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专家与民主
有意自己当家做主的人民，就必须用知识赋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詹姆斯·麦迪逊
我保留无知的权利。那是西方的生活方式。
——《冷战谍魂》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专家很糟糕”
在2016年的“脱欧”辩论中，关于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这个话题，主张脱欧的人特别指出专家是普通选民的敌人，因为大多数专家警告说脱欧是个糟糕的主意。英国脱欧运动的一个领袖，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事实不如英国选民的感觉重要。“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嗤之以鼻地说，“已经受够专家了。”
不过，一个美国作家兼外交政策专家詹姆斯·特劳伯（James Traub）后来注意到戈夫的轻蔑态度：
当然，像戈夫这样一个从牛津毕业还在保守党政府里当了几年官员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对于他／她这样的人来说，“专家”是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词。戈夫真正想说的是，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愉快地做梦，不被令人不快的事实所扰。[1]
英国本土主义的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甚至暗示说“专家们”实际上收了好处，是为英国政府工作的，或是收了欧盟的钱。[2]2016年7月，在全民公投中，52%的选民投票支持“脱欧”。
攻击专家其实是战略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一部分英国选民对政治知之甚少，而且本能地不信任那些强烈反对脱欧的精英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都可以转变成一种资本而加以利用。点票安全进行，几天后，脱欧派就承认，其实他们的很多说法要么夸大其词，要么是错的。“坦白说，”英国政治家、脱欧派人士丹尼尔·汉纳（Daniel Hannan）在英国的电视台上说，“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认为他们投了票，现在不会再有来自欧盟的移民了，他们会失望的。”汉纳的评论激起了选民的反弹，选民显然认为自己选择的政策是零移民。“这的确会让一些人不快”，汉纳说，他之后就宣布“关闭推特一个月”。[3]英国实际脱欧还得花上几年时间。但是，反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对专家的不信任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战中发挥了更加立竿见影和重要的作用。在2016年初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向专家发起了一波攻击。在早些时候的辩论中，特朗普在一些公共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失言就被人抓包。“他们说，‘噢，特朗普没有专家，’”他对参加集会的人说，“要知道，我一直都想说这句话……专家太糟糕了。他们说，‘特朗普需要一个外交政策顾问’……但假设我以前没有顾问，是不是就比我们现在做的糟一些？”[4]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专家和知识分子都抱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不仅在操纵普通人的生活，而且还做得很差劲，特朗普对专家的冷嘲热讽刚好利用了这一点。特朗普2016年的逆袭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些（比如人口多的地方也是赢者通吃）纯粹是偶然事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吹响了近期声量最大的一次号角，宣告专家之死将近。
特朗普的选战代表的是一人对抗建制派精英，我们可以看看他所动用的各种手段。他是要求奥巴马证明自己美国公民身份的几个“出生地质疑者”之一。他引用《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作为消息来源。他与反疫苗斗士站在一边。他承认他获取外交资讯的渠道是周日早上的电视节目。他暗示2016年初自然死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是死于谋杀。他还指控其中一个对手（泰德·克鲁兹）的父亲卷入了“阴谋论之母”——暗杀约翰·F.肯尼迪。
政治候选人的一大职业风险就是在竞选演说中犯下彻底的错误——就像任参议员时的巴拉克·奥巴马曾宣称到访过全部57个州，但特朗普在竞选时的无知是任性为之，且持之以恒。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关于政策的基本问题，与其因为无知而被羞辱，倒不如纵情享受，这是特朗普的选择。被问到核三角——美国总统可以支配的大型战略武器——的时候，特朗普说：“遇到核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小心。核力量会改变整个比赛。”他又围绕自己的核心思想补充道：“我想——我想，对于我来说，核就是权力，毁灭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不是失误。后来，特朗普的一个发言人被要求澄清这些评论，就开始打太极，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卡特里娜·皮尔森（Katrina Pierson）告诉福克斯新闻，特朗普很强硬，这才是关键所在。“就算你有一个很好的核三角，你不敢用又有什么好处呢？”她问道。和皮尔森一起出席节目的嘉宾是律师兼政治评论员库尔特·斯雷科特（Kurt Schlichter），一位退休的陆军上校，拥有化学和核问题方面的专业军事知识，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衡量都是铁杆保守派。皮尔森的一席话明显让斯雷科特大跌眼镜，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核三角的重点就是要对这该死的东西心存畏惧。”
特朗普都挺过来了，拿到了共和党提名，最后胜选，那是因为他最终让某一类选民产生共鸣，这些人认为懂得美国核威慑这种事情不过是知识分子哗众取宠的场面话。
更糟糕的是，选民不仅不在乎特朗普的无知或错误，他们很可能都意识不到他的无知或错误。心理学家戴维·邓宁和同事贾斯汀·克鲁格一起发现了达克效应，根据达克效应，知识或能力越低的人越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或无能。邓宁认为，他们描述的这种动态分布在选民当中也适用，甚至可能对理解2016年大选的奇异现象至关重要：
很多评论员指出，是特朗普身上的自恋和自负，导致他满怀信心地犯错。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看不到错误的本质，让任何可能的自恋和自负不加节制地膨胀。
在选民身上，缺乏专业知识也许是可悲的，但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缺陷，或许也没那么让人忧心。如果他们意识到了，就可以修补。但达克效应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一些选民，尤其是在生活中遭遇重大不幸的那些人，或许会喜欢特朗普说出来的一些话，但他们所知有限，无法让特朗普为自己的重大失言埋单。[5]
换句话说，当特朗普不假思索地说出最无知的话，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为他开脱，而是如邓宁所说，“选民没发现这些失言是他犯的错”。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最忠实的支持者集中在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当中。“我爱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朗普在赢得内华达州党团会议后欣喜若狂，这种爱显然是得到了回报。[6]美国人认为暗处的势力正在摧毁他们的生活，一个国家领导人所具备的任何可见的智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可疑的属性，他们把特朗普视为自己的捍卫者。但是，人们的这些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比如认为政治精英及其智囊团正在密谋对付他们？
人们萌生这些想法，有几分是因为观察政治精英及其智囊团的行为所得。比如说，在特朗普谴责专家无用的一个月后，奥巴马总统的一个顶尖外交顾问就坐实了这份疑虑，为人们攻击专家参与国家政策推波助澜。在向《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描述奥巴马政府向国会和美国公众施压，希望他们接受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的协议时，美国副国安顾问本·罗兹（Ben Rohdes）说，政府知道杂志会把“脏话从长篇报道中剔除”。
罗兹接受了《时代》记者戴维·塞缪尔斯（David Samuels）的采访，塞缪尔斯的报道问世的时候，他的客观性（关于伊朗核协议以及文中提到的几个人）就值得商榷。[7]不过，罗兹的坦白直率令人咂舌：他自豪地点出了他认为帮助政府为协议施压的智库、专家和记者——
“我们制造了一个回音室。”当我请他解释近期专家为协议发起的一轮猛烈造势时，他承认说，“他们在执行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说我们让他们说的话，使之生效。”
当我问他，如果这种扭曲事实且影响深远的竞选是另一个政府操纵的，是不是会让他感到害怕，他承认会的。“我是说，我也倾向于有一场冷静理性的公共辩论，然后由国会议员思考并投票，”他耸耸肩说，“但这是天方夜谭。”[8]
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会声称一些问题太过重要和复杂，尤其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故而不能交给资讯匮乏的公众辩论来决定，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通过秘密外交和活动来赢得民心，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政府历史的重要部分。
不过，罗兹说的是另一回事，对专家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更有危害性。其实这是他的一番吹嘘，意思是伊朗核协议是靠两件事达成的，一是歪曲专家之间的辩论，二是利用现在新媒体——尤其是接管全国报道的年轻记者——不明真相这一点。“我们对话的记者平均年龄是27岁，他们仅有的报道经历也就是与政治竞选相关的内容，”罗兹说道，“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简直一无所知。”
罗兹的暗示很明显。他不仅认为公众太笨，理解不了协议——这一点没错，只是罗兹并没有采取措施让公众变得聪明——还把包括国会在内的其他人也都当成傻瓜，认为他们参不透。对于罗兹来说，用错误信息来荼毒辩论，不过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福祉，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特朗普和罗兹，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公众的无知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不同：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中通过煽动最愤怒、最无知的选民来追逐权力，而罗兹在幕后操纵伊朗核协议的时候扔出了一个编造的故事供公众消费，暗地里却完全绕过选民，秘密地做着他和其他同伴认为最有利的事情。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容忍的。已经有很多人诟病专业知识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角色，指责其发挥的作用是危险的，本书也用了大量篇幅阐述这一点。专家，和教育者、记者、娱乐传媒公司和其他人一样，都在各司其职。可是，最终只有一个群体要为当前的事态负起根本责任，且只有他们能改变事态走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专家与民主：死亡螺旋
专家与政府彼此依赖，民主社会尤其如此。科技与经济的进步，让分工成为造福人民的必要条件，而分工就会造就不同的专业化职业。专业主义鼓励专家竭尽全力服务客户，尊重自己的界限，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界限，这是为最终客户——社会——提供全面服务的一环。
专制国家也要求专家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它们是通过威胁来榨取服务，通过命令来指挥专业知识的使用。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社会比民主社会的效率低，就算有一个历史迷思，那就是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纳粹德国和其他类型政体营造出来的高效假象，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9]在民主社会中，专家给公众提供服务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公民把各种问题的决策权交到了当选代表及其专家顾问的手中，而专家则请公众带着信任去接受这些努力，实际上这些公众已经有足够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判断。
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就像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关系一样，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但信任崩塌，专家和外行就变成了敌对势力。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民主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死亡螺旋，也就意味着衰落近在咫尺，要么是陷入暴民统治，要么是走向精英技术官僚统治。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结果，都会威胁到今日的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崩塌，就意味着民主社会停滞紊乱。美国公众在政治和通识上的贫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其他的社会紊乱正是在这样的土壤生根成长，欣欣向荣，2016年大选只是最近期的一个呈现。正如作家丹尼尔·利比特（Daniel Libit）所描述的，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专家发现，“美国选民的无动于衷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已经能让人灰心丧气”。[10]只不过，这一警示信号远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
作家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在2018年写道，在美国人朝着无知进发的时候，最让人忧心的不是“无知本身，而是无知还傲慢”——
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某事［据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问题在于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还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本来就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反理性主义和无知的毒液损害着从医疗保健到税收等各种话题的美国公共政策辩论。[11]
普通美国人也许从未喜欢过受过良好教育或专业人士的阶层，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如此大范围地把实际的学习当作一件坏事去鄙视。用“反理性”来形容或许还过于委婉了，这差不多可以算是逆进化，与经过验证的知识渐行渐远，朝着口口相传的民间智慧和神话倒退——只是有一点，现在是以电子的速度传播。
现在公民脱离公共政策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而文化水平直线下降、固执的无知野蛮生长成了其中的一环。人们所知有限，对于自己是如何被管理的更是不甚关心，至于他们的经济、科学或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也好像事不关己。但是，当所有这些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时候，公众就会感到被疏远。故而公众备感挫折，不知所措，他们开始逃离教育和公民参与，转而去追求其他东西，这又会反过来削弱公众的能力，如此循环，渐次加强，尤其是当公众逃离的欲望很容易被任意数量的娱乐产业满足，就更严重了。
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小玩意儿的便利时代，这一切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美国人（公平点儿说，还有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拒绝学习足够的知识来管理自己或是引导影响自己生活的政策，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变得有点儿幼稚。这表示公民权利已经不复存在，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恶劣的后果。
比如，如果公民都资讯贫乏，那知识更丰富的政府官员和精英知识分子就在事实上左右国家和社会的日常运作方向。西方保守派常常引用的一段话，也格外受到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喜爱，那就是奥地利籍经济学家F. A.哈耶克在1960年写下的：“对今日自由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现代政府中最必不可少、最有力量的那些人，这是一群高效率的专家行政人员，且一心扑在他们所认为的公益事业上。”[12]就连美国上下最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也会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很多领域的非民选官员和政策专家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是，如今这种情况是默许形成的，而非刻意营造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在强化精英主义，因为无知的欢愉无法发射通信卫星，协商海外美国公民的权利，或是提供有效的药物，这些都是艰巨的任务，即便最愚蠢的人现在也会要求这些东西，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面对这样无脑的公众，专家也不想与之接触，故而选择与同伴对话，不愿和外行人交谈。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所能提供的东西有着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视为应得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持续对“专家”感到愤怒，尤其是对“精英分子”。在现代美国社会，任何一个人，接受过任何领域的教育，又拒绝纵容公众的错误观念，都可以用“精英分子”这个词形容。当你告知美国人，终结贫困或预防恐怖主义比看起来的难多了，他们就会翻白眼。他们无法理解周围环境的复杂性，转而选择不去理解，还阴阳怪气地指责专家、政治领导人和官员控制了他们的生活。
知者与决策者
驱动民主与专业知识陷入这场死亡螺旋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民众不理解，或者说选择不去理解专家和民选决策者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在此凸显出来。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所有精英都是一样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钱有权。这种想法显然很愚蠢。不是一切有钱的人都有权，也不是一切有权的人都有钱。知识分子和政策专家几乎都不是有钱有权的。（相信我。）
不管乔治·W.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其他方面是不是做错了，但有一点他做对了：他提醒美国人，他才是布什政府各种行动的“决策者”。专家只能提议，民选的领袖来决定。其实制定政策的专家和民选领袖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人，也不能是一样的：即便是在一个市议会或一个小州，一个议员一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掌握现代政策制定所要求的一切问题（总统的时间就更不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需要请专家——所谓知者——来担任顾问。
有时候，顾问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失败。专家搞错了，他们建议政治领袖采取的行动路径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批评专家作用的人拿越南战争这样的国家创伤来举例。后见之明的好处就是，话怎么说都可以，那些批评听起来就好像如果事先咨询普通民众的智慧，这种令人痛苦的选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样。
可是，这种呼吁求助外行人的知识和德行的话，就是浪漫化的无稽之谈。记者、理查德·尼克松的传记作者伊万·托马斯（Evan Thomas）承认说，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种学术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这样的“企业巨头”，“离完美都有很大距离”，他们“要为越南战争以及死在那里的5.8万名美国士兵担负责任，更别提数百万越南人”。[13]但是正如托马斯指出的，还是这些专家和精英“让一个摇摇欲坠处在核战争边缘的世界秩序得到稳固。他们扩大贸易，强化联盟，承诺支付数十亿对外援助”。
这些政策本身可能并不会受欢迎，但它们帮助美国与西方世界挺过了冷战，迎来和平结局。更重要的是，非专家或民粹主义者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托马斯挑战读者把“20世纪60年代的错误和美国政府让公众共识来决定外交政策的时代做对比”：
20世纪30年代末，国会关闭自由贸易来保护美国工业，听取选民的心声，缩减军队规模，降低军队开支，不缔结同盟。结果呢？斯穆特——霍利关税使得大萧条进一步恶化，国际联盟的失败导致法西斯主义抬头和世界大战。
这就彰显了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人只有在出问题的时候才去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或外国援助这样的问题，其余时间里，只要国家事务照常进行，他们就开心生活，根本意识不到每天在运转的那些政策和流程的存在。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美国究竟需不需要所有这些专家，尤其是当专家的意见覆盖到这么多人，当灾难发生时，似乎无人负责。举个例子，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
曾经呼吁击溃现代专家阶层，至少在公共政策领域让专家消失：
政策知识分子——一群试图给实际竞选职位的普通人出谋划策的书呆子——给共和国蒙上阴影。就像一些侵略性物种一样，他们在今日的华盛顿大规模滋生，他们的存在扼杀了常识，让人们几乎丧失认识现实这么简单的能力。他们衣着光鲜地在国会做证，在报纸和电视上高谈阔论，甚至占据了行政机构里的关键职位，和善的模样下掩盖着不良的影响。他们就像放到五大湖里游窜的亚洲鲤鱼。[14]
可是，讽刺的是巴切维奇自己就是个多产作家，一名前高级军官，退休的教授，定期给同一群普通人提供详细的指导意见。不过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在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中，我们看得见的是五六百个决策者，但在他们身后其实有数千名专家，这些人也许根本不擅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专家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知者不能每次出错的时候都只是躲在民选官员的背后，让公众不要来烦自己，只去惩罚决策者。专家搞砸的时候，代表公众听取他们建议的领导人需要宣布自己的失败，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有些时候，修正专家的错误靠的就是历史悠久的蓝带小组及其建议。有时候答案就是解雇一些人。可是，菲利普·特劳克在他关于专业知识的经典作品中建议了其他方法，也许能对专家进行问责，而不是彻底毁掉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方式，包括提高透明度和竞争，让各个领域的专家不得不保存自己的工作记录，坦白交代自己对错的频率，还有期刊、大学和其他负责把关的人进行监督，让他们的同行难以逃避自己犯下的错误，为之负起责任。但这究竟起不起作用又是另一回事，特劳克也承认这种解决方案其实有很多障碍。
不过，最让人烦心的障碍就是公众的懒惰。如果普通公民都不在意，对这类事情根本没有兴趣，那追踪专家的记录，对他们评级打分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意义。特劳克指出，遗憾的是，普通人通常并没有兴趣去找拥有优异记录的专家，他们大多只对那些不费力气就能接触到并且立场一致的专家感兴趣。特劳克说的对，“在纷繁的主张和反驳中，如果消费者不想当一个有判断力的裁判”，只是在“知识产品的供应者”身上推行问责制，是不够的。比起“消极追求真相”，这些消费者可能更愿意花力气去“支持自己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会把专家当成“体育场上的心理学家，而不是研讨会上的心理学家”。[15]
专家需要有自己的意见，并且要让彼此负责。无论有多少原因——泛滥的学位，公众对专家意兴阑珊，在信息时代跟不上知识的生产速度——可是说到底，他们身居要位，却没有履行好社会要求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完成的职责。
专家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更好地履行责任的。不过，专家与公众的关系上还有其他问题是专家力所不能及的。普通人需要想一想，他们是怎样误解了专家意见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在公众对专家以及决策者的众多误解中，有五条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专家不是操纵傀儡的人。他们无法控制领导人何时采纳他们的意见。即使一个民选政治领袖和一个专家顾问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代表专家的观念会得到全面的贯彻。无论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或是奥巴马和罗兹，领袖不是一个容器，去盛下专家的想法。
任何一名称职的专家都有在政策游戏中败下阵来的经历。多年前我是美国一名资深参议员的助理，这个参议员把我当作值得信赖的顾问，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天里，态势紧张，我们在一次立场明确的分歧中唇枪舌剑，他把我轰出了他的办公室。即便是政治领袖和专家员工之间往往有一致的利益和观点，决策者或民选官员身上也还有专家永远无法感受到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专家无法控制领袖如何去实施他们的建议。专家面临一种“猴爪”的问题。（读者可能会记得，“猴爪”是20世纪初期一个著名的故事，故事讲述了一个有魔力的法宝，以最坏的方式满足人的愿望：当故事的主角许下愿望，想要得到金钱，他要付出的代价是儿子的生命。）专家可以建议决策者去做什么，但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建议没有用在正途上。比如，一个经济学家兼环境学家或许认为减税是个好主意，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了——被想要降低汽油税的国会采纳了。
第三，一个政策从概念到实施，专家是不可能全程指导的，这个事实往往会让公众感到困惑和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学术科目，尤其是在研究像政府和企业这样的大型机构时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就像一个大型的“传声筒”游戏，专家与决策者也许已经敲定了目标，但下面的机构可能会扭曲原本的政策，到了整个项目验收成果的时候，会发现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变成另一副模样，结果适得其反。
第四，对于自己的建议，专家无法控制领导人究竟会采纳几成。专家会提供建议，但政治领导人往往只听自己想听的部分，尤其是会受到各自选区欢迎的那部分。他们会动员专家去强调他们所青睐的信息。比如，有些专家也许提倡减税，还有些专家也许倡导增加从社会保障体系到国防等偏好型项目的开支。这两种立场——减税和增加开支——可能都有一个逻辑基础，但不可能同时采用。可是，专家无法控制一件事：政治家们可能会选择所有的选项，即便这些选项是彼此冲突的。（接着可能又要召集一批专家来解决大规模预算赤字的复杂问题。）
可惜，公众还是老样子。当营养学家把鸡蛋从饮食黑名单上拿下来，他们不是让人们每天早上点一份速食的鸡蛋三明治当作健康早餐。人们听到自己想听的话，然后就堵上了耳朵。当他们片面地吸收了专家的建议，然后导致了不良的结果，就会责怪专家不称职，因为每个人都要找个人来推卸责任。
第五，专家只能提供一些备选的选项。可是，他们不能做出有关价值观的选择。他们可以描述问题，但是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问题，他们不能左右人们的想法，即使大多数人对那些问题的本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
地球是否在经历气候变化？大多数专家认为是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原因。他们那些已经推断出来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模型是否准确，是一个合理的辩题。专家无法回答的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波士顿或上海或伦敦很可能再过50年就低于海平面了，但选民——有权犯错的人——也很可能会选择让下一代人来承担这个问题，而不是现在就牺牲自己的就业（或舒适生活）。
专家可以告诉选民有可能发生什么，但选民必须了解这些问题，决定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故而想要怎么做。让波士顿没入海里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如果人们忽略专家，就这样让事情发生，那也不是专家的失败，而是公民参与的失败。如果波士顿要变成威尼斯，那也应该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结果。如果选民还是不愿意去理解一些重要的问题，就因为这些问题太艰涩或太令人不安，那专家会放弃与之对话，转而依赖自己在政策界的位置来倡导自己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专家有时候也会失手或犯错，但是无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什么，一个进步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没有专家的。忽略专家的意见是个不现实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制定政策是很复杂的，而且还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免除了民众的责任，让他们无须去了解与自身福祉息息相关的问题。更有甚者，当公众不再去区分专家和决策者，而只是想在政策圈找个人为糟心的结果顶罪，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日益精进的政策，而是专业知识的进一步政治化。政治家们不会停止依赖专家，而是会去仰仗那些专门挑他们爱听的话说的专家，而愤怒的普通民众就会砰砰砰地敲打他们办公室的门。
这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民选领导人和他们的专家顾问都不想和无知的选民多费唇舌纠缠，所以民主和专业知识都被腐化了。到了这个节点上，专业知识就不再服务于公众的利益，而是服务于给公众把脉的政治派系的利益。现代美国已经离此不远，危在旦夕了。
谈共和国，首先要知道何谓共和国
专家问责的挑战因为一个事实而加重，那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并不理解本国的政府体系。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人们似乎不再轻易听到“共和国”这个词，这也从细微之处反映出，现代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混淆了“民主”和“共和国”这两个词；“民主”是一个总体的政治理念，而“共和国”表达的是一种政府形式。178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被问到正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上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一个共和国，”富兰克林回答说，“前提是你能保持住。”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找到一个知道共和国真实含义的人。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普通人太容易忘记管理他们生活的这个共和国政府，原本的设计就不是让大众来决定复杂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让一小撮技术官僚或专家来统治国家，而是提供一个媒介，让了解问题的选民——了解问题是关键词——有能力选择其他人来代表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决定。
美国人经典的想法可能是根植于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但美国并不是，或者说也从来不想成为雅典那样。美国人对此应该心怀感激。因为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2010年指出，大型机构不是通过调查每个人的意见来决策的，无论这个机构看起来多么“民主”：
汽车公司很聪明地把数百个供应商组织起来，变成一个供应商网，而不是设计自己的汽车。没人敢相信，一个连贯的设计理念的表达，是由一个庞大的、群龙无首的组织体系来完成的。这种供应商网没有一个集权的领导结构和清晰的权力线，他们在达成共识和设定目标上的确面临困难。他们无法做出战略性思考，他们会习惯性地起冲突和犯错。
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你又如何能就战略战术或理念方向做出艰难抉择呢？[16]
这是共和制政府创立之初意图解决的众多挑战之一。即便大多数人能够在自己胜任的领域尽职尽责，他们也无力把各自的决定凝聚成一致的公共政策，就像他们猜测一头公牛的体重或确定一只股票的目标价格那样。共和国的方法就是让少数人把公众那些无解的诉求汇聚起来，从而加以解决。
不过，当选民对手头上的任何问题都不甚了解，那确定公众真正想要什么，难度就是以指数级上升了。普通人抱怨专家的规则，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到复杂的国家问题中去，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是表达愤怒，而且放弃了自己在整个流程中的重要角色——也就是保持耳聪目明，了解资讯，有足够的政治常识来挑选代表自己发声的人——然后再提出参与的诉求。用伊利娅·索明（Ilya Somin）的话说：“当我们选举政府官员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这些官员统治的就不仅仅是投票支持他们的人，还有整个社会。当我们对其他人民行使权力的时候，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至少不能蒙蔽人民，要让人民了解合理的信息。”[17]
本书不是为了深思美国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更何况现在还有很多《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副本。但专业知识的陨落以及相应的对知识的攻击从根本上破坏了共和国的政府体系。更糟糕的是，发起这些攻击的人是最没有能力代替现行体系的一群人。我们当中信息最匮乏的人，却最藐视专家，而且对他们根本不肯用心去了解一二的事务，却要求有最大的发言权。
人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其实没有定数，而是看自己支持的人是什么主张，就会随之改变自己的心意。喜剧演员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一直爱开玩笑，这一次，他拦住街上的人，问他们更喜欢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税收计划。可是受访者不知道基梅尔对调了两人的方案细节。后来《国会山庄报》（The Hill）报道说，受访者的回答是基于自己支持谁：“果不其然，当希拉里支持者发现自己认同的是希拉里竞争对手的提案时，个个都目瞪口呆。”有一个人，当被告知自己支持的是特朗普的方案，而不是希拉里的方案，决定孤注一掷：“好吧，那我就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吧。”[18]
基梅尔的狂欢实际上阐明了民调员和竞选活动专家早就了然于心的一个事实：比起候选人的想法或政策，选民往往对候选人本身及其性格更感兴趣。《赫芬顿邮报》的民调主任阿里尔·爱德华兹——利维（Ariel Edwards-Levy）这样说道：
美国人啊，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其实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如果这个问题还很错综复杂或模棱两可，那他们就无所适从了。可想而知，人们很容易把党派当作线索——如果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主张某个议案，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这个议案不错，反之亦然。[19]
但爱德华兹——利维和她的同事也如法炮制了基梅尔的“伏击”，不过形式上更正规一些，他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共和党内有些人在医疗保健和伊朗问题上与民主党观点大相径庭，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立场与民主党的一样，那在共和党遇到的反对阻力就小多了。如果民主党派的政策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那民主党人士对自己党派立场的支持力度就小多了。
至少税收政策和医疗保健是切实存在的问题，且各党立场不同。2015年，一个叫公共政策调查的自由主义民调组织问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是否支持轰炸阿格拉巴（Agrabah）。近乎1/3的共和党受访者说会支持这个行动，只有13%的共和党人反对，其余不确定。民主党人就不太倾向于军事行动，只有19%的民主党派人士支持轰炸，还有36%的民主党派人士坚决表示反对。
阿格拉巴并不存在，是1992年的迪士尼动画片《阿拉丁》（Aladdin）中虚构的一个国家。自由派人士得意地表示，这项民调证明了共和党人的无知和攻击性，而保守派人士反驳说，这只说明民主党人无论对形势了解多么不足，都会条件反射地反对军事行动。可是，对于专家来说，这个民调捕捉到了一个事实，就算是偶然也好，这个事实是绕不过去的：43%的共和党人和55%的民主党人对轰炸一部动画片里的地方都表达了实际确定的观点。[20]
有些游戏对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普通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被民调员操纵了，或是被基梅尔这样的喜剧演员戏弄了［或是福克斯新闻的名主持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他也曾做过类似的街头民意测试］。而且，如果媒体给选民呈现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各方”观点，却不指明哪种观点更加权威，那公众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就像心理学家德里克·科勒（Derek Kohler）所说的：
政府行为有一部分是由民意引导的。民意有一部分是由专家的想法引导的。但是民意有可能是——而且通常是——背离专家观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公众拒绝承认专家的合理性，而且还因为公众也没有能力辨别主流的专家观点是什么。[21]
比如说在一场脱口秀上，一个科学家说转基因是安全的，一个活动分子说转基因是危险的，这场脱口秀看起来就是“平衡的”，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差不多九成科学家都认为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来说是安全的。在争执不休中，某一刻，公众也只好放弃，回去依赖更简单的资讯来源，哪怕只是脸书上的迷因。
即便如此，公民的无知和脱节，也是无法开脱的，尤其是过度依附党派的情形，人们对一个政策改变心意，只是因为看谁来倡导这个政策。如果公众不了解一个问题的实质，那他们投票的依据只能是看自己喜欢谁，而不是看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决策者及其专家顾问自己也疑惑不解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苛责他们。是人民挑选了自己的代表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但如果人们自己都分不清阿格拉巴、乌克兰或叙利亚，一个共和国又如何能好好运转？
换句话说，如果公众声称自己被误导或被蒙在鼓里，专家和决策者除了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也别无他法。
当外行人漠视专业知识，宣称自己受够了所有事，受够了所有人，他们忘记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还是每天有一大堆麻烦的问题要处理。这些官员可没有闲工夫去诅咒专家和民调，然后龟缩到自己的电视或电脑屏幕前，或是游戏世界里。他们还得做出各种承诺，有时候是生活上的承诺，但大多还是资金上的承诺，并保证会投入到从航行权到儿童保育等各色事务中去。这些决策及其实施方式会影响到所有公民的生活，不管你是对这些事务了如指掌，还是一无所知，无论你是积极参与，还是与世界脱节，都在其中。
在一个共和国，公众、专家和民选官员之间的信任破裂，会导致各种可能的结果。而公众尤其需要去信任领导人及其专家顾问。可是，当普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三方的关系就很难维系了。
当信任破裂，公众的无知就可能被愤世嫉俗的人操纵，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反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让民主短路的手段，因为在任何文化中，民主想要保持稳定，都需要公众切实理解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普通人已经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心存疑虑，只需要一点点刺激，就会把矛头对准专家，甚至有些时候这样的反叛是被其他知识分子处心积虑引导的。
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请电台听众去购买地图，这样他们就能跟上他讲述“二战”的思路了。全国的地图很快售罄。2006年，时间过去不到65年，一项全国调查发现，18—24岁之间的美国人（最有可能会去参战的一群人）中有将近一半认为没有必要知道其他正在发生大新闻的国家的位置。[22] 10年后，2016年大选鸣锣开鼓，唐纳德·特朗普在阐述对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策略时，引发欢呼，他说：“我会炸到他们屁滚尿流。我会炸掉他们的油管，炸飞他们的炼油厂，轰炸他们的每一寸土地，把那里夷为平地。”
这还是一个共和国吗？或者，这个共和国也许只存在于地图上。
我和你一样出色
最后也是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公民，尤其是美国人，不再理解民主的含义了。或许这才是腐蚀专家和民众关系的罪魁祸首。专家和民众的关系不是“民主式的”。所有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有同样天赋的，或有相同才智的。可是，民主社会总是引诱大家愤愤不平地去坚持这份平等，这其实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无知。
可悲的是，现代美国就是如此。民众不再理解民主是意味着一种政治平等，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有投票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人现在认为民主是一种实际上的平等，关于普天之下的任何话题，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样好的。感觉比事实重要：如果人们认为疫苗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一半的预算都投入对外援助了，而你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是“不民主的”或者“精英主义的”。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英国作家C.S.路易斯很久之前就提出过警示，当人们不再能区分政治平等与实际平等的时候，就会对民主造成威胁，这句话出自他1959年的一部非常生动的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创作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聪明而邪恶的魔鬼赛诸葛（Screwtape）。
赛诸葛是地狱最资深的官僚之一，地狱有一个培训新魔鬼的学校，赛诸葛受邀为毕业典礼致辞。在演讲中，赛诸葛没有谈在他看来很沉闷的诱惑个人灵魂之事，而是纵览全球格局。当他被人类的进步（包括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取消奴隶制等等）击退，他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地狱的希望，而不是人类的希望，利用这样的时机扭曲民主的概念，让它远离原本高尚的内涵。
“民主这个词，你必须用它牵着人类的鼻子走”，赛诸葛兴高采烈地建议毕业生们，然后他承诺，只要把“民主”这个词“单纯当作咒语一样使用”，人类就很容易被愚弄，不仅会去相信一个很显而易见的谎言，还会把这个谎言视如珍宝，从而助长这个谎言的滋生：
我所说的这种感觉，当然是能触发一个人说出“我和你一样好”这种话的。
说出“我和你一样好”的人内心其实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他是这么想的，就不会说了。伯纳德从来不会对一只玩具狗说这句话，学者也不会对一个傻瓜说这句话，有工作能力的人也不会对一个流浪汉说这句话，漂亮的女人不会对相貌平平的人说这句话。除了严格的政治领域外，只有自我感觉在某些方面不如人的人才会声讨平等。这句话表达的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渴望、刺痛和扭曲的意识，明明知道自己不如别人，却不肯接受现实。
怨恨由此而生。是的，他们憎恨其他人身上任何的优越之处，对其加以诋毁，希望这种优越灰飞烟灭。[23]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1930年写《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时就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大众碾碎任何不一样的东西，只要是优秀、独特、合格以及出类拔萃的，大众都要毁灭。任何人，只要与众不同，思维方式独特，都有被消灭的风险。”[24]
“我和你一样好，”赛诸葛在演讲结尾大笑着说道，“是毁灭民主社会的有效手段。”
的确如此。当愤愤不平的普通人要求所有成就的标志，包括专业知识，都要以“民主”和“公平”之名实现平均和平等，那民主或公平就都无望了。一切都被观点绑架，所有观点都要以平等之名拉到最低的共同标准上去。因为无知的人不愿意给孩子注射疫苗，导致百日咳爆发，是包容的迹象；因为狭隘的孤立主义者在地图上找不到其他国家，导致与外国同盟关系破裂，是平等主义的胜利。
民主，21世纪初在美国实施的时候，已经成了充满怨恨和愤怒的事业。自恋的大学生怀揣玻璃心，电台谈话节目的死忠粉丝在自我认同上感到愤懑不平、伤痕累累，玻璃心碰上了自我认同，这些人还都要求被其他人同等认真对待，无论他们的观点多么极端或无知。专家被当作精英主义者嘲弄，在大众的认知里，精英主义者就是压迫“我们人民”的众多团体中的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民”这个词现在已经被选民随意用来表示“我”自己。专家建议，或任何普通人眼中的精英在获取大量信息后所展开的思考——那就几乎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了——都要被拒绝，这是个原则性问题。民主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专家的反抗
我无意用这么悲观的语调结束本书，但我不确定我有多大选择的余地。无知的很多成因都是可以克服的，前提是人们愿意去学习。不过，傲慢、自恋和怀疑的毒害是无可消弭的，而美国人现在恰恰就用这些东西全副武装起来对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努力。
传统的解决方法不起作用了。教育没有打破继续学习的障碍，反而告诉年轻人他们的感觉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对很多学生来说，“上大学”仅仅是自我确认的又一个练习。媒体面临四面八方的竞争，不再告诉消费者什么是重要的，而是征询消费者想要知道什么。互联网是个福祸参半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信息被反智主义毒害。
面对公众坚定的无知，专家败下阵来。“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无力感，”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劳工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说，“我们觉得我们能训练我们的学生，但我们的学生不是公众，我们不知道如何教育公众。”耶鲁大学教授丹·卡亨（Dan Kahan）更加悲观。“用知识轰炸民众没有用，”他在2015年这样说道，“向民众解释根本不起作用，但我就是这样在一遍一遍地解释事实。也许这是老天跟我开的玩笑。”[25]
有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迹象就是专家似乎在反抗民众对专业知识的攻击。比如说，詹姆斯·特劳布在谴责英国脱欧的结果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是时候让经典西方自由主义的卫士“起来对抗无知的大众了”。[26]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被人无情地指责为“精英主义”，这样的指控在讲究平等主义的美国，比在欧洲或其他分阶层的社会文化中更有影响力。特劳布自己也认识到：“不得不说，人民是容易迷惑的，而领导人的任务就是给他们解惑。这是‘精英主义者’吗？也许是吧，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赞颂一切个人信仰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只有精英主义者在信奉理性、专业知识和历史的教训。”
无论如何，在很多国家，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似乎都受够了。说个趣闻吧，当我这篇《专家之死》的初稿流出时，美国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很多其他专业人士都联系了我，这让我大感意外。他们不仅给我讲述了自己的挫折，还有他们因为与病人、客户、学生的关系破裂而生发的愤怒和悲伤，甚至还有亲密友谊的降温，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最终提出要求，不想再继续对那些资讯匮乏的人耳提面命了。
尤其是医生，似乎真的是厌烦了。举个近期有趣的例子，2015年，基梅尔——没错，再一次——运作了一个讽刺公益广告，广告中真实的医生对着害怕注射疫苗的顽固病人破口大骂。“还记得你那时候得小儿麻痹症吗？”其中一位医生问道，“不，你不记得。因为你爸妈带你［咒骂语］注射疫苗了。”另一个医生说：“我就这一天不上班，还要来跟你这个白痴聊疫苗？”这时另一个医生插话说：“就是因为有些傻瓜读到了一封转发邮件，你还听信了这些傻瓜的话？”
基梅尔的广告疯狂传播，被主流媒体报道，单单在优兔（YouTube）上的播放次数（到本文撰写之时）就超过800万。当然，反疫苗的人旋即做出反应。像Infowars.com这样的网站和一些反疫苗博主称医生无知，是腐败系统的工具，当然还有其他常见的侮辱语言。但反疫苗的浪潮现在似乎达到顶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专业人士及其支持者决定像阴谋论者那样利用媒体和互联网。
在媒体上的这种努力会挽救一些孩子的性命，但还不足以打败反对专业知识的运动，或扭转其对美国民主所造成的影响。最终，专家无法要求公民去关注周围的世界；他们不能坚持要求人们健康饮食或增加锻炼；他们不能拽着民众离开最新的真人秀节目而是去看看地图；他们不能通过强制命令来治愈民众的自恋。
可悲的是，我怀疑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场出乎预料的灾难：可能是一场战争，或是一次经济崩溃。（比起只有勇敢的美国志愿军参与的海外战争，我说的这种大型战争对美国的撼动力要大多了，或是一次真正的大萧条，而不是21世纪初的经济衰退。）可能是一次无知的煽动行为，这种事情正在美国和欧洲展开，或是技术官僚掌权，最后终于丧失耐心，因此把投票只当作一种走过场的形式。
在西方国家和美国想要创造出生机勃勃的知识和科学文化，需要民主和世俗的包容，没有这种美德，知识和进步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宗教和民粹的攻击。屈服于诱惑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很多厄运，包括大规模镇压、文化和物质的贫乏，以及战争的失败。
我对美国制度仍然有信心，我也认为美国人还有能力脱掉自我和孤立的外衣，承担起公民的责任。他们在1941年做到过，又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试炼中做到，到了“9·11”袭击后，他们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然后，每一次他们都会陷入自满，每一次他们都会把无知和愤懑的坑挖得更深。到了某一刻，他们也许就再也看不到天光了。
我们只能默默祈祷，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民众、专家和决策者会啃下这个硬骨头，讨论专家的作用和美国民主中的受教育精英（这样的辩论目前还是不受欢迎）。受到特朗普挺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冲击，安德鲁·苏利文在2016年警告说：“精英分子在民主社会中仍然至关重要”——
他们重要不是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拯救民主的关键力量。政治体系可能会遭受打击，陷入低迷，顺从网络的算法，顺从一个天才煽动家的三言两语，但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要继续努力把民主和精英责任相结合，打造出一个近乎独特且稳定的美国制度。
我们在这个民主时代需要精英——这样的主张似乎令人震惊，尤其是我们周围财富不均和精英失手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我们的确需要精英去保护珍贵的民主，以免民主的道路走过头儿出现动荡不安。[27]
路易斯创作的赛诸葛知道，民主代表一种政府体系，而不是实际的平等状态。民主社会中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平等的，但观点不是；美国社会最好能迅速重建新的基本规则，让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其服务的社会能进行卓有成效的互动，而且越快越好。
专家需要时刻谨记：他们是民主社会和共和国政府的公仆，而不是主人。可是，如果公民要当主人，不仅要用教育来武装自己，还要具备一种公民道德，让他们能时刻参与管理自己的国家。没有专家保驾护航，外行人是做不到的，他们必须抛弃积怨，接受这个事实。同样，专家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的建议在自己眼中是显而易见和正确的，但在一个与他们关注点不同的民主社会中，不见得总是会被采纳。否则，当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无止境的追求，追求的是给无根据的观点自然而然的尊重，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包括民主和共和国政府的终结。
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专家意见。我也可能是错的。
[1] 参见James Traub,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Experts,” Foreign Policy, July 7, 2016。
[2] 引自Michael Deacon, “Michael Gove’s Guide to Britain’s Greatest Enemy…the Experts,”Telegraph online, June 10, 2016。
[3] 引自Stephen Castle, “Having Won, Some ‘Brexit’ Campaigners Begin Backpedaling,” NewYork Times online, June 26, 2016。
[4] 引自Nick Gass, “Trump: ‘The Experts Are Terrible,’” Politico.com, April 4, 2016。
[5] David Dunning, “The Psychological Quirk That Explains Why You Love Donald Trump,”Politico.com, May 25, 2016.
[6] 例如，参见Jennifer Kerr, “Educational Divide in GOP White House Race: What’s Behind It,” Associated Press, April 3, 2016; Max Ehrenfreund, “The Outlandish Conspiracy Theories Many of Donald Trump’s Supporters Believ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y 5,2016; Scott Clement, “Donald Trump Is Splitting the White Vote in Ways We’ve Never Seen Befor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y 31, 2016。
[7] The Journalist Jeffrey Goldberg, for one, claimed that Samuels was using the piece to settle a personal score with him.参见Jeffrey Goldberg, “Ben Rhodes and the ‘Retailing’ of the Iran Deal,” Atlantic online, May 9, 2016。
[8] David Samuels, “The Aspiring Novelist Who Became Obama’s Foreign-Policy Guru,” New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online, May 5, 2016.
[9] 《星际迷航》原版系列的经典剧情，1968年首播，主要讲述一个善意的教授做出了一次误导方向的努力——试图在整个星球推行纳粹制度。最终以灾难收场，但是垂死的教授仍然称纳粹德国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国家”，这时候，这部剧的理性声音——斯波克插话说，“很对”。事实上，纳粹德国深度腐败和低效，很多顶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1933年后逃离这个国家。可是，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纳粹的效率神话。
[10] Daniel Libit, “How the Expert Class Got Trumped and Berned,” CNBC.com, May 12, 2016.
[11] Susan Jacoby, “The Dumbing of America,” Washington Post online, February 17, 2008.
[12] Friedrich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The Definitive Edition(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2011), 378.
[13] Evan Thomas, “Why We Need a Foreign Policy Elite,”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y 8,2016.
[14] Andrew Bacevich, “Rationalizing Lunacy: The Intellectual as Servant of the State,”Huffngton Post, May 8, 2015.
[15] 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31–232.
[16] 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New Yorker, October 4, 2010.
[17] Ilya Somin, “Political Ignorance in America,”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eds.,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 166.
[18] Neetzan Zimmerman, “Kimmel Fools Hillary Supporters into Backing Trump’s Tax Plan,”The Hill, September 30, 2015.
[19] Ariel Edwards-Levy, “Republicans Like Obama’s Ideas Better When They Think They’re Donald Trump’s,” Huffpost Politics, September1 ,2015.
[20] Nick Saffran, “Wipe That Grin Off Your Smug Faces, Progressive Pollsters,” TheFederalist.com, December 29, 2015.
[21] Derek Kohler, “Why People Are Confused about What Experts Really Think,” New YorkTimes online, February 14, 2016.
[22] Jacoby, “Dumbing of America.”
[23] C. S. Lewis, The Screwtape Letters with Screwtape Proposes a Toast (New York: Image,1981), 136–139 ( emphases in the original).
[24]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18.
[25] 参见Libit, “How the Expert Class Got Trumped and Berned”; and Julie Beck, “Americans Believe in Science, Just Not Its Findings,” Atlantic online, January 29, 2015。
[26] James Traub, “It’s Time for the Elites to Rise Up against the Ignorant Masses,” Foreign Policy, June 28, 2016.
[27] Andrew Sullivan, “Democracies End When They Are Too Democratic,” NYMag.com, May 1, 2016.
第六章 当专家错了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