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新新闻学的种种
查理：妈妈，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你每次提到《世界新闻周刊》（Weekly World News）的时候，说的都是“报纸”。报纸上讲的是事实。
梅：这个报纸讲的是事实。这个报纸在全球发行量第八。对吧？大量的事实。“怀孕的男人生孩子。”这个就是事实。
——《蜜月危险期》（So I Married an Axe Murderer）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
你知道巧克力能帮你减肥吗？你当然知道，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实际上，你可能在好几种报纸上读到过，然后不管碰到什么专家，包括医生，你都要悲叹一下，因为他们告诉你的可能恰恰相反。毕竟，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还有这么神奇的减肥功效，他们竟然藏着掖着不说，正好是专家会做的事。谢天谢地，一个德国科学家，饮食健康研究所的约翰尼斯·博汉农（Johannes Bohannon）写了一篇论文，登在杂志上，被全世界媒体满心欢喜地报道。他证实了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的怀疑：巧克力对你真的有好处。
但是，约翰尼斯·博汉农这个人并不存在，饮食健康研究所也不存在。登载这篇论文的杂志是真的，但显然在同行评审和编辑方面一点儿都不严谨。“约翰尼斯·博汉农”实际上是一个名叫约翰·博汉农的记者，他属于（用博汉农的话说）“一群疯狂的记者和一个医生组成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人想“证明把膳食风尚背后的伪科学变成新闻头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
所以，巧克力不会让你变瘦。但是，你知道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位于以色列国土两侧，是被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被一座桥连接起来，以色列有时候会故意利用这座桥来限制巴勒斯坦的交通。你可能也是在“新闻里”看到过。2014年，网络媒体Vox——一家标榜自己是向大众解释复杂问题的媒体——列出了“了解以色列——加沙危机的11个关键事实”，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包括加沙——西岸大桥。
它并不存在。
在评论员好一番嘲笑了Vox之后，Vox修正了自己的错误——作者声称他看过一篇文章说拟建这座桥，却没有意识到这座桥没有建。正如作家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所指，记者难免偶尔会犯错，谁也无法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但“通往加沙的桥”可不是“把一个名字搞错了或者不知道一些隐秘的细节”这样的错误，会犯这种错的人一定是“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2]
这一类批评对Vox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批评都不是空穴来风。2016年初，Vox出了一个标题是这样的：“黑豹党人做的最激进的事是给孩子免费早餐”。黑豹党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激进组织，融合了黑人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牵扯到多起暴力和谋杀案件，包括与警察枪战。他们绝对不是日托中心的友好员工。Vox的这个标题立刻引起《每日野兽》专栏作家迈克尔·莫伊尼汉（Michael Moynihan）的吐槽，他发推特说：“还记得‘解释’作者们什么时候真正了解自己正在解释的内容吗？我是不记得。”
所以巧克力不是减肥神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之间也没有桥。黑豹党人也许比我们印象中还要粗暴一些。但是，你或许还没有认识到复活节对基督徒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直接升天。这是《纽约时报》在2013年说的。现在，福音书里首先多少都会提及耶稣四处走动，这可能是当地的教区牧师每年夏天都会讲述的版本。这些神职人员可能是聪明的，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拥有神学学位，但他们凭什么和《纽约时报》争辩呢？
世界上有超过10亿基督徒，而且令人称奇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错误。《纽约时报》后来悄悄做了一份新闻史上最低调的修正：“之前的文章曲解了基督徒的复活节含义。复活节是庆祝耶稣从死里复生，而不是复活升天。”[3]这个版本更加准确，但是有些读《纽约时报》的人并不是会怀疑一切的人，或者不了解源自《新约全书》的一些文化意象，《新约全书》中耶稣在复活节星期日出现，而不是乘着直梯上了顶层。
如果追赶的尽是错误信息让你筋疲力尽，你可以去看一些优秀的文献，或者读一读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伟大小说中的一本。毕竟沃在2016年被《时代》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女性作家”之一，所以“她”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
除了一点，伊夫林·沃（1966年逝世）是男性。
这种滑稽可笑的错误不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比如说，30多年前，《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报道就把爱尔兰说成北约（NATO）成员，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民是中立的，所以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爱尔兰人大为震惊，也会让苏联和美国瞠目结舌。每个人都会犯错，专家、记者、编辑和事实核查员也不例外。这是常有的事。
但遗憾的是，这种错误在21世纪的新闻世界里频繁得多。更糟糕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错误信息传播更为迅速，逗留时间也更久。在信息源源不断的世界，新闻产出快，一天24小时滚动播出，所以在这个时代，新闻业有时候不是专家的捍卫者，更多是专家之死的催命符。
我知道，这样抱怨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新闻和资讯盛宴似乎有些失礼，但我还是要抱怨。新闻业的改变，就像互联网和大学教育变得更加普及一样，已经对外行和专家的关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坏影响。21世纪的新闻资讯所传递的大多数内容，并没有增加人们的见识，反而让外行——有些时候连专家也不能幸免——变得更加困惑和暴躁。
专家面临着一个让人沮丧的挑战：新闻资讯变多了，可人们似乎变得更无知了，这样的趋势可以回溯到至少25年前。这个问题并没有逐渐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颇为矛盾。虽然资讯比从前更容易获取，但人们却越来越不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还在流失对世界的兴趣。
比如早在1990年的时候，皮尤信托（Pew Trust）做的一项研究警告世人，脱离重要的公共问题实际上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更为严重，这些人原本应该最能接受当时兴起的像有线电视和电子媒体这样的信息来源。就像皮尤研究指出的，这在美国公民文化中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在过去的50年里，大部分时候，年轻公民和老人的见识至少是相当的。1990年，情况变了……30岁以下的人比过去的同龄人懂得少。他们不再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社会科学家和民调专家早就意识到年轻人多少都不太熟悉政治和严肃问题。但问题是差距已经严重拉大了。[4]
接受调查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的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2011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四年里没能培养出批判性思维和复杂推理的能力”，但更让人忧虑的是，他们“也没有养成公民参与的思维习惯”。[5]和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些年轻人不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见识浅薄，而且还不情愿去实践他们所了解的那一丁点儿公民责任。
所以，当外行用“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或者“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样的话来回击专家，其实意义不大。事实上，这些资讯也许根本就不是来自“新闻”或“报纸”，只是看起来像新闻来源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这样的回答意味着“我从我喜欢的资讯来源看到了一些内容，恰好这些内容是我愿意知道的”。这样的讨论就寸步难行了。当你首先费劲去理清到底是哪条错误信息驱使了这场对话，那原本的问题就已经被淹没或迷失了。
怎么会这样？在一个事实和知识像潮水一样涌来的世界，人们怎么会对事实和知识如此抗拒呢？就新闻业而言，简短来说，其实就是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碰撞，让人们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对他们没什么好处，这个解释放到很多现代创新上都说得通。
我发现，指责新闻业与现代新闻媒体会让我置身于破坏专家金科玉律的风险之中，那就是永远不要对其他专家指手画脚。不过，我虽然不是新闻业的专家，却是新闻产品的用户。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政策分析师，我自己的职业也部分依赖新闻。任何专家在向外行传递复杂事件和思想的时候都会面临障碍，这也是我每天要应付的困境。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媒体让我的工作变得比20年前更艰涩。
过犹不及
现代新闻业给专家和专业知识制造的挑战，与折磨美国现代生活的问题，其实同宗同源，那就是一切都太多了。
21世纪的新闻来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由于电台、电视和互联网的存在，人们能够轻易获取这些来源，并且通过电子手段来分享；由于教育的普及，相较于过去，有更多人读得懂新闻，还能讨论。这是一场资讯的盛宴，把资讯盛在许多大盘子里，装点着五花八门的配菜端上来。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这么坚定地走无知浅薄的路线，拒绝新闻，拒绝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即便一切都几乎毫不费力地摆在他们面前，也不为所动？因为资讯太多了，而且和娱乐相互渗透，密不可分。
现如今，只要是能用上电的人，谁都是在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海洋里忙得不可开交。美国的大多数报纸和电视台都有即时的电子版发布和定期更新。只要是家里有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的客户，那也就是说几乎发达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新闻节目中自由选择。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口味和政治观点，总有一处新闻来源适合你，只是为了推高收视率和点击率，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刻意模糊掉。
客观来说，1960年美国家庭平均能收到3个电视台和8个电台，可以订阅的报纸有1份，杂志3～4种。[6]到了2014年，尼尔森收视率调查组织估算美国家庭平均可以收看到189个电视频道（比2008年的时候多了60个），用户经常收看的大概有17个频道。除此之外，据圣迭戈超级计算机中心的一个研究员2015年估算，每个用户每天通过移动终端和家庭电脑获取的媒体数量相当于9个DVD容纳的数据量。要看或听这么多的信息，平均会占用一个人每天15个小时。[7]
但量多不代表质优。（史特金定律放之四海皆准。）现在美国公民的新闻来源比以往多得多，说这话就像说他们比从前有更多的餐饮选择一样：话是没错，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近30万家廉价连锁餐馆和快餐店提供的饮食选择让谁变得更健康了。
富足和技术降低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进入新闻业和创办新闻机构的门槛，那结果可想而知。媒体增多意味着竞争更激烈，竞争激烈意味着要明确划分受众群，把他们归到特定的政治和人口结构群体中。新闻业的机会多了，记者也就多了，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报道重要问题，似乎也没那么要紧了。这一切的竞争都是在回应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希望一切都变得更简单、快捷、美观和娱乐化。
40年前的媒体还是良心媒体，会小心地把“新闻”与其他内容区分开。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新闻”展示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全貌，而是精心策划和编辑过的信息流。广播电视网和新闻机构就那么几家，电视上分配给新闻的时间相对少得可怜，所以公众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运营电视网的企业想呈现出来的样子。新闻机构要做的是尽可能覆盖到最广泛、最多的潜在受众，所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新闻主播都秉持着近乎相同的风格，像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8]和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这样冷静且有公信力的人物在报道最可怕的事件时，也会从容不迫，客观淡定。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称得上新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闻主要是控制在企业和精英的手中——但这并非完全是坏事。当每个电视网每天只有30分钟来报道一天的事件，那么苏联武器控制条约就比名人离婚更可能出现在屏幕上。电视网鲜少在正常节目中间插播新闻，除非有骇人听闻的“特别报道”，也就是一些大型灾难之类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每个美国人都要等报童——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担任过这项庄严的童年要职——或者晚间新闻报道。
现在不但新闻变多了，与新闻的互动也变多了。美国人不再是报纸上写什么就读什么，也不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被咀嚼过的新闻事件了。他们成了征询意见的对象，常常会获邀实时反馈对于接收到的信息有何感想。推特和脸书是新的新闻源头，信息渠道五花八门，报道新闻和传播流言都是一把好手。脱口秀和新闻播报——越来越难区分彼此——常常会请观众通过社交媒体或网站即时投票参与讨论，显然这是在预设观众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身边的笔记本电脑观看新闻的。
互动性也会影响故事的选取，这可能会让人怀念过去由新闻主编掌控的时代。《达拉斯新闻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在2015年聘任新主编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新闻网站538（FiveThirtyEight）的记者迈克·威尔逊（Mike Wilson），这家网站专注于“大数据驱动”的故事，而非重大新闻。“关于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抛弃一些旧的观念了。”威尔逊在受雇后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地照顾到观众的意愿。我认为，一直以来报纸的传统就是我们来确定主题，读者想看什么，我们说了算。我认为我们需要稍微放低一点儿姿态，问问民众的想法，多给民众一点儿机会参与对话。[9]
大报也赞同。“你怎么能说你不关心客户的想法呢？”负责监管《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网络新闻的艾伦·默里（Allan Murray）在2015年这样说道，“我们很关心读者的想法。但我们的读者也很在意编辑的判断。所以我们总是尽力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10]
尽管记者和他们的主编都对天发誓，不允许公众主导他们的选题和报道，但这话很难令人信服。《纽约时报》2010年的一篇报道在描述了《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如何密切监测网站流量后，还试图粉饰太平，文章说：“到目前为止，这项技术的存在并没有腐蚀新闻判断，因为编辑并未就此去迎合读者最基本的趣味，而是就如何报道一个话题做出更精准的决定，从而让这个话题更吸引线上观众。”[11]文章还自豪地指出，比起2010年英国大选，《华盛顿邮报》的读者对花园鞋（Crocs，由卡骆驰公司生产的一种难看的鞋子款式）更感兴趣，但邮报并未因此变更报道。这话听起来也许让人安心，实际上却是让人忧心的，因为连这么理所应当的事情还需要做出保证。
从公众对重大问题的意识来判断，读者需要的不是更有深度的报道，而是基本信息，包括一张临时地图，上面标注着“你在这里”。如果是在一个不那么拥挤、竞争没那么激烈的市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媒体会以同样的方式询问读者想要什么，但在一个信息满天飞的市场，读者反客为主是迟早的事，记者会问读者想要读什么，而不是告知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
娱乐、新闻、权威见解和公民参与的大融合制造的是一团混乱，让一知半解的民众产生幻觉，以为自己了解了很多。在无穷无尽的网页里穿梭，让人们以为自己在学习新的东西，同样，在电视屏幕前待上无数个小时，浏览了成百上千个滚动新闻标题，会让公众误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些新闻。更糟糕的是，与众多媒体的日常互动，让他们不愿意去学习任何需要耗费太长时间或不够娱乐的东西。
信息过载不只是淹没了外行，其实所有人都被海量数据淹没了，包括专家，虽然他们积极关注新闻并且努力当有辨别能力的消费者，但也不例外。《国家杂志》2015年调查了被它称之为“华盛顿圈内人”的这样一群人，大多是国会职员、联邦政府官员和私营领域的公共事务专家，并询问他们如何获取资讯。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圈内人”获取信息比以前容易，但“完全搞懂这些信息比以前难了”。华盛顿的这些政界人士和其他人一样，都被“排山倒海的信息”麻痹了，结果对“个人渠道和信息失去了信心”[12]。
如果连华盛顿那些专门的政策制定者和员工都无法透彻理解新闻，其他人如何做得到呢？谁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一厘清？《国家杂志》的研究还向时间压力“致敬”，特地加了注解说道，完整阅读这份研究需要45分钟，简单浏览仅需20分钟。讽刺意味明显，又让人忧心。
其实这样源源不断的新闻和量身定制的互动放送在互联网和有线电视之前就存在了，甚至还早于电视。电台是它的源头，更准确地说，电台是第一个把民众淹没在无尽的新闻和谈话中的媒体，一般看来，这个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被电视秒杀了之后，又在20世纪末焕发新生。
广播倒下，视频崛起
很多职业人士或专家觉得，之所以有那么多自称万事通的人在他们办公室里指手画脚，而且比比皆是，都是互联网造成的，其他人把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归为另一个罪魁祸首，在这样快速连轴转的新闻轰炸下，人们根本来不及吸收那些故事和事实。就人们对互联网的控诉而言，这些抱怨都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人现在看新闻的时候，都当自己在白宫战况室呢，紧跟每一条新的资讯，感觉他们接下来就要研判是不是要发动战争。（CNN为了迎合观众的虚荣心，甚至把下午的节目命名为“军情观察室”。）
但是这也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人还是误以为自己对屏幕上充斥的种种问题比专家还在行。为此，我们得更细致地研究一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公众和媒体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水门事件、滞胀和越战失败的那10年是一个分水岭，不仅是因为这10年是有线电视这样的新技术面世的当口，还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刚好遇上美国人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信任崩塌。媒体新形态的发展和信任的陷落都与专家之死息息相关。
人们原以为电视会在20世纪50年代取代广播，成为大多数节目的载体。不管怎么说，AM调幅电台统领了音乐和体育节目，听众广泛，但只有微弱的单声道。这种低劣的音质无法抗衡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长了两只耳朵的人类更喜欢听立体声。FM调频电台就能提供更优的音质——就像斯迪·丹乐队（Steely Dan）的热门歌曲《FM》里面承诺的一样，“完全无杂音”——但FM电台广播的听众数直到1978年才超越AM。同时，电视因为在报道中添加了视觉效果，就取代广播成为新闻和其他美国人喜闻乐见的节目载体。
然而，广播未死。尤其是AM波段上的电台节目有着电视所没有的优势：互动模式。相对来说，AM节目播出时间上没什么限制，而且节目制作成本低，谈话电台的想法很简单：给主持人一个麦克风，把听众电话接进来，让他们聊聊新闻和自己的观点。有些娱乐节目会受电视或音质更有层次的FM吸引，但对于想制作平价节目的电台来说，AM显然更适合它们。
谈话电台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为之后社交媒体上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奠定了基础。要说是谁把谈话电台推到上风，没有人比得过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他在20世纪80年代改变了人们周日早晨通过电视掌握权威意见的常态。林博不是谈话电台第一人，至少从50年代起，谈话电台就遍布美国，只不过通常都被放逐到晚间和深夜的时段。但是，林博却独树一帜，把自己打造成对抗美国其他媒体、听众获取事实真相的一个源头。
在林博开始广播的头几年，全国有600多个电台可以听到他的节目。他告诉听众，媒体和国家电视网在一个自由派的回音室里密谋，尤其是那些坚定拥护比尔·克林顿总统新政府的人。这些指控并非全都公正，但也不是全错，林博能够从每天的媒体报道中挖掘到偏见的例子——其实有很多——然后加以运用。通过实实在在三个小时的不间断放送，林博的优势是在有线电视问世前电视所无法企及的。
因为允许听众打电话进来表达支持，林博和其他谈话电台主持人也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忠实听众群。这些热线电话是经过筛选的，据林博早期一个联播电台的经理说，这是因为林博认为自己不擅长辩论。不过辩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在意见趋向一致的这群人当中营造出集体感和归属感。后来，抵制主流媒体的人通过互联网找到组织，不过这一现象其实始于电台。
电视网和纸媒意外地发现，不仅有数百万人收听电台节目，这些听众还调转矛头抵制传统新闻渠道。1970年，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指控媒体偏向自由派［由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执笔］：媒体充斥着“喋喋不休的否定者”。不过后来他收回了这句经久不衰的名言。20年后，谈话电台做出了同样的指控，而且没有撤回。
当然，讽刺的是，林博和其他保守派的电台主持人很快也成了主流。到了21世纪初，广播电台市场再次低迷，但林博还是坐拥2 000万听众。2008年，他签下高达4亿美元的合约，仅次于谈话节目主持人“电台大嘴”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与天狼星卫星广播签订的5亿美元合约。在电视问世初期，视频几乎把电台挤出市场，但很快，电视和谈话电台就成了互相补充的两种媒体，而非竞争关系，因为电台的顶级明星去了有线电视，反之亦然。
自由派的谈话电台在这个领域没什么竞争力，而且影响力也逊色很多。自由派人士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堕落到竞争对手的地步。［进步电台主持人兰迪·罗兹（Randi Rhodes）2008年在进步的美国天空广播电台（Air America，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直播中说希拉里·克林顿是“大（脏话）婊子”，这说明至少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还是愿意走到这一步的。］而保守派声称，在一个被自由派媒体主导的国家，自由派已经有很多发声的地方，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那有没有自由派的谈话电台其实差别不大。不管什么原因吧，进步的电台主持人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比如，最受欢迎的进步电台主持人艾伦·科尔姆斯（Alan Colmes）也只是从林博或科尔姆斯前搭档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在电台和福克斯新闻都有节目）的听众群里分一杯羹。
公众本来就普遍认为现有的媒体是不诚实、不可靠的，谈话电台的崛起更是强化了这样的信念，从而更加威胁到专家的角色。电台主持人不仅攻击既有的政治信念，他们攻击一切，把听众拽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主持人认证的事情才是事实，否则皆不可信。2011年，林博把“政府、学术圈、科学界和媒体”称为谎言的四角，这计划把除林博之外的所有人都涵盖进去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格伦·贝克（Glenn Beck）曾经告诉自己的听众，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提倡强制堕胎。（其实霍尔德伦并没有，但这个说法仍在流传。）汉尼提和其他电台主持人还抓住一个流言不放，说埃及政府准备将恋尸癖合法化。（林博还问过谁可能会给这种情况提供避孕套。）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外记者丹·墨菲（Dan Murphy）说，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但又怎样。
有一种说法倒是合情合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电视与纸媒在政治上沾沾自喜，意识形态上单调乏味，而且太自我中心，对此现象，那个时期的谈话电台就是必要的解毒剂。正如阿格纽攻击媒体的一句名言所说，林博和他的效仿者并没有点燃美国中产阶级对媒体的怨恨和怀疑，这些电台主持人只是添了柴，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了。最终，谈话电台也变成了它们口口声声要取代的文化：武断和片面，也许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能提议进行一些往往会被主流电视网所忽略的辩论，但他们也会强化另一群人的声音，这群人认为一切皆是谎言，专家不比其他人聪明，甚至要虚伪得多。
美国被劫人质：第15 000天
如果不是因为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广播讨伐纸媒和电子媒体的声音最多也就在AM波段传播一下。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新闻的另一个来源——是攻击专业知识的平台——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互相巩固。林博涉足写作并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之后，甚至也有那么几年试图进入电视圈。以前窄窄的媒体之门现在大敞，足以让人蜂拥而至。一个媒体报道的故事很快就会出现在另一个媒体上，然后以更大的能量回到初始媒体，就像麦克风会把演讲者的声音变得震耳欲聋一样。
不过，讽刺的是，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开拓者既不是有线电视，也不是互联网。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能要感谢伊朗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了。
1979年11月，伊朗革命延烧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几十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几乎实时观看到这一切发生的美国人被那个场面震惊了。伊朗人质事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介乎战争与危机之间：越战是一场慢镜头灾难，拖了10年；古巴导弹危机仅持续两周，进展之快，让电视台和报纸都来不及全面报道。伊朗人质事件爆发得很快，发展得很慢，几天的暴力之后，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与担忧。
新闻媒体陷入困境。一方面，美国人在国外；另一方面又没什么实际的进展。就像喜剧演员吉维·蔡司（Chevy Chase）每周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宣布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仍然死亡一样，新闻网的主持人除了说人质仍然被劫持之外，也没什么能补充的了。
这个时候，美国广播公司（ABC）决定做新的尝试，把每天的伊朗新闻快报挪到晚上。这也是一个市场决策：ABC没有深夜节目来对抗竞争对手全国广播公司（NBC）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重量级脱口秀，而新闻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ABC用一档全新的节目《晚间报道》填补这个时间，专门用来报道人质危机。每天晚上，ABC都会在屏幕上打出显眼的“美国被劫人质”几个字，接着就会显示劫持的天数。主持人［通常都是ABC的资深新闻主播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会在这个时段采访专家、记者和其他与危机事件有关联的人。
一年后，人质回家了，但科佩尔和《晚间报道》保留了下来，并且持续了很多年。有线电视为后来的模仿者解决了技术问题，但《晚间报道》提供了一个模板。“突发新闻”提醒和字幕——现在在新闻频道的屏幕下方滚动的新闻报道字幕条——都是起源于这个为了应对人质危机而匆忙筹备的节目。
“晚间报道”时代和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诞生的另一个产物就是专家在媒体上发表的意见贬值。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史蒂文·梅茨在2015年说的没错，在更早的时候，“公众愿意听从国家安全方面权威人士的话，作为选举出来的官员、军事领袖、获得政治任命的人、学者、媒体成员或智库分析师，他们通过经验和专业知识赢得了影响力”。但后来事情发生了改变：
辛苦得来的专业知识变得多余了，因为数小时的广播和电视放送或线上讨论板块可以填补这一块……这几十年，对权威的尊重已经在整个政坛日渐式微。资讯盛宴和通信技术给了以前尊重权威的人发言权和自信。[13]
“获取了一点儿资讯”，梅兹总结道，这些人“就对越来越多的问题发表意见”。制作人和记者也是背后推手，他们请这些自视专家的人就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很少有人能抗拒这样的诱惑。（我也属于难辞其咎的这拨人。）
“晚间报道”成功了，但广播网还是没理由日夜播放新闻，毕竟观众除了新闻就不想看别的吗？观众其实愿意看没完没了的新闻，1980年企业家泰德·特纳（Ted Turner）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线。CNN被其他广播新闻网总裁笑称为“鸡面网”（Chicken Noodle Network），是把新闻头条和专题兑水搅拌的一锅粥。但特纳笑到了最后，因为CNN不仅成为有线电视的主宰，后来还造就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其中就包括在收视率上最终将超越它的福克斯新闻。
特纳没有让年长的白人男性用洪亮的声音读新闻，而是给了CNN一个光鲜亮丽的样子。1980年6月1日，39岁的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和他31岁的妻子洛伊斯·哈特（Lois Hart）主持了新成立的CNN的首播节目，报道的是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到医院看望民权领袖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新闻不再是听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和弗兰克·雷诺兹（Frank Reynolds）这样让人心安的美国中年大叔说上半小时，而是更年轻、更有魅力的主播阵容全天候24小时持续播报。
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模式已经开启，但在20世纪80年代却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和灾难，直到90年代才俘获了一批观众。有人企图刺杀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架飞机坠入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河（Potomac River）、恐怖分子劫持环球航空公司（TWA）的一架航班等等，所有这些都证明美国人会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几个小时不换台。新闻没有了固定的时间档，人们无须在预定的时间观看，也不需要在听到惊心动魄的“我们插播一下”就冲到电视机前，新闻成了开放自助餐，观众可以随时享用。
1991年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证词和她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的指控证明美国人不仅愿意看危机和灾难的新闻，也会专心留在电视机前观看政治和法庭的戏剧性事件——尤其是涉及性或谋杀的事件，最好是集两者于一身的。1991年，司法裁决允许更多摄像师进入法庭后，法庭频道在有线电视上登陆。美国人看了没完没了的强奸、谋杀和其他各种欺诈案件后，就成了伪法律专家。
CNN的新闻已经超过了普通观众一天能消化的量了，而法律频道这样的有线电视频道激增简直成了专家的梦魇。《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在1991年对新闻网的一篇述评中称法庭频道是“有线卫星公共事物网络（C-span）和《周一足球夜》（Monday Night Football）的结合体”，只是这种说法可能对两者都不太厚道。而在1995年对O.J.辛普森谋杀案的世纪大审判结束时，数百万老百姓都对他们其实不懂的问题发展出了深刻的见解，从DNA测试的数据到鞋底图样的精确度等等，不一而足。这是收视率的宝库，而且还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想从新闻网看到的不是数小时乏味的新闻，而是有张力的戏剧性事件。
CNN在1982年设立了一个头条新闻频道。这个专门的新闻频道原计划是要24小时不间断播出时长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当然，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也太枯燥了，果然，明星法官南希·格雷斯（Nancy Grace）很快就进驻了这个频道，后来更名为HLN。就像肯塔基州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更名为肯德基（KFC）来回避处理鸡的那个步骤——炸鸡——HLN明显也需要从名字里拿掉“新闻”（news）这个词。
HLN专门报道耸人听闻的事件，再配上格雷斯对司法的夸张控诉抨击。在2008年一个骇人的报道中，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的人被控杀害了自己两三岁的女儿。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辛普森审判的重演，数百万人迅速选边站。但是，HLN不只是报道一下安东尼的审判，格雷斯和其他工作人员把这个事件当成HLN“新闻”主菜，制作了500个相关报道。[14]到了2011年安东尼无罪释放的时候，HLN的观众已经很熟悉佛罗里达州的谋杀法规了，可能还要超过对自己在美国宪法下权利的了解。
要想讨论新闻和专家之死的关系，就离不开以1996年福克斯新闻诞生为代表的革命性变化。保守派媒体顾问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一手打造的福克斯把新闻变得更迅速、更华而不实，同时因为有选美皇后加入新闻主播的阵营，也更“好看”。这是一个美国成功故事，具有这一类成功营销案例通常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艾尔斯面临多项性骚扰指控，而他所缔造的媒体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报道，于是他在2016年被迫离开福克斯，这样的退场方式仿佛是为电视量身定制的。）
不过，福克斯的历史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与专家之死交织在一起：因为福克斯的诞生，可以看出人们在新的电子市场获取新闻的渠道，最终体现了党派分歧。林博试图通过电台和电视秀达成的目标，艾尔斯用一个电视网实现了。如果艾尔斯没有创立福克斯，也会有其他人去做，因为谈话电台已经证明了市场就摆在那里。就像保守派作者兼福克斯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打趣说的，艾尔斯“发现了一个小众市场——一半的美国人”。
从名义来说，新闻广播本应是对当天的事件进行无党派的梳理述评，而福克斯算是给这个定位最后的致命一击。保守派刊物《首要事务》（First Things）主编R.R.雷诺（R.R. Reno）在2016年写道，罗杰·艾尔斯“或许是上一代把政治娱乐化背后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不过他也不是孤军奋战的：
不只是福克斯。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和其他电视网也开发了自己的政治辩论秀——口头版的世界广泛摔跤联盟比赛。镜头给出辩手头部特写，他们粗鲁地咆哮、插话或自娱自乐。观众愉快地看着这样的奇观。广告卖出去了。钱赚到了。[15]
福克斯的口号“公平公正”是对传统媒体的虚伪极大的讽刺，CNN也不例外，它们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福克斯与谈话电台主持人一样，视自己为主流媒体的替代者、一个监督者，声称自己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集团，也不听命于任何人。
当然，所谓福克斯是与众不同的，或大电视网是没有政治立场的，总是假象。在每个场合，各种各样的媒体偏见都是存在的。福克斯和其他媒体网络一样，试图在硬新闻和观点节目之间画一条线，但也没逃过失败的命运。CNN、福克斯、MSBNC和其他主要的电视网都有优秀的新闻部门，但只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节目迎合目标观众，它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偏见。在观众争夺战中，只是把“新闻”放到电视上是不够的。
福克斯的影响力更大，是因为观众群庞大，但所有电视网现在都在节目表里列入了有政治立场的“资讯娱乐节目”。而所有主要电视网都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从新闻到娱乐的过渡几乎是无缝无痕的：从白天无关痛痒的内容到下午的最新消息和谈话节目，接着就是晚间的硬新闻，之后就转到名人节目，一切不过发生在几小时内。
先是谈话电台蓬勃发展，然后有线电视进入视线，随之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壮大，不仅为专门的新闻机构提供了另一个平台，也为那些自称记者、想要打入传媒圈的人敞开了大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的扩散对专家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了，而现如今人们认为坐在地铁上盯着手机屏幕就等于紧跟世界大事，故而新闻和互联网的结合产生的协同作用，对于试图与普通人沟通的专家来说，堪比直布罗陀主权问题。
谁也不信
近30年来，在我执教的本科与研究生的每一堂课上，我的开场白几乎都是告诉学生，不论他们每天的安排是什么，都要抽出时间来一顿营养均衡的新闻餐。我告诉他们要关注主要的报纸，至少看两个电视台，订阅（在线或其他）至少一份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期刊。
但在这一点上我有几分成功还真不好说。如果我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就会去关注与他们立场一致的资讯来源。比如，皮尤2014年的一份调查中问美国人“最信任哪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能提供准确的政治和时事资讯”。调查结果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分裂媒体市场的预期：人们还是会被立场一致的电视台所吸引。
对全美人民的调查显示，毋庸置疑的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以微弱优势胜出三大传统广播电视新闻［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老牌夜间新闻］，成为“最受信赖的”媒体。CNN紧随其后，排第三。受访对象中，选择福克斯和CNN为“最受信赖”媒体的超过40%，但在自认的政治保守派人士中，不出意料，选择福克斯的占到48%。在自认的温和派人士中，选择传统广播电视新闻和CNN的不相上下（分别是25%和23%），福克斯和公共电视则分居第二和第三。在自认的自由派人士中，传统广播电视新闻以24%领先成为“最受信赖”媒体，CNN和公共电视分庭抗礼，各占16%和17%。
不过，这个调查最让人震惊的是《每日秀》（Daily Show）居然也榜上有名，位列“最受信赖的资讯来源”，这是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德(Jon Steward)主持了多年的一档新闻讽刺栏目。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17%的自由派人士选择了《每日秀》，这不仅让斯图尔特在排名上与CNN以及公共电视台一争高下，还以7个百分点领先了MSNBC。MSNBC（某一段时间口号是“前倾”，不管是什么意思吧）是2014年最不受信赖的资讯来源：每个受访人群都把它排到最后，就连在保守派人士中，斯图尔德也还领先这个进步电视网1个百分点。
这里还有代沟作祟，年轻观众比年长观众更偏向非传统的资讯来源，不过从资讯转向娱乐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与人口结构无关。追踪资讯、洞悉时事成了一种冷嘲热讽的后现代操作，而“真相”与“资讯”这些字眼也是可以任人摆布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在2016年曾经写道，一代人是从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戴维·布林克力（David Brinkley）那儿获取资讯，另一代人是从乔恩·斯图尔德以及他的同行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那儿获取资讯，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就好像是“与年轻爱讽刺的嬉皮士嬉笑怒骂还是听严肃的成人谆谆教诲”。[16]
当然，这种抱怨听起来像是一个脾气糟糕的中年人会说的话。不过其他批评家反驳说，正是因为电视新闻普遍存在的特质让年轻观众转向其他资讯来源。洛杉矶作家詹姆斯·普洛斯（James Poulos，属于X世代[17]较晚期），曾在2016年说：“婴儿潮一代如何从不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到相信任何一个穿着商务休闲装、脸部对称的白痴，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斯图尔德也许是一名喜剧演员，但他的年轻观众可能还是要比那些完全不看新闻的同龄人懂得多。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所有这些电视网和名人的存在，而是观众从中做出选择，并相信自己获取了资讯。现代媒体提供了如此之多的选择，且迎合各种特定立场，这就是证实性偏见的一场大型运动。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不仅信息匮乏，还受到信息误导。
这两个问题有着天渊之别。伊利诺伊大学2000年就公共知识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未获取信息的公民一无所知，而被误导的公民所了解的信息与最佳证据和专家意见相左”，政治科学家安妮·普鲁塔（Anne Pluta）后来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些人不仅“利用现有的信仰体系来填充自己知识库里的空白”，而且久而久之，这些信仰就“与切实数据融为一体”。当然，受到误导最严重的公民“可能是对自己的观点最自信的，也是某个党派的死忠支持者”[18]。
美国人几乎都不相信他们看到的那一丁点儿新闻或者类似新闻的节目，以上所述也是原因之一。太多人在看新闻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认定自己熟谙这个话题。与其说他们在寻求资讯，不如说他们在求证，当接收到的讯息不合口味，他们就会转投符合自身立场的资讯来源，因为在他们看来，其他的观点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在撒谎。早些时候，要找其他的资讯渠道没那么容易，为数不多的几个媒体并不会特别迎合他们的偏见来定制新闻，他们不得不将就这些媒体，然后在内心做斗争。现如今，市面上有成百上千种媒体，哪怕是最狭隘的话题和偏见，也有媒体去迎合。
这样的心态，以及为之服务的市场，促使普通民众生出没来由的自信和强烈的怀疑，而这种思维习惯也让专家试图教育普通公民的不懈努力付之一炬。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知道问题的答案，那专家怎么回应这些问题都是无益的，如果那么多人都去否定——或者往好处想，忽略——信使，那专家也就无力传递信息了。人们不去关注新闻已经很糟糕了，结果他们还不相信自己读到的那一丁点儿新闻，非要四处寻觅，直到发现符合预期的内容，那更是雪上加霜了。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对媒体的不信任只是社会痼疾的一个症状，而这个痼疾就是美国人不再相信任何人，这种情况日益严重。他们蔑视一切机构，包括媒体。每个人都讨厌媒体——或者说，至少人人都声称自己讨厌媒体。据民调显示，新闻机构是美国最不受信任的机构之一，2014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四成美国人相信媒体报道的新闻是“全面、准确和公正的”，可以说是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了。[19]
当然，人们并不是真的讨厌媒体。他们讨厌的其实是媒体报道或传播的新闻不合心意或观点相左。2012年的一份皮尤调查注意到，2/3的美国人认为新闻机构大体上都“常常是不准确的”，但当问及他们“常用的”媒体时，这个比例就掉到不足1/3。[20]正如众多观察家这些年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人人都声称自己讨厌国会，但其实他们真正不待见的是除了代表他们立场之外的所有国会成员，这与媒体界的情况没什么两样。讨厌“媒体”的人还是会看“新闻”或读“报纸”，前提就是这些“新闻”和“报纸”已经博取了他们的信任。
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对媒体的高度不信任是有害的。所有公民，包括专家，都需要新闻。记者是传声筒，把周边世界发生的事件及其进展告知我们，他们提供的是一个事实的储备库，任我们很多人从中选取原材料来烹制各自的意见、观点和信念。我们须得仰仗他们的判断和客观性，因为他们的报道往往是我们这些非媒体人士与未知事件或事实的第一次接触。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在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常常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却不相信他们提供的资讯。
观众比专家更聪明？
观众和读者这样疑心重重是正确的吗？我也是一个专业人士，直觉告诉我，要相信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总体而言，我相信大多数记者的报道和新闻稿。我也相信雇用他们的主编和制片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我没有接受过新闻方面的培训，而我所读的那些新闻报道涉及方方面面的主题，对于大多数的主题，我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如果记者也缺乏这些主题的专业知识，那就涉及胜不胜任的问题了。毫无疑问，记者是可以成为专家的。一些驻外记者能讲流利的当地语言，且对当地文化也了如指掌。一些科学版记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或者接受过大量的科学培训。有些国会山记者解释起立法程序来，比一些国会议员还头头是道。
然而，也还有一些记者以为加沙地带有一座桥，或伊夫林·沃是个女人。此等肤浅并不是因为新闻业吸引才疏学浅之人，而是因为在一个新闻无处不在、人人皆可为记者的年代，标准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试想一个行业过去至少还有一些门槛，现如今却敞开大门，会怎么样？如果医学、司法、航空或考古行业也突然变成自助项目，想必结果也无二致。
究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过去需要千锤百炼的一个职业现在却被“学院化”，而且在当今时代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过去记者的职业轨迹里是有一段学徒时期的，他们要写讣告，报道无聊的市政会议，如今新闻和传播学成了本科的专业。这些学院和项目粗制滥造了一批对记者职业知之甚少的年轻人。他们是在象牙塔里学习，而不是在一个行业的习惯和常态中学习。当中很多人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深刻见解，却不懂“新闻报道”与“写博客”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资深记者却被挤出新闻工作室，给懂得如何带来点击率的年轻人腾地方。《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稿人戴尔·马哈瑞吉（Dale Maharidge）在2016年就曾这样描述过：
过去新闻工作是一门技艺，现如今是打造记者个人品牌，工作重心是大量炮制博客，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总结总结收为己用，保持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对于老牌记者来说，这些都很陌生。而记者的上司也怀有这种新兴的职业偏见。一个主要的国家级刊物主编，年纪40多，曾向我吐露心声说他不愿意雇用年长的记者，因为“他们还困在一周写一个报道的思维模式里”，而且不愿意使用社交媒体。[21]
形式压倒内容，全力比拼速度，再加上现代大学盛行的偏见，一环扣一环造就了错误信息的三连胜。难怪像乔尔·恩格尔（Joel Engel）这样的资深记者会缅怀过去，“那时候‘记者’只是单纯的‘报道者’，而且通常也只有高中毕业而已”，但那是美国更好的新闻时代。恩格尔是一名作家，也曾是《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
很多人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资讯，且数量相当可观，而他们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基本上是由一些新手记者说了算。比如，脸书就让新闻策展人来决定读者的脸书新闻推送内容。据Gizomodo.com[22]2016年披露的信息显示，脸书把这些记者当作低端合约工，却给了他们运作新闻的无边权力：
［脸书］热点新闻版块是由一群20多岁和30出头的人来运作的，他们当中大多毕业于常春藤院校以及像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这样的东岸私立大学。他们先前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彭博社（Bloomberg）、MSNBC和英国《卫报》（Guardian）这样的媒体工作过。也有一些前新闻策展人离开了脸书，去了《纽约客》、互联网新闻博客Marshable和天空体育台这样的机构工作。
据Gizmodo采访的前脸书新闻策展人透露，这一小群人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故事能上热点新闻，更重要的是，每个主题会链接到哪些新闻网站。“我们来定热点。”其中一个策展人说道，“至于哪些算得上新闻，哪些不算，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衡量标准，全由新闻策展人说了算。”[23]
这样看来，我们显然不能靠脸书来获取新闻资讯。遗憾的是，数百万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靠的是推特，然而推特的新闻推送还不成熟，用户数据流中会出现什么新闻，优先排序如何，这些算法还在试验阶段。
对这些年轻记者公平点儿来说，他们也是被市场的特性推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境地。正如网上时事评论杂志《名单》（Slate）的撰稿人威尔·萨尔坦（Will Saletan）告诉我的，比起制造点击量的即兴创作，复杂的故事需要花费的时间多得多。萨尔坦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转基因食品安全，这种报道可能会超越那场围绕疫苗展开却让无知打败科学的辩论。[24]“这样的时间跨度现在大体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却无法让一个年轻人花这么长时间去梳理一个问题。”萨尔坦在完成报道后这样说——他的报道击碎了反对转基因背后的假科学——这句话出现在Slate网站。这种报道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坚定的意志去做研究并专注于枯燥的细节。正如萨尔坦所说：“你真的得够任性固执，才能坚持研究像［转基因］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当你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太机械，太无聊，即便这个话题被政治化以后能激起一些热情，也改变不了这个问题的乏味本质。”
有些时候记者犯的错误既琐碎又搞笑。比如，在那个“巧克力能帮你减肥”的大骗局中，搞恶作剧的人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他们以为“不精通科学的记者们”一旦去咨询真正的科学家，就会发现这整个杜撰的报道就是个“荒唐站不住脚的新闻”。然而他们错了：没有人真的找科学家来核实这个报道。“关键是，”搞恶作剧的那个人之后说，“我们发现记者们都懒得出奇。如果你把信息处理得恰到好处，那你编辑过的报道看起来就像原创一样。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情况，事实上很多记者只是复制和粘贴了我们的文本。”[25]
巧克力有助于减肥的骗局就是个愚蠢的报道，但不会伤害到太多人。（迷恋巧克力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由。）可是，如果报道的是更严肃的问题，记者们还对主题不清不楚，又被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所左右，那带来的就不只是错觉，而是困惑。几年前乔舒亚·福斯特（Joshua Foust）集中研究了外派记者到海外部队采访报道的情况，发现这些记者会产生错觉，自以为经验丰富，实际上对自己所处之地根本没什么概念：
太多记者对自己要去报道的地方一无所知：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阿富汗，媒体报道中连基本知识都严重匮乏［格鲁吉亚的一名自由撰稿记者告诉我，有在编记者问官员：“阿布哈兹（Abkhazia）[26]在哪里？”］个人经验告诉我，阿富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只是外派一周，”他们大概会想，“我不用做太多功课——我可以出发的时候再学。”[27]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年轻记者能仰仗的也就是在大学里所接受的新闻学教育，用乔尔·恩格尔的话说，那就是个“均质化过程”，“保证了一致性”，培养的年轻记者一旦出了学校大门，“眼里只能看到自己认同的东西”。
这种集体性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渎职，会对现实世界的人们和社区造成严重的伤害。比如，2014年《滚石》（Rolling Stone）就遭遇了一次新闻伦理的巨大失败，这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弗吉尼亚大学轮奸案的报道，这篇报道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一个决心要找到美国精英校园性侵案例的记者终于发现了一宗。她的主编帮她发表了这篇充斥着大量细节的报道。整篇报道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却被证实是个假新闻。结果《滚石》面临乌烟瘴气的诉讼，名声扫地。
《滚石》最终撤回了报道，并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行调查。哥伦比亚大学调查员得出结论，记者塞布丽娜·厄德莉（Sabrina Erdeley）和她的编辑们打着报道轮奸案的旗号，甚至违反了基本的新闻准则，显然，这样的报道实在是太对读者口味，都没人加以核实。[28]这个案子后来持续发酵了几年，报道中指名道姓提到的弗吉尼亚大学一名女性行政负责人——报道中说她没有对强奸指控采取行动——以诽谤罪起诉了《滚石》并胜诉。
这篇报道部分是基于一些研究声称美国大学里1/4的女性（有时候报道说是1/5）遭遇过性侵。当支撑这些说法的数据和研究本身就应引人深思，那这一类说法就是促成《滚石》假新闻的帮凶。正如《名单》的艾米莉·约菲（Emily Yoffe）在2014年所写的：“1/4的说法意味着美国大学年轻女性被强奸的比例与刚果差不多，在那个国家，强奸是被当作一种战争武器的。”[29]还有一项研究也是这条可怕报道的重要依据，可结果被发现研究里还囊括了“大学男性”，最年长的71岁，平均年龄超过26岁，而这些人都没有住在学校。不过不要紧：数据现在不再是提供事实，更多的是扮演口号，任何争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他们在新闻里看到过”，那也无可厚非了。
与“1/4”数据类似的是现在很普遍的一种说法，在美国媒体上也是一再被提起，那就是在两场重要战争的压力下，美国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一天22人”——也就是说每24小时就有22个退伍军人自杀——已经成了退伍机构以及反战组织的口头禅。从2013年开始，许多以退伍军人自杀“盛行”为主题的报道出现在电子媒体和纸媒上，各种版本都有，标题耸动，还配上一些自杀的年轻男女军人的图片。这些报道所指明确：战事扩大驱使美国士兵自杀，无情的政府视若无睹。
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我就有意去寻找其背后的研究。我每天都和军队官员打交道，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目睹过战争。而且我在年轻的时候短期做过预防自杀咨询的志愿者，所以也曾经是认证的预防自杀顾问。作为一个在预防自杀方面略有经验的人，我很关心自杀的人；作为一个与军事人员共事的人，我很担心我的学生和朋友；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被这个看起来并不可信的统计论证所困扰。
遗憾的是，媒体给的不是药，反而是问题催化剂。不可否认，21世纪退伍军人自杀率的确比之前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所有人群的整体自杀率变高了——至于原因何在，流行病学家还在争论——而退伍军人是所有人群中的一部分。更让人困惑的是，专注“退伍军人”自杀的研究把所有在军队服役过的人都囊括进来了，不论什么年龄什么岗位，从预备役到持续作战部队，统统都算进去。换句话说，一个刚从作战区回家的年轻人和一个30年前曾经在本地国民警卫队服役过几年的中年男子，只要在某个时间自杀了，都算是这种新“流行病”患者。
饱受批评的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部门——试图指出2012年的一次大型研究表明，退伍军人自杀的情况自1999年起并没有那么耸人听闻的变化，但这样的努力也不过是徒劳无功。《纽约时报》恰当地报道了这份研究，标题是“美国自杀人数整体攀升，自杀退伍军人占比相对减少”。但《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却暗含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退伍军人管理局研究发现，自杀退伍军人增多”。这两个标题都是关于同一份研究的，而且严格来说，它们都是对的，真是不可思议。
媒体，或者说至少有一些媒体机构采访了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科学家，他的回答没能左右媒体的表述。“有人认为现在退伍军人自杀成了流行病。我不认同。”开展这项研究的流行病学家罗伯特·博萨尔特（Robert Bossarte）说，“全国自杀率整体上升，而退伍军人只是其中一部分。”[30]大多数报道并没有引用这句话，也没有采纳重要的基准数据，比如美国整体自杀率或同龄的年轻退伍军人自杀率，或许是因为其他人群——诸如医生或其他——自杀率相对较高的话，可能会降低这篇报道的紧迫感。
劣质报道没有中断，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平行报道，讲述2012年自杀的军人数量实际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当然，这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美国军人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而不是敌军。这是一幅残酷的画面，但其中有一个小问题：从统计学上来说毫无意义。在任何年份，只要美国军队没有参与大规模的实际作战，那从定义来说，“自杀比战斗导致的死亡更多”这种说法就永远不会错。
在战斗不多的年月，你都可以玩这个数字把戏：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的军人自杀数量和战斗中牺牲的人数。《时代》的一篇文章总算是做对了，甚至还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军队自杀人数超过战斗死亡人数——不过只是因为战争正在结束”[31]，这一点值得赞赏。可是，这又不是什么晦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肯花一点儿时间想一想，就能理清了，《时代》或任何其他媒体一开始就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报道。
重点在于，有些人是真的关心退伍军人和他们的自杀问题，但他们读完这些报道之后，对于当今退伍军人的现状并没有多了解几分，但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了，任何领域的专家要是对公众的愤怒提出质疑，或是想要更加细致入微地解释这个话题，那就自求多福吧。退伍军人就是会发疯自杀，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可是在报纸上读到的。
怎么办
到头来，我们还是面临一个问题：记者报道一个主题，能否就此成为这个主题的专家？如果不能，专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记者？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希冀年轻记者无论如何也要了解自己报道主题的背景知识以外，不能也不会给出其他的建议。这是个通用的建议，而且对于其他职业人士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也只想说到这个份上。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我充分意识到，无论人类可以获取的信息多么优质，他们还是会对信息来源挑三拣四，没什么能阻止得了。
不过，我要给专家一个警告，给新闻用户若干个警告。
我想对专家说，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不。我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就是年轻时造成的，那时候我还无法抗拒内心的冲动要给出意见。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比记者或读者懂得多，是没有错的，但这不是重点：我还发现有时候的孤立无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公平点儿说，我发现记者还是会尊重和如实报道你的观点——偶尔会觉得自己像中了圈套或被人断章取义地引用——但如果你严词拒绝，不希望太跑偏，他们还是会尊重你的。那么，什么时候严词拒绝，这个时间点由你来判断，这是你的义务，不是他们的。
新闻用户也有一些重要的义务。我对读者有四点建议，在获取新闻的时候，要谦恭虚己、混合吸收、少点儿偏激、多加辨别。
谦恭虚己。也就是说，至少一开始要假定撰写文章的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缺陷，对于这个主题都比你懂的多。至少要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撰写文章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比你多。如果你在媒体上或任何资讯来源上接触到一个报道，都先认定自己对这个主题懂的和别人一样多，那你关注这条新闻的整个行为就是在浪费时间。
混合吸收。饮食多样化。你不会整天都吃同样的东西，所以也不要整天都消费同一家媒体。当我在国家政治圈工作的时候，任何时候我都会订阅6份杂志，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要狭隘，试试其他国家的媒体，因为它们报道的故事或持有的观点往往是被美国人完全忽略的。别说你“没有时间”。你有。
少点儿偏激——或者说别那么愤世嫉俗。没有什么人是从一开始就故意欺骗你的，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是的，撰写报道的人通常会有自己的计划，也总会有另一个塞布丽娜·厄德莉存在。是的，给你提供新闻大餐的记者，无论是纸媒的还是电视的，都会出错，而且往往自己还意识不到，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哪个记者可以独享真相，但也不是所有记者都在撒谎。他们也在竭尽全力，凭着本能去做到最好，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你也在读其他来源的新闻和资讯来关注事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是欣喜的。
多加辨别。如果你在一个大媒体看到的内容在你看来似乎不正确，那去找一些半吊子的网站并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网站，是为政治运动做宣传的，或者更糟糕的，是一些企业为了迎合狂热分子或白痴特别建立的，对于想要寻找更准确信息的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真正的解决之道是，你在消费媒体的同时问自己几个问题：作者是谁？他们有没有主编？这是一个坚持自家报道的杂志或报纸，还是一场政治运动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说法是可以核查的吗？或者有没有其他媒体试图去证实或证伪他们的报道？
阴谋论者与假药拥趸永远不会相信任何挑战他们观点的东西，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做得更好。而且记住：阅读和关注新闻是一种技能，就像其他技能一样，通过不断重复会越来越好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新闻消费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期消费新闻。
我批评美国人的基础知识薄弱，批判自恋和偏激阻碍了他们学习新知，批评大学产业没有治愈无知，反而还成了帮凶，批判媒体认为自己的本职是娱乐大众，批评记者要么太懒，要么太嫩，总之没能做出正确的报道，在这一通批判中，我毫不留情。向着那些在我看来应为“专家之死”负起责任，在我们最需要专业知识的时候却一通诋毁破坏的大多数群体，我挥舞着拳头。
只有一个群体至今没有成为我批判的对象——专家。
当专家出错的时候，又该何去何从？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听从专家的，什么时候忽略专家的建议？我们会在下一章直面这些问题。
[1] Sarah Kaplan, “How, and Why, a Journalist Tricked News Outlets into Thinking Chocolate Makes You Thin,”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y 28, 2015.
[2] Mollie Hemingway, “Vox’s Motto Should Be ‘Explaining the News Incorrectly,Repeatedly,’” TheFederalist.com, July 17, 2014.
[3] Elisabetta Povoledo, “Pope Calls for ‘Peace in All the World’ in First Easter Message,”New York Times online, March 31, 2013.
[4]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ge of Indifference: A Study of Young Americans and How They View the News,” June 28, 1990, 1.
[5] Richard Arum, “College Graduates: Satisfied, but Adrift,”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eds.,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73.
[6] James E. Short, “How Much Media? Report on American Consumers.” 2013.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ttp:// classic.marshall.usc.edu/assets/161/25995.pdf.
[7] Jan Zverina, “U.S. Media Consumption to Rise to 15.5 Hours a Day-Per Person-by 2015,”UC San Diego News Center, November 6, 2013.
[8] 沃尔特·克朗凯特（1916年11月4日—2009年7月17日），记者，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CBS的明星主播，被誉为“最值得信赖的美国人”。——译者注
[9] 引自Benjamin Mullen, “Buyouts Hit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Poynter.org, July 7, 2015。
[10] 引自Jeremy Peters, “Some Newspapers, Tracking Readers Online, Shift Coverage,” NewYork Times online, September 5, 2010。
[11] Peters, “Some Newspapers, Tracking Readers Online, Shift Coverage.”
[12] National Journal Group, Washingt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15, Washington, DC.
[13] Steven Metz, “As Celebrity Pundits Rise,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uffers,” WorldPolitics Review, August 14, 2015.
[14] Mindich in Bauerlein and Bellow,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101.
[15] R. R. Reno, “Trumpageddon!” , First Things online, February 20, 2016.
[16] Eliot Cohen, “The Age of Trump,” American Interest online, February 26, 2016.
[17] X世代，专指1966—1980年出生的人。这个词最先出现在传奇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相片特辑，他用来形容“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译者注
[18] Anne Pluta, “Trump Supporters Appear to Be Misinformed, Not Uninformed,”FiveThirtyEight.com, January 7, 2016.
[19] Justin McCarthy, “Trust in Mass Media Returns to All-Time Low,” gallup.com, September 17, 2014.
[20] Paul Farhi, “How Biased Are the Media, Really?,” Washington Post online, April 27, 2012.
[21] Dale Maharidge, “People’s Stories: What Happens When No One Wants to Print Their Words Anymore?” Nation online, March 2, 2016.
[22] Gizmodo.com，是一个报道消费电子产品相关消息的流行科技网志。——译者注
[23] Michael Nunez, “Want to Know What Facebook Really Thinks of Journalists?Here’s What Happened When It Hired Some,” gizmodo.com, May 3, 2016.
[24] Will Saletan, “Unhealthy Fixation,” slate.com, July 15, 2015.
[25] John Bohannon, “I Fooled Millions into Thinking Chocolate Helps Weight Loss. Here’s How,” io9.Gizmodo.com, May 27, 2015.
[26] 阿布哈兹，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地区。——译者注
[27] Joshua Foust, “The Birth (and Death) of a Meme: Embedded Reporters Don’t Always Get the Stor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nline, September 10, 2008.
[28] Sheila Coronel, Steve Coll, and Derek Kravitz, “Rolling Stone’s Investigation: ‘A Failure That Was Avoidabl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nline, Aprial 5, 2015.
[29] Emily Yoffe, “The College Rape Overcorrection,” slate.com, December 7, 2014.
[30] Quoted in Greg Jaffe, “VA Study Finds More Veterans Committing Suicide,” WashingtonPost online, February 1, 2013.
[31] Brandon Friedman, “Military Suicides Top Combat Deaths——But only Because the Wars Are Ending,” Time online, January 16,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