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来帮你“谷歌”一下
——无限的信息是如何把我们变愚蠢的
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就像高速移动的粒子流，而我的大脑现在只会被动接受这样的信息。我曾经是个在语言之海中深潜的潜水员，而今我却像个玩喷气式滑水板的家伙似的在海面上风驰电掣。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也许互联网是能让我们所有人变聪明的，但实际上它却让我们很多人变愚蠢了，因为互联网不仅是好奇者的吸铁石，还是轻信者的落水坑。互联网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即时专家。你有学位？呵呵，我有谷歌搜索！
——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
不要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都相信，尤其是名人名言。
——亚伯拉罕·林肯（或许是吧）
史特金定律[1]的回归
你问任何一个职业人士或专家，是什么导致专家之死，大多数人会立刻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互联网。过去人们需要咨询某个领域的专家的建议，现在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答案。如果你能靠自己获取信息，那又何必去依赖那些比你有更多教育和经验的人——或者更坏的情况，还得预约？
胸痛？问问你的电脑。“我胸痛是为什么？”在0.52秒之内就会搜出超过1 100万条结果（至少在我用的搜索引擎上是这样的）。一连串信息充斥在你的屏幕上，各种忠告纷至沓来，来源参差不齐，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到其他没那么声名显赫的机构。有些网址还会草率地给潜在病人做个诊断。你的医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以为他是谁啊，怎么能和你面前热情洋溢的屏幕争个高低，屏幕不到一秒就能回答你的问题。
事实上，谁也别想和谁争辩。在信息时代，没有什么观点是屹立不倒的。我们现在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里储存的信息比整个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2]的馆藏还要多。在这本书的前文，我提到了经典情景喜剧《欢喜酒吧》里的人物克里夫·克莱文，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本地人，平日里就喜欢在一个波士顿酒吧给其他常客普及知识，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但是，放到今天，克里夫不可能存在：他一说开场白“众所周知”，酒吧里的所有人都会掏出手机，证实（更多情况下是证伪）克里夫的任何言论。
换句话说，技术创造一个世界：我们人人都是克里夫。然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尽管恼怒，但专业人士可能会认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受到挑战，互联网不是首要原因。与其说是互联网导致专家和外行之间的沟通崩塌，不如说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在通往学识渊博的道路上，互联网提供了一条捷径。网络上有源源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实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
专家都知道，事实不等于知识和能力。在互联网上，“事实”有时候还不是事实。在抵制现有知识的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战斗，而互联网就像是炮火增援：持续不断的随意轰炸，互不相干的信息像雨点一般砸在专家和老百姓身上，震耳欲聋，任何想要进行理性探讨的念头都在枪林弹雨中灰飞烟灭。
互联网用户创造了很多幽默的法则和推论来描述电子世界的讨论。不管辩什么话题都要带上纳粹德国，就是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3]和希特勒归谬法（reductio ad Hitlerum）[4]的灵感来源。网友的观点往往都根深蒂固且无法改变，这就是珀梅尔定律（Pommer’s Law）的根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想法会被他／她在互联网上浏览的信息所改变，那这种改变本质上都是从没有观点到持有一个错误观点。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则，包括我个人的最爱，斯凯特法则（Skitt’s Law）：“任何试图指责纠正另一个帖子拼写或语法错误的帖子，本身必定含有拼写或语法错误。”[5]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早在个人电脑还没有问世时就已经存在的法则——史特金定律，是由传奇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Theodore Sturgeon）提出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品味高雅的批评家贬低通俗文学的质量，尤其针对美国的科幻小说。他们认为科幻和奇幻写作是文学贫民窟，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说大多数都是毫无价值的。史特金愤怒地回应，说这些评论家把标准定得太高。他说，大多数领域的大多数作品，质量都低，包括当时人们眼中的严肃作品。“任何事物，90%，”史特金宣判，“都是垃圾。”
放到互联网领域，史特金的90%定律可能还是虚报低价。整个互联网的规模和容量之大，以及互联网无法自动区分有意义的知识和无聊的噪声，都意味着优质信息总是会被冗余数据和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淹没掉。更糟糕的是，无法跟上互联网的发展变化，就算有任何团体或机构想尝试，也是无路可寻。1994年，线上网站不到3 000个。到了2014年，网站数量超过了10亿。[6]其中大多数都是可以搜到的，而且会在几秒钟内就呈现在你眼前，至于质量如何暂且不论。
好消息就是，就算史特金定律成立，那也还是有1亿个优质网站。这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大型新闻报刊（很多都是网站比印刷版的更普及），智库、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页，还有大批科学、文化、政治界要人的网站。当然，坏消息就是，只有在海量冗余信息的暴风雪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方能重见天日，找到这样的信息。至于那些或无用或误人子弟的冗余信息，人人都贡献了一分力量，从用心良苦的祖母，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杀手。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同一个星球上最愚蠢的一些人也在互联网落户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鼠标点击下一页或下一个链接。
在互联网上停靠着无数大型垃圾装卸车，这是史特金定律的梦魇。人们要在几十个电视新闻频道中进行选择、获取信息，已经是左右为难了，现在又要面对成百万个网页，而且成立网站没有门槛，只要你愿意付费就行。互联网持续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它让更多人能够更多地获取信息，彼此交换信息，这是前所未有的，就这一点而言，互联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互联网也有阴暗面，它对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和对待专业知识的态度造成了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人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任何东西，这就让公共空间充斥着不良信息和半桶水的见解，泛滥成灾。互联网让百花齐放，但大多数花却散发着臭味，包括一些随心所欲的博主在那痴人说梦，天马行空的阴谋论，还有团体和政府精心策划的运动，内里包裹的却是虚假信息。互联网上有些信息是错的，因为看上去就凌乱马虎；有些是错的，因为好心人就是不太懂事；还有一些是错的，因为发布信息的人就是出于贪婪或纯粹的恶意。而媒介本身，没有评论或加以编辑，会以同样的速度把这些信息奉上。互联网是一个容器，不是一个推荐人。
而这恰恰就是纸媒那个基本悖论的升级版。正如撰稿人尼古拉斯·卡尔所指出的那样，15世纪古滕堡的发明让早期的人文学者“咬牙切齿”，他们担心“印刷书和大报[7]会破坏宗教的权威，让学者和作家的作品贬值，煽动暴乱和道德败坏”[8]。
那些中世纪的摇头族也不完全是错的。这些印刷厂大规模印制了《圣经》，教人们阅读，最终提高了识字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自由。当然，也有人利用印刷品来宣传疯狂的东西，比如《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9]，引导人们把言论和事实混为一谈，支持极权统治者的宣传作品，破坏人类的自由。互联网就是以光速运行的印刷厂。
除了助推虚假信息的洪流，互联网还削弱了普通人和学者进行基础研究的能力，这种技巧本来能够帮助每个人在杂草丛生的信息荒野里去芜存菁。这句话从一个学术界的人口中说出来，听着有些奇怪，因为我欣然承认，互联网的存在让我的写作轻松了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我要想整理写出一篇论文来，得随身抱着一大捆书和文章。现如今，我只要把各种可读的电子版文章存到浏览器的书签和文件夹里，一切都触手可及。这不是比在一个图书馆的复印机前花几个小时看到眼快瞎了强吗？
从某些角度来说，互联网的便利性是莫大的福利，但仅限于接受过调研训练、明白自己在找什么的人。订阅电子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或《国际安全》（Interntaional Security）比在图书馆埋头查阅或不耐烦地查看办公室信箱容易多了。可惜，这对学生或未受训练的普通人来说毫无益处，他们没有学过怎么判断信息的出处或作者的可信度。
而图书馆，或者至少里面的索引和学术期刊，是你摒除各种干扰和喧嚣的第一个切入口。去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尤其是当一个读者还会花时间去向图书管理员求助。但互联网就不像图书馆。互联网就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任何人都可以往里面丢任何东西，从第一对开本到伪造的照片，从科学论文到色情文学，从短公告到毫无意义的电子涂鸦。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的环境，敞开大门，来者不拒，受市场或政治驱使的内容，老百姓不明就里决定发布的内容，没有专家把关，统统可以进来。
猫王（Elvis Presley）的5 000万粉丝真的会错吗？当然会了。
具体来说，当你搜索某个信息，出来的结果是由这个搜索引擎的算法决定的，搜索引擎的背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使用的标准往往都是对用户不透明的。一个年轻人对“二战”时期的坦克充满好奇心，于是到互联网去搜索，结果出来的很有可能是电视名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愚蠢的——但最畅销的——《刺杀巴顿》（Killing Patton），而非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事历史学家的著作，虽然难啃，但更为精确。很遗憾，互联网世界和现实生活一样，金钱和名气很重要。
在浏览窗口输入关键词不是调研，那只是在向一个由程序控制的机器提问，而机器本身是无法理解人类的。真正的调研是很难的，而且当人们在成长的环境中不时会受到电子产品的刺激，调研也是很枯燥的。调研需要人们有能力找到真实的信息，总结，分析，整理成文，呈现给他人看。这不是科学家和学者专属的，而是高中教育应该传授的一组基本技能，教会每个毕业生，因为在很多工作和职业中，调研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屏幕已经有答案，只消搜索一下，几秒钟之内就能生成数百万个答案，挂在五彩缤纷、看起来很权威的网站上，排版漂亮，那又何必费劲去做枯燥乏味的调研呢？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互联网正在切实地改变我们阅读的方式，推理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最倒霉的情况就是都没逃过。我们期望信息是即时提供的。我们希望信息被拆解之后，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再是字体小、易破损的纸质书，拜托——我们希望信息的内容是我们想看到的内容。人们不再做那么多的“调研”，因为他们“只需要花费最少的力气，用最短的时间，就能在网上搜索出漂亮的网页，给出的答案还是他们喜欢的”。搜索出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从表象上看，似乎这就是知识，让人们误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其实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得对：真正会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而是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最后，可能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更刻薄和浮躁，无法进行对彼此有益的讨论。即时通信的主要问题就是即时二字。互联网让更多人能够彼此对话，前所未有——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条件——每个人都能即时地和别人对话，但这也许并不总是件好事。有时候，人们需要暂停，反思，给自己时间来接收信息，咀嚼消化。然而，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结果他们又得花精力去替自己的直觉反应辩护，而不是接收新的信息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指出错误的人学识更高或经验更丰富，那这情形就更明显。
互联网上哪些是假的？一切
要把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全都收录进一本书，根本做不到。神奇疗法、阴谋论、伪造的文件、张冠李戴的引言，还有更多，都是在全球知识花园里野蛮生长的顽强杂草。至于优质一些但没那么顽强的花草，根本没希望存活。
比如，在时间的长河里屹立不倒的古老都市传说和阴谋论经过修修补补，在网络上重获新生。我们都听说过下水道的鳄鱼，名人的离奇死亡，还有图书馆倒塌是因为没有人计算过书的重量，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在互联网上，这些故事经过精美的编排，还配上图片。它们通过邮件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现在就有了一些团体，比如令人钦佩的Snope.com[10]网站和其他的事实核查组织，它们就做一件事，扑灭知识垃圾篓里烧不尽的野火。
可惜，它们是在与大势为敌。人们上网，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不良信息得到纠正，或让自己珍视的理论被推翻。他们想让这个电子数据库来肯定他们的无知。2015年，《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凯特琳·杜威（Caitlin Dewey）就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她担心事实核查永远无法打败谬论和骗局，因为“没人有时间或认知能力去推理出所有明显的微妙差别和差异”[11]。最后，她叹气道：“揭穿他们也于事无补啊。”
在她写下这些话的两个月后，杜威和《华盛顿邮报》放弃了，停掉了每周专栏《互联网上哪些是假的》。这样的疯狂，谁能与之俱进，而且一旦骗子搞清楚怎么通过传播谬论来骗取点击量，以此捞钱，那就更是追不上他们的步伐了。“坦白说，”杜威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个专栏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当下的困局。这种形式根本行不通。”而杜威与专业研究员的对话就更令人警醒，研究员告诉她：“当下制度不信任感极高，认知偏见总是非常强，以至于那些相信假新闻的人常常只有意消费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资讯——即便这些资讯明显是假的。”[12]杜威和《华盛顿邮报》对抗互联网，互联网赢了。
很多无稽之谈，尤其是政治上的传说，一搭上互联网就开始风靡，而且还长盛不衰。一个固执的怪人团体可能至今还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美国人从来没登上过月球，但对其他人来说，所有从太空传回来的照片已足够证明一切了。至于一些都市传说，像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非洲，“9·11”恐怖袭击其实是乔治·W.布什精心策划的，美国财政部密谋把美元换成一种世界货币，就算连带着摄像机的宇航员也帮不上忙了。社交媒体、网站和聊天室把从“朋友的朋友”那听来的传说和故事以及谣言变成“事实”。
英国作家达米安·汤普森（Damian Thompson）曾经这样解释，即时通信刚好让那些整天想入非非的人和团体称心了，他们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相当危险的。汤普森称之为“反知识”，因为它就在科学的面前张牙舞爪，对证据无动于衷。
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一个关于反基督者的谣言能在几秒钟之内从瑞典哥特人中飞窜到澳大利亚极传统的天主教徒当中。少数群体越来越包容彼此的怪异信条。几十年前，黑人种族主义者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尝试着开始接触，现在这两个群体因为交换阴谋论故事，交往十分活跃。[13]
在一个节奏更慢、彼此联系没那么紧密的世界，这种团体不可能会因为网上有其他极端分子即时予以肯定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思想的自由流动，的确大大推动了民主，但也裹挟着风险，因为无知或邪恶的人会变通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宣传谎言和谬论，哪个专家出手也消灭不掉。
更糟糕的是，不良信息能在网上留存数年。和昨天的报纸不同，网上的资讯是持久的，而且只要出现过一次，就会在后续的搜索中跳出来。即使原始出处把虚假消息或谬误删除，它们还会在别的地方存档，继而出现。如果这些故事像病毒般扩散，那在网络世界哪怕只传播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要想纠错，也是无力回天了。
举个例子，2015年，保守派的讨厌鬼艾伦·韦斯特（Allen West）就发布了一个虚假的独家新闻，新闻说奥巴马总统强迫美军像穆斯林一样为斋月祈祷。[14]韦斯特的网站把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看看我们的军队正在被迫做什么”——和一张美国士兵在跪垫上跪拜叩头的图片并列放在一起。这样的视觉效果很惊人，故事在社交媒体上飞速传播。
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韦斯特是利用了数年前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真正的穆斯林在美国军队做祷告。即使有反对的声音指出照片误导人（包括我也反对），韦斯特并没有撤掉这个故事。当然这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被别的博客或网址保存了。网民既没接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时间去核实信息的出处，他们从现在开始不仅会偶然看到原始的故事，还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转载和传播，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整件事都是胡编乱造的。
现如今，人们无须再被挑剔的事实核查员或坚决的编辑搞得灰心丧气了。过去，人们看到一本装订精美的书，可能就会误信里面的内容是权威的，同样，现在华而不实的网站从视觉上迷惑人，让人觉得网站内容是可靠真实的，不明就里的读者就会迅速传播这些不良信息，其速度超过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5]能想到的任何大标题。当专家和其他职业人士还在坚守枯燥严苛的逻辑和事实准确性，一个机器就能用1 600万像素的显示屏给出迎合读者口味的答案，人实在是无法与机器抗衡。
当然是安全的，我都谷歌过了
互联网上现在充斥着华而不实的自制网站和躲都躲不掉的脸书帖文和网络迷因（memes）[16]，先撇开这些不说，人们想要迅速找到答案的心理，就是在给这个向大众兜售不良思想还要让大众为获取错误信息买单的产业推波助澜。我这里说的不是网络新闻业——那是下一章的内容——我说的是很多给大众出谋划策意图排挤和取代专家专业知识的网站，通常是由名人代言的。
你是个担心生育健康的女性吗？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我认识的那些女性告诉我，定期去看妇科医生不是什么让人愉悦的事情。不过，既然现在有互联网了，女性有了除专业医生之外的信息来源：女演员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有自己的“生活时尚杂志”，GOOP.com，她可以和你讨论很多保持妇科健康的方法，包括阴道熏蒸，你可以选择在你家里这种私密的环境聊，也可以通过电话聊。
如果你还不熟悉这种操作，帕特洛女士倾情向你推荐。“你坐在一个迷你的座位上，”她在2014年说过，“红外线结合艾蒿熏蒸帮你清洁子宫，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种能量释放——不仅做到熏蒸灌洗，还能帮你平衡雌性激素的水平。如果你在［洛杉矶］，你得这么做。”
但是，实际上妇科医生并不推荐洛杉矶或任何地方的女性熏蒸身体中间段的任何地方。一个叫珍·甘特（Jen Gunter）的妇科医生建了自己的网站（明显网站没有那么炫），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
熏蒸无法通过你的阴道进入子宫，除非你用一种辅助工具加压之类的，而且，千万不要这么做。艾蒿或苦艾或其他用来熏蒸的东西，无论是用在阴道还是外阴，都无法平衡生育激素，调整你的生理期，治疗抑郁，或治疗不孕症。就算用雌性激素来熏蒸也做不到。
如果你想放松自己，做一次好的按摩。
如果你想放松自己的阴道，来一次性高潮。[17]
但是，帕特洛的网站就是流行的缩影，至少对某一类人是如此。讽刺作家劳拉·胡珀·贝克（Laura Hooper Beck）完美地诠释了帕特洛粉丝的那种盲从：“基本上来说，如果一个医生让我这么做，我还很难过心理上这一关，但是，如果一个戴着难看的假发、纤瘦的金发美女告诉我，朝着我的阴道吹热气，能治愈我承受的所有痛苦，包括我和母亲的关系不合，怎么说呢，嗯，我会听格温妮丝·帕特洛的话，因为闺蜜懂科学。”[18]
当然了，取笑没内涵的名人很容易，太容易了，我知道。因为帕特洛和她的健康建议更多都是关系到熏蒸和阴道的，和我职业生涯中的研究关系不大，暂且放到一边。但不管怎么说，互联网上的这个现象对专家之死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早些时候，一个有头脑的美国女性得发挥多大的能动性才能搞清楚一个好莱坞女演员是怎么熏蒸阴道的。现在，任何问题——从时尚到子宫癌——都到网上找答案的一个女人，在网上看GOOP（一个女性购物网站）的时间，竟然比见自己的医生还多。
名人滥用自己的名气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互联网会放大这个效应。我们可能会对金·凯瑞那些反疫苗的激昂演说置之不理，只当这是一个喜剧明星独特个性的延伸，但是，有些名气更大的人也会深陷电子奇幻屋，不可自拔。
201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接到小罗伯特·F.肯尼迪—1968年被刺杀的参议员兼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的电话。肯尼迪告诉布鲁尼，他们的会面很重要。肯尼迪坚持要纠正布鲁尼在疫苗问题上的观念。肯尼迪和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因为对疫苗的浅薄认知，被妄想症困住，认为疫苗正在掀起美国儿童中间的“一场大屠杀”。（事实上，布鲁尼注意到凯瑞“已经明显入了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坑”。）布鲁尼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我是支持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但］肯尼迪已经了解很多了。”[19]
肯尼迪、凯瑞和其他人做了一件很多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他们先入为主地下了定论，再去互联网找资料支撑自己的观点。就像布鲁尼指出的：“反疫苗斗士总是能找到一个变节的研究员或随意的‘研究’来支持自己。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博学之道：你就一直上网浏览，直到你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你用点击最终求得了证实，认为有一个网站这么说就代表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这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在互联网世界走马观花——被普通人误解成“调研”——让民众和专家、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变得很艰巨。证实性偏见又成了罪魁祸首：虽然网络上的很多故事都是假的或不准确的，但10亿个故事里，总有一次谷歌是对的，而专家是错的，这样的故事就会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比如，2015年有一个悲剧性的案例，一个英国青少年被医生误诊，医生还跟她说：“不要再去谷歌你的症状了。”[20]这名病人坚称自己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但可能性被医生否定了。结果，她是对的，医生错了，而她，死了。
这名英国少女的故事轰动一时，一个罕见的错误或许让许许多多人相信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当然，有人用电脑把自己的心脏病误诊为消化不良死了，这样的故事永远成不了头条新闻。但这不重要。这种大卫和歌利亚式的故事[21]（一个少女怼上她的医生团队）刚好往大众证实性偏见的无底洞里填点儿料，助长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愤世嫉俗，也巩固了他们的错误信念，以为解决问题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
曾几何时，书籍至少还算是错误信息迅速传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因为出书是很耗费时间的，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出版商的评判。“我在书里读到过”说明“这件事可能不是疯了，因为一个公司肯花钱把它印到封皮里面出版”。当然，这也并不总是对的，有些书确实是经过仔细的事实核查、同行评审、编辑，但还有一些书却是风风火火地印出来，匆匆忙忙地送到书店。
不管怎么说，有信誉的出版社出的书至少还是会走一些基本的流程，作者与编辑、审稿人、发行人之间会进行协商，你们现在读的这本书就是这样问世的。但是，评论家和读者就看不上一些自费出版的书，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今天的互联网就等于成千上万个自费出书的出版社，任何人，无论想法多愚蠢或多邪恶，只要有键盘在手，都可以把想说的话变成粗制滥造的作品。［就像《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罗恩·福尼尔（Ron Fournier）说的，在互联网时代，“每个偏执狂都是个出版商”。］网上也确实隐藏着相当数量的智慧和资讯，但都逃不过史特金定律。
当一个主题摆在面前，上网搜索反而会让人变愚蠢，还不如什么都不搜。搜索信息的行为让人们以为自己学到了东西，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浸泡在自己不理解的数据中。花费大量时间浏览网页后，人们分不清哪些是在眼前一闪而过的，哪些又是他们真正知道的。
在屏幕上看见一些单词不代表阅读或理解了它们。耶鲁大学的一个实验心理学家小组调查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他们发现，“人们在网上搜索信息的时候，对自己究竟知道多少，包括和他们谷歌的主题不相关的内容，都会产生膨胀的错觉”[22]。这就是网络版的达克效应，在上网的时候，越是能力差的人越难意识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学到。
当人们上网去搜索信息，比如找“化石燃料”的资料，翻网页的时候，可能好多都是讲相关主题的，比如“恐龙化石”。一个个网站从眼前掠过，翻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已经意识不到，刚刚读到的关于任一主题的内容，他们在上网搜索前并不知道。结果呢，他们还以为自己知道恐龙和柴油燃料的相关信息，因为他们就是那么聪明。上个网查个资料，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就好像在暴风雨中穿行打湿了衣服，就觉得自己是游泳健将。
耶鲁那个团队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委婉，说这是“误把外包的知识当作内化的知识”。更直接的表述就是，当人们不停点击鼠标走马观花地看，他们记不住看过的绝大多数内容。正如作家汤姆·雅各布斯（Tom Jacobs）所说的，搜索“似乎会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生莫名其妙的自信——鉴于人们越来越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碰到任何现实中的问题都本能地去网上找答案，这就有点儿让人心惊了”[23]。
让人心惊，那是有可能；让人心烦，那就是一定的了。对自己获取的知识有错误的判断，会让专家的工作很难开展。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花一个早上的时间去搜索，就能掌握别人花10年学到的知识，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开窍的。和外行说上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专家的心沉下去，比如听到他们说“我已经上网搜索了一下”。
如果是在网络世界的耳濡目染下接触到这么多信息，怎么就不能好歹提高一下基本的知识水平呢？人们看的那么多，记住的怎么就那么少？答案很简单：很少有人认真看自己找到的内容。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并不会认真看他们找到的文章，他们只会扫一下标题或头几句话，然后就跳过去看别的了。研究员指出，互联网用户“在网上看东西的时候，用的不是传统阅读方式，有迹象显示，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阅读’方式，也就是用户‘快速浏览’标题、目录和摘要，以达到速成。似乎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避免传统的阅读方式”[24]。这实际上是与阅读对立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赢得辩论，或者证实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
孩子和年轻人尤其易受这种倾向影响。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没领悟到原来集结在互联网上的资源都来自四面八方，出自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们几乎不花时间去认真“评估信息的相关性、准确性或权威性”。这些年轻人“没法凭直觉在图书馆找到需要的资料，所以就用谷歌或雅虎了！”因为这些搜索引擎的服务“提供了一种熟悉但更简单化的方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老师和专家也难以抵挡同样的诱惑。“快速浏览和查看，”据研究表明，“似乎适用于所有人。摘要在上了年纪的研究员当中的流行程度，也是相当暴露问题的。”
“社会，”伦敦大学学院的作者们总结道，“正在粗鄙化。”
这个问题看起来已经很严峻了，实际上更严峻。互联网用户会被一切排在搜索第一位的结果所吸引，进而去相信，大多不会去考虑这个结果的出处。毕竟，如果搜索引擎把它排得那么靠前，就是一种信任，那就一定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想在互联网上推广的人，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产品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更好的位置：如果你是卖汤的，你就要竭尽所能去发动搜索引擎，这样人们在搜煲汤菜谱的时候，跳出来的却是你们那个品牌靓汤的优惠券。
但是，如果你兜售的东西比汤重要，比如政治候选人呢？至少搜索引擎排名的蛛丝马迹能改变人们对政治现实的理解。2014年，两名心理学家完成了一项研究，叫作“搜索引擎操作效应”，并且断言他们的测试显示，“一次搜索过程就能把支持某个候选人的民众比例提高37%～63%”，这有可能构成对“民主政府系统的严重威胁”[25]。现在就下结论说搜索引擎在破坏民主还为时过早，至少现在还没有，但有一个事实无可争辩，那就是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再能够区分真实信息和搜索引擎顶起来的信息。
大众的集体智慧
显然，外行不会总是错的，专家也不会总是对的。曾经就有过那么一个甚为罕见的情况，一个青少年是对的，一个医生团队却错了。专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教授、知识分子和其他饱学之士的建议，普通人每天也还是在努力生活着。互联网，只要应用得当，是能帮外行们相互补充基本信息的，这些信息如果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取，要么成本高，要么很费劲。事实上，互联网就像股票市场和其他需要集合大众关于一个复杂事物的猜测和预感的机制一样，在某些时刻，普通人的表现会胜过专家。
大量错误的猜测汇总到一起，却脱胎换骨成一个很正确的猜测，这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现象。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曾经提过一个合理的概念叫“集体的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概念，指大众是智慧的，因为这群乌合之众里的个体也是智慧的，遗憾的是，人们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混淆这两个概念。
有些时候，一大群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一起对某件事的猜测，可能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猜测要准确。尤其是当你把许多的猜测汇总起来，由此得出的一个整体结果可能比任何一个专家的观点还要高明。索罗维基讲述过1906年英国一个乡村集市的故事，集市上大家都要猜一头公牛的重量。大家猜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值，比任何一个人的猜测都要准确，而且和真正的重量相差无几。[26]类似的，大体上而言，世界上股票的总体交易情况，是比任何一个股票分析师更好的股票风向标。
集体的猜测胜过个人，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一大群人做出猜测，猜测的总量就很庞大，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的证实性偏见、误解或若干其他的错误。而且这样一来，只有片面信息的人还能为这个问题略尽绵薄之力，帮助解决问题，这就像1 000个人能完成一个巨大的拼图一样，尽管每个人手中只有几块拼图。
举个例子，群众公正的眼光，就曾让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丢了饭碗。2004年，美国大选达到高潮之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老牌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和他的制片人播出了一个关于在任总统乔治·W.布什从军记录的一个新闻。CBS声称握有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件，证明布什逃过一个空中国民警卫队部队的兵役，并且从来没有完成自己的服役任务。布什，美国的三军总司令，把美国拖入两场大规模战争，而他的竞选对手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是一个授勋的战争英雄，当时的竞选主要聚焦在军事议题上，所以这样的指控可谓群情沸腾。
布什的支持者提出反对，说消息来源可疑，报道草率，但最终打倒这个故事的不是愤怒的忠贞分子，而是普通网民。民众没有新闻报道的经验，但花了大量时间在电脑上，结果发现文件的前面和微软Word软件生成的文件非常接近。显然，1971年空军用的是打字机。微软及其旗下的软件在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这个文件是伪造的。
面对民众集思广益的挑战，CBS下令调查这篇新闻报道。最终电视网否定了文件和报道。这个节目的制片人被解雇，而丹·拉瑟至今还相信自己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离职之后起诉了自己的老东家，最终败诉。
所以，谁需要专家呀？如果我们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或是安排足够多的人手去应付一个主题，为什么不靠着他们集体的智慧，还要去向一小撮自封的智者寻求有瑕疵或有偏颇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是聪明的，那100个人就更聪明，能即时进行交流的10亿人一定智商爆表了。
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粉丝和其他人都说过，未来得靠这种集体知识，而非专家对参考资料和信息的审查。理论上来说，一个公共开放的百科全书，谁都能上去出点儿力，每个条目都有很多人看过，就凭这庞大的人群基数，应该就能剔除错误和偏颇。如此看来，这些条目的编纂应该会迎合普通人的好奇心，而非一部分学者或编辑的个人趣味。条目的准确度会稳步上升，而且内容也会真正贴近读者，而不是一堆深奥知识的系统总结，虽然全面有条理，但没什么用。
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维基百科很好地示范了借力互联网取代专家的局限性。事实证明，要围绕很多复杂的主题编写条目，比猜一头牛的重量要难多了。虽然很多人完全是出于好心到维基百科上编辑条目，贡献了自己的时间，但是，也有人是受雇于企业和名人公关公司，所以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会让百科全书上的条目以他们想要的样子呈现给大众。（维基百科的撰稿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男性，如果读者知道这一点的话，也有可能引起读者的警觉。）
外行和专家之间有一点区别往往被人忽视：志愿者做事情凭兴趣，时间不受限制，而专家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即便初衷再好，像维基百科这样众筹点子的项目也会因此掣肘的。兴趣不同于职业。有一句话应该是英国作家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说的：“专业就是即便你不喜欢也会尽全力去做。”业余爱好者的热情是不稳定的，无法取代专家的判断。
维基百科最初也因为质量不稳定和缺乏监督而饱受困扰，不过集体做的家庭作业不就是这样吗？有一名研究员研究了这些趋势，建议2007年之后的维基百科应该更新座右铭，从“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百科全书”，改为“任何理解词条规范，适应社交方式，能接受半自动化的系统警告和拒绝通知，依旧愿意贡献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人可以编辑词条”[27]。
最终，维基百科会施加更严格的编辑控制措施，但是那些限制反过来又打消了新用户的积极性。麻省理工《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201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打造维基百科并且“必须捍卫它不受破坏和恶意篡改”的志愿者人数，“自2007年起，已经缩水超过1/3，并且仍在萎缩”。即便如此，维基百科在维持自身品质方面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即便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偏颇的词条，比如维基百科上关于宠物小精灵和女艳星的条目是综合全面的，而关于女性小说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条目，则是粗略的。一些条目甚至仍然是难理解的、简略的，甚至是过时的。其中的1 000条志愿者编纂的词条，组成了维基百科的核心，而其他大多数的词条，甚至没有达到维基百科自己要求的合格标准。[28]
维基百科也有一些“特色条目”，必须是“精心编写的”“全面的”“研究透彻的”，“对相关文献做过彻底和有代表性的调查”，提出的主张已经通过“优质可靠的资源”的验证。
换句话说，维基百科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让它的精选条目像经过同行互审的知识学问——只是没有用到真的同行。同行互审还是头难驯服的野兽，就算创造一个最佳的环境，也改变不了其本质，编辑要努力分配好监督任务，把监督发挥到极致，还要避免专业人士之间的竞争和其他利益冲突。在一个百万人参与却只有极少监督的项目中，要把同行互审揉进去，这是个异想天开的目标。给维基百科做同行互审，真要实践起来，那这个世界上每个主题的专家都得愿意像保姆照顾婴儿一样去照拂每个条目。
当然，如果从读者角度衡量的话，维基百科还是可圈可点的。在一些条目上，维基百科是一个很有用的信息源。就像麻省理工的文章所指出的，维基百科的词条倾向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男性感兴趣的内容为主”，所以在一些确切的——更重要的是，无争议的——信息上，维基百科成功地以稳定可信赖的格式汇总了大量资讯。（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维基百科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想了解几乎任何一部电影的剧情，都可以去查维基百科，无论内容多简短，或是介绍多模糊。）如果你想知道是谁发现了锶，谁参加了2015年的华盛顿海军大会，或是对去年诺贝尔奖的简介，维基百科优于其他搜索引擎。
一旦牵扯到政治，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比如说，维基百科上化学武器沙林的词条就成了一个角斗场，对叙利亚政府是否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沙林持不同观点的人在上面混战。就连基础科学都受到了攻击。身处伦敦的分析师丹·卡泽塔——我在上一章提到的沙林专家，因为帮助一个大学生而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在2015年末告诉我：
如果谁想要借助现在的维基百科来获取关于化学战争毒剂沙林的信息，他们看到的会是半真半假的内容和大量模糊的表述，而且没有文献的支撑，从而被误导。维基页面上的有些信息，从技术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措辞方式很有迷惑性，有些表述还是错误的。
卡泽塔还补充说：“在叙利亚2013年使用沙林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纠正大家对沙林的误解，误解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很多都要归咎于维基百科相关页面上的错误和半真半假的表述。”
人们对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络资源以及大众的智慧有误解，以为知识就是把一盒看似正确的信息组装起来，或是进行掷硬币式的预测，其实不然，知识远不止这样。事实不会替自己说话。像维基百科这样的信息来源，作为一个实时更新的年鉴，提供基本资讯，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更为复杂的问题上，并无太多建树。
集体的智慧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众的选票说了算。互联网制造了一种假象，让人觉得很多人的观点就等于“事实”。病毒是怎么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和猜一猜玻璃桶里有多少软糖，完全是两码事。喜剧演员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曾经抱怨过，你不需要就一个事实搜集别人的观点：“你不妨在民调中问问：‘15和5，哪个数字更大？’或者‘这个世界上有猫头鹰吗？’或者‘世界上有帽子吗？’”
同样，公共政策也不是玩预测的室内游戏，而是对成本和各种选项进行深思熟虑后的长远选择。就一个具体的事件提出问题，让大众像掷飞镖一样地选答案，在政策这个高难度水域很难行得通。回答“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会在2013年使用化学武器吗”这样的问题，就像把一个筹码放到轮盘赌的一个颜色上，输赢对半。这是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到了某一时刻，你要么赌赢了，要么赌输了。这跟“巴沙尔·阿萨德为什么会使用化学武器”完全不同，和“如果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困境，差了几光年的距离。但是互联网会把这三个问题合并到一起，把每一个复杂的问题变成民调式的问题，配上一个单选按钮，点击一下，就能迅速给出答案。
人们可以不费力地参与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候普通人的预测是对的，而专家可能还是错的，对于本就抵制专家观点的普通人，这就等于给他们添了一层反智的盔甲。
解除好友关系
学习新事物需要耐心和倾听。但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我们少了友善，多了敌意和戾气。网络上和生活中一样，人们会把自己归入到小小的“回音室”[29]，只和那些观点一致的人讨论。作家比尔·毕晓普在2008年的著作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归类”，指出美国人现在有一种选群行为，只在同声相求、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里生活、工作和社交。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互联网上。
我们不只是和意气相投的人交往，我们还主动和其他人断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2014年皮尤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容易屏蔽或删除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但主要还是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的网络社交圈子里很少出现观点对立的人。（或者就像《华盛顿邮报》评论这个研究的时候所说的，“在保守主义者的网络生态系统中，意识形态多样性比较低”。[30]）自由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政治原因而终结一段友谊的可能性也比保守主义者高，但总的来说，意识形态的隔离还是在网络上比较盛行，因为人们不用面对面交流，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删除好友。
不愿意倾听，不仅让我们彼此相处得更不愉快，也让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无力去思考，说不出有说服力的话，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纠正。在网上忍受一连串的推理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当我们连这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容忍有人对我们的信念或想法提出一丁点儿的挑战。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不仅破坏了知识和专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也侵蚀了人们在民主社会相处的基本能力。
这种坏脾气的背后，其实是对平等的错觉，以及社交媒体即时性所营造出来的平等主义幻象。我有推特账号和脸书专页，你也有，所以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不是吗？毕竟，如果一个大报的金牌记者，一个肯尼迪学院的外交官，一个研究型医院的科学家，和里诺（美国著名的“离婚城市”）的婶婶罗斯，都是活跃在网络上的，那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是从你眼前闪过的一大堆信息。这个观点和某个主页上的上一条帖文又有什么好坏之分。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使用互联网的人都会假设每个人在线上都是同样聪明的，或是见识相当的。就像《纽约时报》影评人A.O.斯科特（A.O.Scott）所说的：
在网络上，人人都是评论家——利用Yelp（美版大众点评）打击侵权的艺术家，亚马逊奖学金获得者，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分享的啦啦队长。这些自我膨胀的人，常常质疑像我这样跟油墨打交道的人，他们已经在数字世界的混乱中获得了平等。如果有一个友好的算法根据你之前的购买记录告诉你，有些东西是你可能会喜欢的，还有脸书的好友大军肯定你做出的选择是明智的，你哪还需要一个絮絮叨叨的怪人。[31]
社交媒体的匿名特性会诱使用户在争论的时候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一样的，是一群水平相当的人，有着同样的背景和教育水平。很少有人会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想，但在网络上，任意的评论者对自己的才学都是自恋的，这一法则取代了面对面交流时的一切惯例。
在社交媒体上，彼此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这种距离和亲密的奇怪结合毒害了对话。理性辩论需要参与者坦诚相待、心存善意。在现实中的近距离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理解。我们的大脑不只是处理不同数据碎片的容器，我们会倾听别人的话，而且我们还会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线索获取信息，而不只是看着一串词语在眼前飘过。老师格外明白这一点，同样的内容，远程或网络教学的效果和面对面互动的教学效果是不一样的；面对面的时候，学生能提问，会皱眉，或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远程和匿名的特性，让耐心和善意在网络上荡然无存。在网络上，信息是快速便捷的，人是可以只说不听的，再加上“键盘上的勇气”，会让人们说出一些当面永远不会说的话，结果不欢而散。就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所以辩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求获得平等和认真地对待。
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推手，恰好就是建国先贤们对民主文化的担忧：感觉、情绪和自恋取代了理性、经验主义和公益精神。线上辩论只要一开始，就会变得很个人、情绪化和不可解决。当然，偶尔也会有理性的观点来回穿梭，但鲜少有精英权威人士来一锤定音，说出其中哪些观点的确是对的或有效的或重要相关的。[32]
推特、脸书、红迪网和其他网站是可以成为有见地的讨论平台，但是，我们在这些场所里看到的，往往只是一连串的断言、笃定、才疏学浅和谩骂，而非真正的交流。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互联网，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遇见彼此，互联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向的人可能会辩解说，像红迪网这样的平台或是一个网络日志的评论版块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以前可能不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的人也有了互动的场所。可惜啊，允许任何人发表观点也就意味着几乎人人都会发表一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出版物，从《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到《每日野兽》（Daily Beast），都关闭了线上评论版块。
这些互动对于松绑外行对错误信息的迷恋毫无用处。实际上，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有些人在遇到铁证说明他们是错的时候，并不会接受自己犯了错误，反而会更加坚定原来的判断。这就是“逆火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清晰的迹象显示他们是错的，他们还是会加倍努力地维持自己内在叙事的前后一致。[33]
就像戴维·邓宁所指出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强化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你想反驳一个愚蠢的想法时，你在对话中至少要重复一次。这就给教师和其他专家制造了一个雷区，当你承认这个错误的存在时，其实反而可能会让这个错误更深入人心。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错误信息满天飞，而且和实体课堂不一样，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样的地方是很难控制的。在互联网的狂野西部，最好完全不要去重复大家共有的错误观念。告诉人们巴拉克·奥巴马不是穆斯林不会改变多数人的观念，因为他们时常会记住听到的一切——除了关键限定词“不”。[34]
有些专家试图去对抗这种固执的无知，他们以为自己在帮忙，其实他们所做的只是等于用水扑灭油火，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让伤害四处飞溅。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匿名媒介。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远程辩论成为可能，平等蒙上一层廉价感，这些正在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专家和平民都不能幸免。互联网，在键盘前面孤零零的，里面却充斥着各种网站、新闻和致力于确认一切想法的网络社群，从政治上和智识上把数百万美国人陷于自身偏见的泥淖里。而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个回音室。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在2016年写道：“即使我们没有刻意屏蔽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脸书也会有选择地给我们推送内容，这样我们会看到更多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什么？当然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和帖文啊。”[35]
尤其是现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成了众多美国人新闻和资讯的主要来源，那就危险了。有些专家还试图突破这层政治偏狭和自信无知的外壳，但这样无异于引火自焚。你和一个理解错误的人争论已经够难了，如果这个人还收集了大量网站作为“证据”，整编了一支趣味相投的社交媒体匿名朋友大军，这帮朋友一样持着无知的观点予以支持，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有学者和专家如果坚持有逻辑和扎实的知识，坚守来源的基本规则，可能就会受到21世纪的网民的谴责，说他们不过是精英分子，不懂信息时代的神奇。
网站和互联网调查也许不可靠，但记者可以从中挖掘事实真相，而不是被拖入旋涡。记者仍然可以利用调查、寻找出处和事实核查这样谨慎的工具，在这团嘈杂纷扰中担当权威人士。
又或者，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1] 史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是由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提出的。此定律认为：任何事物（特别是用户创造的内容）90%都是垃圾。引申到目前的社区网站的内容，意思是：社区所有的作品中，90%以上的作品都是垃圾。因此要有能力去芜存菁。一般而言，社区中只有1%的人在贡献，10%的人参与评价，而90%是大多数的沉默者。——译者注
[2]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公元前283年）时期，盛于托勒密二世、三世时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了贯穿公元前400—公元前300年时期的手稿，拥有最丰富的古籍收藏，曾经同亚历山大灯塔一样驰名于世。可惜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却于3世纪末全部毁于战火。——译者注
[3] 高德温法则，是指在互联网文化中，1990年由麦克·高德温（Mike Godwin）首倡的一句格言：“在在线讨论不断变长的情况下，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一（100%）。”这句格言源于互联网上很多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或物就拿希特勒来类比。——译者注
[4] 希特勒归谬法，是一种诉诸人身谬误，即宣称某个像希特勒般邪恶的人或团体也支持某主张，因此这个主张无效。希特勒归谬法算是一种诉诸负面权威，是诉诸权威的反向运用。例一，希特勒既吃素又爱家，而他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不该吃素或爱家。例二，纳粹和其他威权政府拥有死刑，他们利用死刑来排除异议分子，对人民的权利危害甚大，因此死刑是罪恶的，我们不该支持死刑。例三，希特勒对烟酒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他是邪恶的，所以我们应该吸烟酗酒。——译者注
[5] 斯凯特定律，墨菲定律的网络版。墨菲定律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格言：假如你写任何关于批评编辑或校对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中必定会存在某种形式的错误。后来在网络上衍变成了斯凯特定律。——译者注
[6] Adrienne LaFrance, “Raiders of the Lost Internet,” Atlantic online, October 14, 2015.
[7] 大报，是各类报刊尺寸中最大的一种形式，为规范长度的纵向版式（通常在559毫米以上）。这个词源于15—18世纪在欧洲以及新大陆大街上出售的一种便宜的图文结合的单面印刷物。大报形式的印刷品通常为一个宽版纸张，包含有从叙事到政治讽刺的各种内容在街头发售。——译者注
[8] Nicholas Carr,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Atlantic online, July/August 2008.
[9] 《锡安长老会纪要》，是1903年在俄国首度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內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10] Snopes.com，是美国一家专门核查并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创办者是一对美国中年夫妇，针对这些问题，网站会验证各种说法的真实性，并且毫不留情地揭穿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网站会用“真/假/不确定”的可信度评定。——译者注
[11] Caitlin Dewey, “What Was Fake on the Internet This Week: Why Do We Even Bother,Honestly?,”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30, 2015.
[12] Caitlin Dewey, “What Was Fake on the Internet This Week: Why This Is the Final Column,”Washington Post online, December 18, 2015.
[13] Damian Thompson, Counterknowledg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11.
[14] Allen West, “Obama’s America: Look What Our Troops Are Being FORCED to Do for Islam’s Holy Month,” allenbwest.com, June 29, 2015.
[15]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美国报纸发行人。继承父亲的产业，于1887年接办旧金山《考察人》报；1895年购买《纽约晨报》，改名《美国人日报》后重新发行。由于经营有方，降低售价，增插图和彩色专页，登载迎合读者口味的又章，尤其是增强有官能刺激的“黄色新闻”以及鼓吹战争的煽动性文章，报纸销路大增，发展成庞大的报业托拉斯。——译者注
[16] 网络迷因，就是在网络上像病毒般衍生复制传播，迅速扩散的内容。这样的信息有点儿类似于“圈内笑话”，也就是只有大批互联网用户知晓的、最前沿的、引人关注的信息。网络迷因通常以超链接的形式通过电邮、博客、社交网站、即时信息等途径传播。网络迷因的内容可以是个笑话、一句引语、传言或某个事实、图像、一段视频，甚至可以是某个网站。——译者注
[17] Michael Miller, “Gwyneth Paltrow’s No Vagina Expert, Doctors Say,” People online,January 29, 2015. Dr. Gunter’s blog is at drjengunter,wordpress.com.
[18] Laura Hooper Beck, “I Went to a Spa for My Uterus and This is My Story,” FastCompany.com, January 27, 2015.
[19] Frank Bruni, “California, Camelot and Vaccines,”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ly 4, 2015.
[20] “ ‘Stop Googling Your Symptomss,’ Teenage Cancer Victim Told before Death,” Daily Telegraph, June 16, 2015.
[21] 歌利亚是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以色列，成为著名的大卫王。——译者注
[22] Matthew Fisher et al., “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 How the Internet Inflates Estimates of Internet Knowled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44(3), June 2015, 674-687.
[23] Tom Jacobs, “Searching the Internet Creates an Illusion of Knowledge,” Pacific Standard online, April 1, 2015.
[24] 这里和接下来的参考文献都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CIBER Briefing Paper: “The Google Generation: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the Researcher of the Future,” January 11, 2008。
[25] Robert Epstein，“How Google Could Rig the 2016 Election,” Politico, August 19, 2015.
[26] 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New York, Anchor, 2005), xii-xiii.
[27] Quoted in Tom Simonite, “The Decline of Wikipedia,” MIT Technology Review, October 22, 2013.
[28] Ibid.
[29] 回音室，回音室效应在媒体上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社交媒体中，人们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他们在选择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就进行了信息的过滤。此外，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各种圈子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因此，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译者注
[30] Andrea Peterson, “Liberals Are More Likely to Unfriend You over Politics —— Online and Off,”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21, 2014.
[31] A. O. Scott, “Everybody’s a Critic. And That’s How It Should Be,” 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 online, January 30, 2016.
[32] 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 Pacific Standar online, October 27, 2014.
[33] 一名达特茅斯学院的研究员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其他人数年来一直在调查研究人们在被证明是错的时候为什么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Joe Keohane,“How Facts Backfire: Researchers Discover a Surprising Threat to Democracy: Our Brains,” Boston Globe online, July 11, 2010.
[34] 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Pacific Standar online, October 27, 2014.
[35] Megan McArdle, “Your Assessment of the Election Is Way Off,” Forbes online, April 14,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