触即发。
我好，你也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还有一些社会和心理现实成了我们交流的绊脚石。不管证实性偏见或达克效应的强大影响力让我们饱受多少煎熬，我们都不喜欢告诉别人，我们知道或在乎他们错了。（至少不会当面说。）同样，也许我们很享受自己是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有时候并不愿意去提自己的专业性辩护。而且，错也好，对也罢，有些信息就是奠定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很难撇开自我印象和自我认知来处理这些信息。
例如，2014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人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寻求一种公平感，对所有观点平等视之，即便参与对话的人知道他们彼此能力相差悬殊，也是如此。这项研究的作者（包括中国人、伊朗人和丹麦人）认为，这是我们融入血液里的一种“平等偏见”，因为人类有被集体接纳的需求。当两个人反复进行讨论和决策——这项研究的关键是要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研究者发现，能力差一些的人会比预期的更加倡导自己的观点，而能力强一些的人会听从前者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明显是错的。[16]
起初，这听起来不过是一方的礼貌和另一方渴望被接受。大家都希望维护彼此的关系，谁也不想冒险破坏这段关系。能力差一些的人总想被认可，不想被认为是错的或无知，以此来获得尊重和参与感。能力强一些的人不想因为自己总是对的而让场面尴尬，彼此心生嫌隙。
这可能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下午，但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策方式。正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科学版撰稿人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动态也许会加速人际关系的车轮，但当事实至关重要的时候，其损害也是真切的。他写道，这项研究凸显出“我们需要更加认可专家，尊重他们，听从他们。但也显示出社会群体的发展是如何把我们牢牢捆绑在一起，强化了集体准则，但是，当我们需要认识并接受一些让人不悦又难以忽视的真相时，发展的脚步又乱了套”。[17]
人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彼此在学识和能力上的差距呢？这个问题有点儿不讲理了。这就等于在问“为什么人们就是不能接受别人比自己聪明呢？”（或者反过来问“聪明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解释一下别人比自己笨的原因呢？”）现实就是，无论聪明还是笨，我们都被社交不安全感禁锢住了。我们都想被别人喜欢。
同样，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一段对话中摸不着头脑，尤其是现在，获取信息如此便捷。在社会压力的裹挟下，就连聪慧机敏、见多识广的人也萌生念头想要假装更有学识，这个念头在信息时代被放大。小说家和撰稿人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eld）就苦思冥想过人们为什么试图“假装有文化”，他这样描述这种焦虑：
我们现在总感觉有一股压力在，一定要懂得足够多，唯恐被人识破自己是文盲。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在电梯游说、商业会议、办公室茶水间和鸡尾酒会上挺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写博客、发推特、聊天、评论和发信息，并且表现得好像我们真的见过、读过、看过、听过一样。在这样一个被海量数据淹没的时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咀嚼过原始的内容，而是知道这个内容的存在，并且有一个立场，能够参与相关的谈话。我们正在危险地滑向一种无知浅薄的新形态——把东拼西凑的见闻包装成博学。[18]
人们扫一眼标题或文章，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但他们并没有细读。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因为人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聪慧的、有见识的，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去伪装。
但似乎这样的挑战还不够大，政治因素的介入让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普通人和专家的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与证实性偏见一样，区别在于，关于政治和其他主观问题的信仰更难撼动，因为我们的政治观点植根于自我印象，以及我们最珍视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柯尼科娃在复盘同性婚姻研究学术造假的时候写道，当引发证实性偏见的问题与“自我认知”息息相关，就更容易造成“根深蒂固的错误信仰”。这样的观点不容反驳，而且我们会无原则地为之辩护，就像邓宁所说：
我们的一些最固执的错误信仰不是来自原始天真的直觉或粗心大意的错误，反而恰恰是塑造我们个性本色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基础信仰——对自己的判词，关于社会秩序的想法——根本不可侵犯：否定这些就是在怀疑自我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其他观点都要服从这些信仰。
换句话说，这些信仰是风向标，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做人做事有指向意义。如果我们认错了刚刚在后院看到的鸟类品种，或者搞错了第一个环行世界的人，我们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指出我们搞错的概念和事实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举足轻重，我们是无法容忍的。
就拿一个相当普通的美国餐桌辩论话题——失业原因——来举例子。几乎任何一群普通人，只要一碰到失业问题，什么样的智识问题都会冒出来。成见、证实性偏见、半真半假的话、不谙统计学，都会出来骚扰这场对话。
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坚定相信失业的人都是因为懒惰，而失业救济更加助长了这个风气。其实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就像很多证实性偏见的例子一样，这种想法可能也是源自个人经历。或许这是因为一生都没有失业过，也有可能是刚好认识一个人真的逃避工作。每一个“招工”的牌子——这就为证实性偏见提供了弹药——都是失业即懒惰的进一步佐证。一页招聘广告，或者一个不负责任、积习难改的外甥，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失业是个人的失败，而不是一个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
现在，再想象一下，如果餐桌上有一个人认为是美国经济的性质迫使人们失业的。这个人可能也会拿个人经历说事：他或她可能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创业，结果破产了，还远离家乡，或者有一个人被腐败或渎职的上司非法解雇了。每一个裁员的公司，每一个带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老板，每一家破产的公司，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对那些绝对不会主动选择失业的无辜百姓不利。失业救济，没有助长懒惰之风，而是一棵救命稻草，或许是一个老实人被彻底击垮前的最后一线生机。
当然，真正讲道理的人会讨论这两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的，但这两个人——我承认，我在这里有意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不会这么做。失业救济的确会打消一些人工作的念头，这一点无可辩驳；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一些企业的确沿袭了冷酷无情的传统，会牺牲自己的员工，那些被裁的员工不得不暂时依赖救济。这场对话可以无限制循环，因为工作勤勉派和好心办坏事派都能举出各种例子，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经过他们的证实性偏见小心筛选后的，虽然是真的，但说明不了什么。
这样的争论没有赢家，因为最终没有一个答案会让所有人满意。普通人希望听到专家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有很多答案，视情况而定。什么情况下救济会助长懒惰？人们多久会不得以失业一次？持续多久？这些只是大问题的小细节，一旦问题涉及自我印象，细节是派不上用场的。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接受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相斥的答案，所以只会让对方更疯狂地争辩。通过观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简洁地总结道，当事实与我们的价值观冲突时，“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设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否认证据”[19]。
这种倾向很强烈，以至于很多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宁愿杀死信使也不愿意听自己不喜欢的话。2015年的一项研究测试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某些新闻故事的反应，研究发现“保守派会贬低违背自己世界观的科学理论，自由派也是这样”[20]。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研究发现，如果某项科学研究挑战了他们的世界观，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怀疑自己，而是怀疑科学。“人们对科学的感觉，光是在读到那些两极分化的话题时，”其中一位作者提到，“就已经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书的后面会看到，要想解决政策选择方面的争论，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从研究领域搬到政治和民主选择的舞台上。如果民主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专家和平民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不过，首先他们要克服彼此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提高教育水平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教育，至少大学这个层次的教育反而是造成问题的一个原因。
[1] 参见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Pacific Standar Online, October 27,2014。
[2] 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译者注
[3] Justin Kruger and David Dunning,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 December 1999, 1121-1122.
[4]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5] “吉米鸡毛秀”，又名“吉米·坎摩尔现场”，是吉米·坎摩尔在ABC（美国广播公司）主持的深夜脱口秀节目。——译者注
[6] 古代欧洲使用的拉丁语中有一个sinister的单词，这个单词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邪恶的”，其二就是“左”。——译者注
[7] John Allen Paulos, Innumeracy: Mathematical Illiteracy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1), 9.
[8] Michael Crichton, “Panic in the Sheets,” Playboy, December 1991; archived at MichaelCrichton.com.
[9] 统计学中有一个分支学科——贝叶斯统计分析（因18世纪英国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而得名的）专门处理这一问题。
[10] Social scientists, no less than any other, are aware of this problem. See Charles O. Jones,“Doing before Knowing: Concept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of Political Science 18(1), February 1974.
[11] Maria Konnikova, “How a Gay-Marriage Study Went Wrong,” New Yorker online, May 22.2015.
[12] Jonathan Kay, “Has Internet-Fueled Conspiracy Mongering Crested?” in Mark Bauerline and Adam Bellow, eds.,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Templeton, 2015), 138-139.
[13] 事实上，学者罗斯·E.凯特（Ross E. Cheit）曾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处理不善的问题造成了悲剧性的反弹，由于公众摇摆不定，一会儿相信小孩子受到虐待，一会儿又高度怀疑任何虐待的指控。但是，人们终究还是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存在，歇斯底里的狂潮席卷美国，后来学者和执法机构的调查研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在日托中心或其他地方有这种网络存在。见Ross E Cheit, The Witch Hunt Narr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 51区，指的是两个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区域，距离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西北方130公里（37°14′06″N 115°48′40″W），有一个空军基地在此，此区被认为是美国用来秘密进行新的空军飞行器的开发和测试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因为许多人相信它与众多的不明飞行物阴谋论有关而闻名。——译者注
[15] Jef Rounder, “Guide to Arguing with a Snopes-Denier,” Houston Press, April 2, 2014.
[16] Ali Mahmoodi et al., “Equality Bias Impair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cross Cultur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March 24, 2015.
[17] Chris Mooney, “The Science of Protecting People’s Feelings: Why We Pretend All Opinions Are Equal,”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rch 10, 2015.
[18] Karl Taro Greenfield, “Faking Cultural Literacy” ,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y 24, 2014.
[19] Quoted in Chris Mooney, “Liberals Deny Science, Too.”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28, 2014.
[20] 其中一个区别就是，保守派对那些与之信仰相冲突的数据反应更为强烈，但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对保守派构成挑战的问题在当下社会更两极分化。”作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篇题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会对科学有偏见”（Both Liberals, Conservatives Can Have Science Bias）的新闻稿中写下了以上这些话。新闻稿发于2015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