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
受上天眷顾已兼具天赋与美德的人，应当接受相称的自由教育，并且有能力捍卫同胞们神圣的权利和自由。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布拉多克先生（Mr. Braddock）：你能跟我说说你这四年大学是为了什么？那么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本杰明：你问住我了。
——《毕业生》（Graduate）
美妙的七年
高等教育本应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观念，即认为大家都是一样聪明的。可惜，21世纪高等教育的普及却适得其反：许许多多上过大学或几乎同等学力的人都认为自己与最有成就的学者和专家受到同等教育。大学不再是一段专注于学习和个人成长的时光，年轻的美国人潮水般涌入大学，随之而来的是大学争夺他们的学费，这就造就了一种顾客至上的氛围，学生从中最大的收获竟然是：顾客永远是对的。
“二战”之前，大多数人没有读完高中，很少有人能上大学。在那段时期，尽管一些年轻男性和极少数女性也能攒够学费或争取到奖学金，但顶级学校的大门主要还是为出身上流社会的人打开的。上大学是少数人享有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有社会阶级，也有成绩，而且重要性不相上下。还有，能进入大学代表有潜力，大学毕业代表了一项成就。大学文凭是凤毛麟角的，就像一个指示牌，把专家和有学问的人与社会上其他人区分开。
现如今，上大学是很普遍的事情。高等教育的普及，让“大学”这个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至少不能区分开有没有受教育。“大学毕业生”在今天代表了很多意思，可惜，“一个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在其中。
抨击大学是美国的一项传统，抨击和我一样在大学教书的教员也是一项传统。各种成见比比皆是，比如古板的（或者激进的/滥竽充数的）教授在学生面前讲课，学生都听得百无聊赖了，这些孩子来学校有很多目的，但除了接受教育。“大学小子”曾经是一些长者一针见血讽刺年轻人的话，意思就是教育替代不了成熟和智慧。
但是本书并不会去讨论为什么大学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尊重学识和专业知识，而本章要讨论的是一个看似很矛盾的问题：本应是解决之道的大学怎么就成了问题本身呢？
我这么说的时候，仍然是美国大学系统的捍卫者，包括饱受指摘的人文学科。我个人就受益于20世纪普及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美国大学机构的成就还是无可辩驳的：美国大学仍然是世界顶尖的教育机构。我仍然坚信美国的高等学府能够出产知识，输送有识之士。
然而，不得不承认，美国很多高等学府没能传授给学生专业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一点，走出校门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却识别不出专业知识，无法与专家及其他职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诸多心智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美国大学最受人诟病的一项，就是批判性思维：一种冷静评估新的信息和对立的思想的能力。
这是因为上大学不再能保障“大学教育”了。现在，大学只是提供了一种“上大学”的全方位体验。这完全是两码事，现在的毕业生都自以为懂得很多，其实不然。现在，当一个专家说“嗯，我上过大学”，你也不能怪公众会说“谁不是呢？”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现在广泛认为自己“受过教育”，而事实上很多人只能说是在高中之后延续了一种课堂体验，至于结果，因人而异，各色各样。
大量学生涌入美国的大学，让教育变得日益商品化。当今的大学不再把学生当作学生对待，而是给予客户的待遇。甫出高中校门的年轻人，尚未养成自律这个在追求高等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习惯，到了大学，受到物质和理智上的双重诱惑，学习上的一些坏毛病不断强化。现在的大学倒像是一个多年假期套餐的商品，而不是与教育机构和教职员签订的一场求索知识教育的契约。大学教育的商品化，不仅严重破坏了学历的价值，也摧毁了大学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意义。
校园里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些诸如作秀、随波逐流、智商堪忧的问题，引人浮想联翩，但相比起来，商品化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学生活总免不了一些傻里傻气的成分。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丹·德雷兹内（Dan Drezner）曾经写道：“大学的目标之一就是用愚蠢的方式阐述愚蠢的观点，然后通过与同学和教授的互动，知道自己有多蠢。”[1]大学生活，尤其是在最精英的学校里，是与社会隔绝的，当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生活在象牙塔里，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
有一些只是高价买来的无知浅薄，本身无害。例如布朗大学的学生家长会花一大笔钱让孩子参加像“校园裸露周”（Campus Nudity Week）这样的活动。（一个布朗大学的女生参加过这个活动，在2013年说关于这个活动的“负面反馈”“让她为毕业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但愿如此吧。）不过，我也不是那么担心普罗维登斯大街上有学生裸奔。大学让我忧心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加速了专家之死，更多在于课堂里发生的事情，或者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
在最好的情况下，学校应该有志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意愿，让学生成长为有才干的公民。然而，用加州一个著名的“派对学校”毕业生的话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已经变成了“高中和在仓库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美妙七年”。大学不再是一条通往智识成熟的道路，而仅仅是推迟步入社会的缓兵之计，不光是学生，有时候对教职员的意义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学生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其实并不适合上大学。美国新的教育文化就是人人都应该并且必须上大学。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对专家之死很重要，为了符合要求，学科专业激增，学校成了文凭工厂，这些文凭最多只能说明你接受了培训，而非教育，教育和培训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但在公众眼里，已经越来越重叠了。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
这是很多教授出于礼貌不会说的话，但却是事实。有的年轻人适合做生意，却跑去读了大学，也没多想怎么毕业，或者毕业之后该干什么。四年变成五年，五年变成六年，甚至更久。有限的学习过程最终变成了重复吃昂贵的教育自助餐，提供的大多是垃圾知识菜品，在缺乏成人监督的情况下，学生难保不会去选一些无用之菜，却对营养料理不闻不问。
最有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在这方面不那么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学生，把他们的课堂里塞满出类拔萃的学生。这些学生会得到全面或近乎全面的教育，通常也能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回报丰厚的工作。但是，其他的教育机构就陷入逐底竞争的局面了。不管学校怎么样，这些孩子总还是要上大学的，所以那些无法在教育质量上异军突起的学校，只好另辟蹊径，在餐饮上提供更好的比萨饼，豪华的宿舍，更多的活动，让饱受上课折磨的学生多点儿欢乐。
多的不只有学生，还有教授。最好的州立大学，过去是培养大学教职员的基地，现在输送了一大批水平参差不齐的博士，远超学术就业市场的饱和度。无权授予高级学位的院校是越来越少，其中有很多其本科学历的含金量只能算是拔高的高中学历，就这样的学校还培养博士，质量之低，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雇用本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如过江之鲫，揣着质量平平的论文，研究的课题还不是一般的深奥难懂，游荡在学术圈子里，不夸张地说，他们教书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就连“教授”这个词也因为滥用而变味，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过去教授是个稀有的称谓，现在美国高校随意使用。只要是在高中以上的教育机构，无论教什么都算个教授，上至重要研究型大学最好院系的系主任，下至社区学院的兼职老师。每个老师都是“教授”，同样，每个小学院现在也都是“大学”，这种现象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一些小规模地方院校，过去就是为了照顾本地区的居民而存在，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大学”，就好像现在它们的食堂后面真有粒子对撞机一样。
这些高仿大学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迎合了当下的文凭文化：人人都认为自己应该上大学，对文凭的需求成了无底洞。这样一来就制造了文凭膨胀的旋涡。院校制造文凭膨胀和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如出一辙：拼命印文凭和拼命印钱。过去，一纸高中毕业证书是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或从事某一职业的必需品。但现在人人都有高中毕业证书，其中有些人甚至都不识字。结果，高校的作用就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读完了高中，而本科学历对毕业生的要求，就由硕士学历来填补。在这样一个追逐学历的仓鼠转轮里，学生被榨干了钱，却没学到多少东西。[2]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美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说，今天的大学文凭含金量就相当于50年前的高中毕业证书，所以，人人都应该上大学，这就像上高中一样，再普遍不过了。事实上，高中不足，大学来补，这种念头是我们沦落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多“学生”、太多“教授”、太多“大学”和太多“学历”的叠加效应，上了大学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高校耗费几个世纪创造出来并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知识，现在却饱受攻击，而且现代大学的失败更是授人以柄，让攻击的炮火变得更加猛烈。知识自律和成熟的进程被打断，不得不半途而废。传授重要的文化学习理念——从搭建逻辑论证思路到美国文明的根本基因——已不再是客户至上型大学的使命了。
欢迎光临
大学生活本不应该是一段舒适的经历。大学生要抛弃孩提时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开始吸收更高深的知识，幸运的话，可能受用一生，所以其复杂性可想而知，他们就要接受由此带来的焦虑、不适和挑战。一张大学文凭，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哲学的，都应当表明持证的人真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掌握了某一个学科，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了一个广泛的理解。这绝非易事。
但今非昔比，无论是从高校还是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现代美国大学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学提供的是客户至上的体验，去迎合青少年，而不是陪伴他们长大成人。学生的智力唯我论非但没有在大学得到解惑，反而最终被加强。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是不会承认其他人比自己聪明，无论这个人是同学也好，老师也罢。（这里也假设他们不会去费心区分同学和老师。）他们的学历证书成了一张付款收据，证明他们和家人为几年来很多有趣的人提供的服务埋了单，而学生们也乐于接受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当今的学生智识不足。美国大学的水平有高有低，申请竞争激烈的大学，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对考试流程、推荐、课外活动和入学需要的荣誉奖章熟谙于心，所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可惜，一旦他们走通了入学的迷宫，踏入学校大门，接下来的四年就会在教育不足却被过度赞誉的状态中度过。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甚至会带着和入学时一样多的疑虑，结果，一旦他们离开父母的怀抱，走出学校的院墙，他们身上可能会携带着不安全感和傲慢，这种结合就像毒药，会让他们吃尽苦头。
另一边，申请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学生就无须担忧申请程序了。经济类撰稿人本·卡斯尔曼（Ben Casselman)在2016年指出，大多数高校申请人“都不需要写一篇入学申请文章，填一张简历，或是花言巧语找人代笔”，因为3/4以上的美国本科生上的大学至少会录取一半的申请人。只有4%的学生所上的学校门槛比较高，只录取25%的申请人甚至更少，不到1%的学生读了精英学校，这样的学校只录取不到10%的申请人。[3]进入了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高校，想要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就得费一番功夫了，只有一半的学生在6年内完成了学士学位。
很多准大学生都还没到上大学的水平，还需要大修大补。学校明知道这一点，还是录取了这些应付不了大学的大学生，就把他们都安置在入门课程大课堂里（经济高效），然后怀着美好的愿望，让这些孩子自求多福。这明显违反了学校可能仍在执行的少数招生标准，为什么他们明知故犯？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iute）的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在2016年写道：“一切向钱看齐。”一语中的。事实上，“私立学校——至少低于精英水平的——都在不顾一切地招揽学生，只要有钱赚，哪怕多不合格的学生，他们也愿意录取”[4]。有些人能毕业，有些人毕不了业，但高校无论如何都能得到回报，而年轻人也能说，至少他／她读了“几年大学”。
就算没有财政上的压力，学校也还是会给大批尚未做好准备的学生放行，这也应该归因于美国流行的一种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让孩子挂科是万万不行的。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1995年写道：在美国文化中，“孩子被宠到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自己蠢”。[5] 20年后，马里兰州的一位初中老师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精髓，2014年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决定辞职。她说学校行政处给了她两个指示，在她看来，这两个指示是“公立教育的典型口号”。其一是学生不能不及格。另一句话则预示着高校的客户至上策略：“如果他们的成绩是D或者F，那一定是你没有教好。”[6]
我自己也无数次遇到这种问题，而且不仅存在于孩子或年轻的本科生当中，曾经还有我的研究生告诉我，如果他们在我的课上拿不到A，那这个不好看的成绩就证明我教得不好。曾经还有学生在我的课上几乎挂科，他们就请我——有时候是要求我——推荐一个研究生课程或者职业学校。现在的大学生也许并不比30年前的大学生笨，但他们这种理所当然的意识和无来由的自信却是高度膨胀。
显然，家教很重要。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已经造成太多干扰，以至于一个前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教务长用一整本书来阐述“直升机父母”正在毁掉一代孩子。孩子上高中和大学了，家长还是百般溺爱，帮他们做作业——斯坦福的教务长礼貌地称之为“过度帮忙”——还参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7]还有更糟糕的情况：有些家长直接搬到孩子上大学的城市，这样孩子读书的时候就近方便照顾。这已经不只是“直升机父母”，俨然是“近距空中支援战斗机父母”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钱很充裕，这很悖谬。在很多父母和年轻人为了凑学费犯愁的时期，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儿饱汉不知饿汉饥了。但不可否认，现在能上高校的人的确比从前多了，大多是利用源源不断却害人不浅的贷款。有了政府担保的资金支持，加上高校急功近利的推广策略，来自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的青年几乎都能上大学，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是购物，那感觉跟我们买车差不多。
购物都是先看再买，参观校园就是一个典型的购物仪式，让孩子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一个学校，除了教育。每年春夏，高速公路上都是带着孩子的家长自驾去看学校，不是去看这些年轻顾客获得录取通知的学校，而是去看他们考虑申请的学校。这里不仅有参观常春藤联盟院校的有钱孩子，一些有孩子的朋友经常会告诉我他们上路去看一些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学院和州立学校。这些父母每年都会征询我的意见，每一年，我都会告诉他们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每一年，他们都谢谢我提供建议，然后还是一意孤行。到了最后，一家子都会变得很暴躁，筋疲力尽，至于这个学校究竟叫什么，似乎都是后话了。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学校都会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因为对于一个困在高中几年的青少年来说，所有高校看起来都是好去处。当然，有些选择很快就从雷达上消失了。难看的小镇，邋遢的校园，破旧的宿舍，诸如此类。除此之外，学生们会爱上一所学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像一个焦虑的求婚者一样坐卧不安，期待着他们刚过16岁生日时选择的学校会向他们投来邀请函，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青少年应该先想一想他们究竟为什么想去上大学，找到与自己的能力最匹配的学校，然后只申请这些，再去参观发给他们录取通知书的学校。但这种想法对很多家长和孩子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问一对家长为什么要开车带女儿跑遍美国去参观一些她根本无意去读或是达不到要求的学校，答案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嗯，她想去看看。”但他们很少会加一句：“而且我们也选择花这笔钱。”申请一所大学的费用是50美元或者更高，这不便宜，不过从阿默斯特（Amherst）开车到亚特兰大的成本就更高了。
这整个过程不仅意味着孩子说了算，而且他们还学会从一些角度来评估学校，考虑这个考虑那个，除了学校的教育。学校清楚这一点，它们也做好了万全准备。这就像本地的车行清楚知道怎么在展厅摆放一个新车型，或者一个赌场知道如何喷洒香水，好让顾客在踏进门的那一刻起就被打动，学校也会准备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和项目作为卖点，大多是在孩子关注的事情上挤掉对手。
为了争取青少年和他们的贷款学费，教育机构承诺的是一种体验，而不是教育。（我在这里不考虑营利性学校，那只能算是制造债务的工厂，而且我通常也把这类学校从“高等教育”的定义中排除。）打造一个美观的学生中心或提供大量活动，这都无可厚非，但有时候就显得本末倒置了，就好像病人选择一个医院做冠状动脉架桥术，全是因为这家医院的东西好吃。
在这件事情上，孩子和年轻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学生贷款项目把决定权从父母手中交到孩子手中。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几十年来，父母已经越来越对孩子放手。无论如何，彭博社（Bloomberg）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对于申请学校这整件事的决定权已经从父母那里转移到孩子手中，可以预想，“学生比家长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学校过得舒不舒心”[8]。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不同意。
本科学府想方设法投学生所好。例如，每个高中生都会担心将来要与陌生人同住，一些学校就在试图迎合学生的需求，缓解他们的焦虑。过去，学会与室友同住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还与父母同住的孩子会为此惊恐不安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今非昔比，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教职员在2015年写道：
很多学校让新生通过社交媒体认识自己的室友，而且他们住在公寓一样豪华的宿舍里，这就保证了他们基本不需要和别人共享一个卧室或卫生间，甚至他们不想在食堂用餐也可以。以前的学生都是和学校随机分配的室友共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人，但就是要这么近距离共享空间，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学着与不同人相处并处理矛盾纠纷的地方。[9]
如果学生选择去亚利桑那州是因为他／她可以不用去食堂吃饭，正中下怀，那整件事就不对劲了。当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些更加愚蠢的原因做出了更糟糕的决定。
学生都很年轻，父母都很疼爱孩子。完全说得通。但是，当整个申请学校和入学的狂欢结束，学生们怀揣着和接受大学教育不着边际的期待走进教室，这就是教职员们要教的孩子。现如今可不是教授指导学生，反而是学生命令老师，他们似乎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威权。比如，2016年一帮耶鲁的学生要求英文系取消必修课程“英国主要诗人”，因为这门课太偏重欧洲白人男性：“我们已经表达过了，”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们正在发声。关注这个问题。”[10]一个精英学校的教授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像个老师，更像是一个高级精品店里的店员。”
怎么不可以这么说呢？从学走路开始，大人就教孩子直呼成人的名字。给孩子“打分”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自尊，而不是为了激励他们进步成功。孩子可以像考察高尔夫球场附近的公寓楼一样考察高校，然后再升入大学。这也许只是成人对孩子小小的让步，但意义非凡，孩子的自尊自大侵蚀了学习能力，长期灌输下对成功的错觉和对知识的过度自信一直跟随他们到成年。
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到达特茅斯（Dartmouth）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知名教师（当时还活着）的故事，也小小地说明了专家和教育者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做了一场关于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展天基导弹防御计划的讲座，当然他是坚定支持这个计划的。一个本科生就在提问环节挑战贾斯特罗，据大家说贾斯特罗很耐心，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且必要的。这个学生意识到一个重要大学的科学家是不会因为和一个大二学生争辩几分钟就改变主意的，最终耸耸肩放弃了。
“嗯，”学生说，“你的推测也不错，跟我一样。”
贾斯特罗打断年轻人。“不不不，”他断然说道，“我的推测比你的好得多。”
贾斯特罗教授已然逝世，我在汉诺威（Hanover）的时候都没有机会问问他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猜他想给年轻人上一堂人生课：进入大学只是教育的开始，不是终点，尊重一个人的观点不等于同等尊重这个人的知识。但现在的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却越来越抗拒这一点。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仍有待商榷，但是有一点不变，那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个大二学生的推测不会是平分秋色的。
这可比一些常春藤盟校自以为是的学生嘲弄教授严重。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2013年有个年轻女子在社交媒体上求助课堂作业。（她住在哪里，在何处就读，这些信息不详，但她说自己将来要成为医生。）她的任务是研究致命化学物质沙林（Sarin），她在推特上向大家解释，她之所以需要帮助，是因为要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她的孩子。几分钟后，伦敦一家安全咨询公司的主管兼化学武器领域的顶尖专家丹·卡泽塔（Dan Kaszeta）主动提出帮助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很多读者跌破眼镜。［加州的一名武器专家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把网上的对话截图发出来。］“我找不到沙林气体（sarin gas，原文如此）的化学和物理性质，谁能帮帮我？”该学生发推文说。卡泽塔提供了帮助。他首先纠正了这个学生，提醒她沙林不是一种气体，另外sarin的首字母s应该大写。之后刘易斯挖苦地写道：“丹的帮忙让我们这位身陷困境的学生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迎接丹的是一连串的脏话。学生的自尊心受挫，怒气如飓风袭来，对专家一顿教训：“是的，你这［脏话］就是气体，你这无知愚昧的［脏话］。沙林是一种液体，能蒸发……闭嘴［脏话］。”卡泽塔很明显错愕不已，再次尝试：“你去谷歌搜索我。我是沙林方面的专家。很抱歉想要帮忙。”一直到两人对话终止事情也没有好转。
一个自鸣得意的达特茅斯孩子和一个义愤填膺的推特用户可能算是表现异常的，这当然是应付学生的极端例子。但是课堂里和社交媒体上的教师更是常常碰到学生把纠错当成一种侮辱。名不副实的夸赞和徒有其表的成功让学生养成了一种脆弱、不堪一击的傲慢，如果有老师或雇主第一次打破那层幻想，他们就会猛烈还击，这样的习惯在成年后也是很难改变的。
我就给你发电邮不行吗
在当今的高校，把学生当客户、视专业知识为产品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从一些细枝末节上也能看出来。比如电子邮件的影响，电邮让一些通常不敢在人前表现的学生也敢于做出各种各样古怪的事情。
就算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人在周末饮酒作乐后写了邮件然后点击“发送”这样偶然的失策，电子邮件还是让人错生出一种亲密感，腐蚀了有效教学所必不可少的界限。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这是电子媒体互动的一个普遍特性，但是教师和学生之的交流如此不正式，便是又多了一个佐证，说明专家及其技能受到的尊重日衰，大学生活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了作用的。
电子邮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校园开始流行，10年而已，教授们注意到即时通信已经带来了变化。2006年，《纽约时报》询问高校教育者与学生通电邮的感受，他们的挫败感非常明显。“这些天，”《时报》写道，“学生似乎认为［教职员］是随时待命的，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发很随意或完全不妥的邮件。”一位乔治城的神学教授告诉《纽约时报》：“学生在电邮里的语气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我需要知道这个，你现在就要告诉我’，那种随意有时候已经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了。”[11]
电邮就像社交媒体一样，把对话的人放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让学生觉得给老师发电邮就像和客服部门交流一样，这种感觉让学生很自在。这就直接影响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因为这种模式让问问题的学生和回答问题的老师之间再无区别。正如《纽约时报》所提到的：
过去，教授可以指望学生顺从，但现在他们的专业知识似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服务，而学生就像任何消费者一样正在花钱购买这种服务。所以，学生可能就无惧冒犯老师，敢催促老师，甚至问出一个暴露自己判断力糟糕的问题。
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社会学教授凯思琳·E.詹金斯（Kathleen E. Jenkins）说过，她曾经收到一封学生的电邮，这个学生错过了她的课，找她要教学笔记的复印件。
面对教职员关于电邮的此类抱怨，一名阿默斯特的大二学生说：“如果我和教授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他们的办公室或是给他们打电话，那我就要好好权衡一下或是对事情分个主次了。这个问题到底值不值得去一趟办公室？”
对于这一点，教职员可能会回应说：“问题就在这里。教授不是提供知识的贴身仆人或随时待命的笔友。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即刻解决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包括给学生建议该用活页夹还是分科目笔记本（一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在报告中这样写过）。学生在高校本来就应该学会一件事——自立，但如果只需要敲几下键盘就能找教师解决问题，为何还要自己费心查找呢？”
教育的初衷本来是要治好学生身上的这些坏毛病，而不是加以怂恿。但出于诸多原因，包括怕丢了工作，教授有些时候不愿意负起责任，尤其是那些非终身教职员或助教。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学生平等相待，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学生真的是与他们相匹敌的人。教与学皆受这种错误观念所累。一些教育者甚至还重复一句老话：“学生教会我的，与我教给学生的一样多！”（恕我直言，对于那些在教学生涯中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同事们，我不得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说你不是个好老师。）
要想阻止课堂里的角色逆转，就需要老师重申自己的权威。但这样一来，首先就需要推翻视教育为客服的整个观念。课堂的反革命运动恐怕不会受到以学费为中心的管理人员的欢迎，而且无论如何在客户中可能会相当不受待见。
多年来，詹姆斯·沙尔神父的政治哲学总是会在第一堂课上就让乔治城大学的学生感到震惊，他会分发一篇他写的文章，叫作“学生应该给予老师什么”。举个例子：
学生对老师有义务。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歪理邪说，但我们先把这句话搁在这里。
首要义务，尤其是在新学期的前几周要执行的，就是对老师的适度友好，对老师的信任，对老师有信心，愿意承认老师阅历丰富、洞悉事理，和学生不同，老师知道发展的方向。我在这里也不想忽略掉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授，他们会把自己的意志观念强加于人，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但做学生还是需要一点儿谦逊的。
所以，学生应该给予老师的是信任、顺从、努力和思考。[12]
沙尔多年来一直要求学生阅读这篇文章，直至退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在今天的校园，你告诉学生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对自己的才能要有更多面的认识，要信任自己的老师，看看会引起怎样的反弹和愤怒。今天的很多教职员想必也是赞同沙尔的，但他们不能冒着激怒学生的风险，因为正如每个服务行业人士所知，客户永远是对的。
无论是否出于善意，学生与老师的才学和社会地位相当以及学生的观点可与教授的知识相匹敌这些想法可以说害人不浅，让学生的潜力不得开发。学校非但不去矫正年轻人的迷思，反而还常常加以鼓舞，结果人们就真的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聪明。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邓宁所说：“过去我们对无知的理解就是知识匮乏，这让我们相信教育就是天然的解药。但是教育，就算我们拿捏得当，还是会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信心。”[13]
那如果教育实施不当，事情会变得多么艰难，可想而知。
一般大学
一个小学院——抱歉，一所“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可能会读到这一章，并抗议说我这样指责生意人表现得像个生意人是不公平的。毕竟，高等教育也是个行业，如果这个行业里的企业互相竞争，也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如果学校没能交付出自己所承诺的产品——教育，那这个商业类比就失效了。
早在一个潜在的学生填申请的时候，游戏就开始了。尽管学院对自己的定位是学习强度较低的课程加上提升的生活水平以及丰富的非学术活动，它们还同时在努力粉饰自己的重要性、美化形象。我之前关于“大学”激增的评论，不是什么离奇的结论：这件事正在发生，而且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未停歇。就像现如今高等教育中的很多其他弊端一样，这个变化也是受金钱和地位的驱动的。
学生想要相信自己花钱上的是更高梯队的学校——地区或国家级“大学”，而不是一个地方学院，小学院变身大学就是为了吸引这些学生。[14]在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眼里，州立学院和社区学院比四年制大学的地位低一些。因此，很多学院试图更名为“大学”，从而让自己脱颖而出。
更名游戏背后还有一个更乏味的动机：把研究生课程引入小的学院，从而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竞逐资金和随之而来的研究生课程激增已经迫使这些新“大学”加入学位授予的竞赛。校方不仅增加了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课程，比如企业管理，还有很多学校往本科课程里填塞新修课程，好升成硕士学位。
各学校竞相模仿，面对同业压力，一些刚晋升为大学的学校就开始升级游戏，增加博士课程。这些小学校想在现有领域设立博士课程还羽翼未满，就设立一些深奥难懂的跨学科领域，从而达到制造新文凭的目的。不难看出，这样制造出来的学历文凭并不能代表相称的知识水平。
这一切的行为几近学术渎职。学院开设研究生课程，却连本科教育都达不到尚可的水平，这是在欺骗研究生和本科生。小学院没有成规模的大学那样的资源——包括图书馆、研究设施和多元的项目——仅仅把前门的校名重绘一遍，并不能神奇地创造出那样的学术基础设施。把乡镇学院变成一般大学，信笺抬头也许看起来很美，但这一举动会把原本可能有用的地方学院推入新的境地——半吊子大学。
这种更名行为稀释了所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价值。人人都上大学了，那在这些“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真正有成就和专业知识的还真是难为人了。美国人扎进一堆文凭、证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认证里。有些人急切地想要误导周围的人，通常都会说自己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这样就不会被看轻。但还有一件事比发现他们在撒谎更让人沮丧，那就是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
学生可能会反驳说，他们要满足专业的要求，比老师给个学分要费劲多了。可能是吧，但那也要看专业本身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位，要求很高的外语或严格的人类学学位，和传播或视觉艺术专业——或政治科学（这样说让我很心痛）的要求会有天壤之别。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默认专业”，当一个学生不知道学什么就选这一类专业，或是一些学生在要求很高的课程上跟不上，认清了自己的能力后，就转到这些专业。
我冒着被人误解的风险，也要澄清几点。首先，哪怕最好的学校也有容易过的课程，学生只要是能正常呼吸的，几周时间就能通过，这一点对于我、对于高等教育界的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一个教授承认这一点或许让人大跌眼镜，但有一些容易或有趣的课程无可厚非。我还不得不说，至少有一些课程是必要的。就是应该有一些课是让学生体验一个学科，愉快地学习，并且因为学到东西而拿学分。
但是当所有课程都开始变成容易过的课，问题就来了。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专业里，这样的课无处不在，而且就我个人判断而言，数目与日俱增。没有哪个领域得以幸免，综观美国很多课程给出的录取通知书——以及给学生的打分——都在昭示着一件事：过去只是个别教授的恶习，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系的普遍作风。
我还要说一点，我不是说要把学院都缩编成只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加上少量英语或历史专业的规模。我强烈反对这样的论调，在我看来，这是对人文学科的侮辱。那些诋毁人文学科的人所倡导的往往是把学院变成职业技术学校。这种时候，艺术史专业总是会受到恶意中伤，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很多艺术史专业的人最后去了一些薪水相当丰厚的职业。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我所处的文明里没有艺术史专业，就这一点而言，还不能少了电影研究、哲学或社会学专业。
问题在于，这些专业里究竟有多少学生真的学到东西了，或者说，有没有必要让那么多学生在三流学校里学这些学科——尤其是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毫无疑问，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在浪费金钱，或者他们的受教育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所读课程或专业要么不应存在，要么即便存在也应限制招生人数，让少数真的志在于此的人去认真严格求索。当然，这一点也是教师缄口不提的其中一件事，因为对愤恨难填和满怀希望的学生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毫无根据的精英主义。
这可能算是精英主义，但不是毫无根据的。很多小学院过去叫“师范学院”，其宗旨是培养老师。它们的历史系或英文系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培养了历史和英文老师。然而到了今天，这些微型“大学”还开设了人类学或科学哲学专业，就好像它们的学生将来还要去斯坦福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一样。设立这些专业，有时候是因为少数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有此兴趣，有时候是校方借此来丰富专业的品类，不然可能在学术上显得单薄，不足以吸引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或是追随天赐之福的潜在学生，只要你能负担得起，这都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小学院的历史课程吸引你，无论如何，去读吧，可能会很精彩。但是，如果学生选专业的时候都不怎么思考这个学校的水平，也不想想学校在这个专业上能提供什么样的学术资源，或者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去向如何，那最终离开校园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完成学业顺利毕业），他们真正掌握的知识，远不及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当我们与那些对自己所受教育质量有很深误会的人做诸多无谓争论时，说来说去，核心不过如此。
更名后的大学开设专业或学位课程的时候，与那些知名大学并无二致，不仅在误导未来的学生，也在危害之后的学习。课程质量上的巨大差距，可能会触发一种怨恨：如果你和我都有大学历史学位，为什么你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就比我的强？你的学位是顶尖院系颁发的，我的是只有一个老师的小专业课程颁发的，这一点怎么就那么重要？如果我是在一个地方州立学院学电影的，你是在南加大学习电影课程的，你凭什么就认为你比我懂得多？我们都有同样的学位，不是吗？
不同院校及旗下各种学位和课程会被拿来比较，至于此间差别，争论颇多，这很快就会让人深感困扰。被顶尖院校录取并拿到学位的学生心生怨恨，因为别人把他们和不知名的公立“大学”同专业的学生放在一起横向比较，让他们平起平坐。（如果所有学校都一样好，那为什么有些大学比其他大学难进？）而那些不舍昼夜努力学习拿到同样学位的学生也很生气，就因为非名校毕业，他或她的成就就矮人一截。（如果除了常春藤盟校，其他学校都是垃圾，为什么这些专业和课程还都能得到认可？）
这样的争论背后其实恶意满满，有点儿高人一等的意味。差学生上了好学校，还是个差学生；勤奋的学生从小机构毕业，虽然没有名校证书，依然是聪慧的。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一个地方学院听超负荷工作的助教讲课，和在一个顶尖大学听知名学者上课，往往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就算这么说是对的，但只要说出来，立刻就会让人怒火中烧，被人说成势利眼，然后不欢而散。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样比来比去，但比较也有重要的意义，能帮我们筛选出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不错，即使知名学府也会培养出彻头彻尾的傻瓜。但是，那些准大学想要参与更加重量级的竞争，所图非善，为的却是市场推广、金钱和教职员的自尊心。最终，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学生和社会都是伤害。专业相同，可能会让人有共同话题，能就一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这并不会天然地让他们在才能学识上相匹敌。
学院和大学的分数膨胀也会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误会。压低标准，这样课业不会妨碍上大学的乐趣，能确保学生身心愉快，疏解教职员要挂掉某个学生的压力。彭博社的麦卡德尔（McArdle）曾写过，既然课堂里的座位是一种商品，而不是通过竞争赢得的特权，那学校努力减少上大学给客户带来的不愉快体验，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看看大学里的漂流河与攀岩墙，还有越来越奢华的宿舍，就一目了然了，这些都是学校用来吸引学生的，但是这种转变并不局限于外部设施。让教授惊叹不已的是学生现在可以厚着脸皮要求老师不顾职业道德给高分，但正是因为学生把自己当成顾客，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是文凭，而不是教育，那这一切可想而知了。
或者就像《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所描述的，学院就是一种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学生交的学费越多，自然也会期待更多回馈——更优的服务，更好的设施，更高的分数”[15]。反而对学生的要求比几十年前低多了。作业变少了，三学期制和学季制都变短了，技术创新让上大学变得有趣有余而严谨不足。但学院变成了生意场，你不能让客户挂科了。
学院也不是只有攀岩和皮划艇，但毫无疑问的是，分数膨胀正导致学分贬值。芝加哥大学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当今的学院和大学中，想要拿到令人满意的学习成绩并不费劲”。
45%的学生说，整个第一学期下来，任何一门课的文字作业加起来不超过20页。32%的学生说他们没有一门课的周阅读量超过40页。难怪现在很多学院的学生决定把时间投入到其他校内活动中去。[16]
“其他活动”，有些是高尚充实的，但还有很多是那种父母宁愿不知道的。
至于专家之死，不难看出，多少也是受到课业负担变轻和学分标准变松影响的，因为平均学分绩点高的毕业生不一定有相称的教育水平或学业成就。（再次声明，有些学位不在讨论范围内，我说的是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专业。）“我是某某大学的成绩全优学生”，这句话在今天说出来，分量和1960年甚至1980年不可同日而语。一项对200所院校截至2009年的研究发现，A是最常给的分数；自从1960年起，得A的学生增加了将近30%；从1988年起，增加了超过10%。现如今，从所有科目的得分来看，得A和B的加起来占到80%以上，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热度不减。[17]
换句话说，现在所有的孩子都是平均水平以上。比如，2012年，哈佛最常打出的分数是成绩全优。耶鲁，给出的所有成绩里60%以上是A或A-。这种事情，偶尔出现在某个课堂里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放到整个大学里，在成绩分级的情况下，哪怕是最聪明的学生当中，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每个教育机构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习惯去指责周围的院校。当然，没有哪个大学或课程能够在对抗这种分数膨胀的时候不伤及自己的学生，这是问题所在。哪个教职员第一个站出来，给自己的学生降分，就会让自己的学生看起来比其他院校的学生能力差。兰佩尔对这一点的解读非常到位，这就是说学校的默认分数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为了照顾面子给的及格分数”，而是“照顾面子的A”，A不再是给优秀学生的奖励，而是完成课程应得的分数。
包括普林斯顿、韦尔斯利和哈佛在内的大学已经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分数膨胀的问题。2004年，普林斯顿采取了一个政策，试图限制教职员给学生打A的权限，还不到10年，这个试验就被教职员自己推翻了。韦尔斯利的人文学科院系试图把平均分数上限设为B+，结果这些课程的招生人数减少了1/5，参与的院系损失了将近1/3的专业。
经验丰富的教育者已经和这个问题搏斗了很多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和我的同事一样，我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但是，分数膨胀的问题伴随着两个最重要的事实：一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二是这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无端的自信。在这场分数膨胀的合谋里，几乎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共犯：一方面是迫于市场压力，要让大学变得有趣，让学生对雇主有吸引力，让弱势的教授不会被学生的不满怒火烧到；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校对自尊在教育中的角色有着不负责任的看法。
请温柔地评价我
大学和学院还做了一件事，强化了学生是顾客的观念，降低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那就是鼓励学生给老师测评，就好像学生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是平起平坐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生要求被重视、增加参与度的运动兴起，学生测评自此诞生，并延续至今。现如今，商业帝国，包括教育界，都对“度量”走火入魔，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用得更多，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
我其实支持有限度地采用学生测评。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从我第一天开始教书起，我一直表现很好——我在美国海战学院和哈佛继续教育学院都得过教学方面的奖——所以我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在这里绝不是别有用心。我也曾经在教务处工作过，既然监管一个院系，审阅学生给其他教职员的测评便是我的职责之一。那些年里，我看过数千份测评，出自不同年级的学生之手，如果处置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举措。但不管怎么说，测评这件事现在已经全盘失控，学生给男女教授写评价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写影评，或是在评价一双鞋子。
测评通常会落入一个灰色地带，大多数老师都是称职的，大多数学生一般都喜欢这个课程。测评最大的用处就是帮我们发现趋势：纵观多年度的测评，能帮我们找出最佳和最差的老师，如果看测评的人擅长解读学生写评价时的心思，那就尤其明显了。（比如，“她很无趣”通常就表示“她期待我去读她布置的书，而不是逗我开心”。）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我会利用测评来发现这个课上的可取之处和无益之举，比如哪些书或讲座应该取消，哪些又应该保留，或是我对一个学期感觉特别良好或是比较不足的时候，帮我看清学生是否和我观感一致。
但是，无论如何，问一个学生他们有多喜欢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这样的体系还是有问题的。学院不是一个餐馆。（我读学生的评价时，有时候会看到类似点评网站式的评价：“这门统计学入门课上得有点儿凉，但内容很实在，我的搭档选了一门世界宗教概略，透着一丝辛香气息。”）评价老师造就了一种思维习惯：虽然外行对某个学科领域所知明显逊于专家，但还是习惯于评判专家。
学生测评还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指示器，连一些最细枝末节和无关痛痒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指针，从座椅的舒适度到上课时间。有些就直接忽略好了，有些就很奇怪，奇怪到教授们会把自己得到的最糟糕或最古怪的评价拿出来分享。比如，我的一个同事曾经主讲过英国海军历史，内容详细，而一个军事学生唯一的评语就是老师应该熨一熨衬衫了。我认识的一个顶尖历史学家在学生测评中常常被取笑个子矮。还有一个本科生曾经告诉我，说我是个出色的教授，但我需要减减肥（这一点很对）。另一个学生很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她在评语中写道，他们会为我祈祷的。
这些评语确实很好笑，但这都是在鼓励学生把自己视为裁判，可以任意评判老师的才能学识。当教育的意义在于确保顾客开心，学校对测评的依赖，迫使弱一些或缺乏保障的老师沦为跳舞的小熊，努力取悦学生，这样才能保住这个课（和教授的合约）能延续到下个学期。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老师迎合学生和分数膨胀的恶性循环，还很顽强。
学生的确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教育当中，而不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信息接收器。参与和辩论是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对教授的思想和教学能力的批评，教授也不能置若罔闻。但是，教育的工业模式已经把上大学降级为一种商业交易，学生学着变成挑剔的顾客，而非有批判思维的人。专业知识也因此受到波及，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因而变得火力更猛，两相夹击之下，大学的办学宗旨碎了一地。
学院不是安全空间[18]
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或有时候在媒体或流行文化中所描述的那么不负责任。我们看着校园喜剧电影发笑，天真地忆起我们做学生时不负责任的点滴，然后严肃地告诫孩子们不要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喜欢学生发起的活动，就会为他们的激进主义喝彩；如果我们不赞同，就会强烈谴责。对于紧随其后的那一代人，成人总是容易变得吹毛求疵。
但这也不能成为学院容忍自己的校园变成马戏团的理由。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会波及大学校园，这一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高校低头的理由。不要误会：美国的校园不仅日益把知识权威拱手让给孩子，还让给了直接攻击自由探索传统的活动分子，这可是学术界本应捍卫的传统。
对于那些我认为是对自由探索的攻击，我有很多强烈的观点，但我不想在这里公开发表。有几十本书和许多文章都是讲高校如何沦为政治正确的安全港，师生中的理论家所实施的严苛法规如何压制了学术自由。我想我没有必要在此赘述。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还是很有必要思考一下，现在的校园风潮，包括“安全空间”和说话法则，是怎样腐蚀了高校，让高校无法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记住，“批判性思维”不等于“肆无忌惮的批评”。）把上大学变成一种购物行为，教会青春男女在评估一个学校的时候，要考察各种因素，除了教育。同样，学校迎合年轻活动分子的方式，让他们再一次相信，一个大学生的使命是启迪老师，而不是老师启迪学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如果单指出某一所大学的某个政策或争议，还显得有失公允。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学极为普遍，而且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反复上演，且每一波浪潮打过来的力道不一。今天这个浪潮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培养受教育公民这方面尤其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现代大学这种襁褓一样关爱的环境是如何让学生幼稚化，让他们缺失了进行有逻辑、有内涵的论证的能力。当感觉高于理性或事实，教育就注定成为商业。面对专业知识，情绪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攻防手段，当你用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护城河，所有的推论和知识很快都会淹死在里面。当学生明白情绪压倒一切，他们就会把这个技巧运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高校本应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受过教育的男性女性在这里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在这里学习学术探索的模式。然而，很多院校已经被学生绑架，学生要求自己的感觉高于一切。学生不疑有他，就是认定自己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活着的，直到他们上大学，在他们生活的治愈系文化中，没有什么想法不可以表达，没有什么感觉会被忽视。
不过，学生的激进主义还是正常大学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就应该是激情澎湃的，这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孩子的天性。我还是一个很老派的人，希望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成为未来选民的领袖，所以我很赞成未来的选民能在辩论和讨论中锻炼他们的政治推理能力。
可惜，新的学生激进主义倒退回半个世纪前的样子：偏狭，教条，甚至还夹杂着威胁和暴力。学生正在动用极端的语言，越来越喜欢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放，这一点儿很讽刺（或者可以说很悲哀）。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也许能辩解说他们破坏校园是为了和平，毕竟在1967年，的确有年轻人被征兵送到某个亚洲的丛林，这种情形让人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群体的人才被法律认可为美国公民，所以他们觉得除了示威抗议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引人瞩目，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示威抗议触发暴力终究是不对的。
可是，在今天，一点儿子虚乌有的怠慢就能让学生爆发，这点儿小事和为民权斗争或送去战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的学生喜欢小题大做，一点儿恶作剧就会让他们变得歇斯底里。他们还学会了有理就在声大，以为情绪和音量总是能打败说理和实质，所以他们筑起了一个堡垒，在未来的人生中，没有哪个老师、专家或知识分子能够打开一个缺口。
比如，2015年，耶鲁大学一个舍监的妻子贸然地说，如果少数族裔的学生觉得有些万圣节服装冒犯到自己，可以选择无视。整个校园都炸开了锅，甚至有学生用尖叫嘶吼着呵斥教授。“你身为舍监，”一个学生当面指着教授痛骂，“你的职责就是为学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空间，一个家一样的地方……你懂吗？！”
这名教授轻柔地说道：“不，我不同意。”这名学生就开始连珠炮一样攻击他：
“那你［脏话］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职位？！谁［脏话］雇了你？！你应该辞职！如果当舍监是像你想的那样，你就应该辞职！当舍监不是要营造一个知识空间！不是的！你明白吗？是要营造一个家。你没做到！”[19]
但是，耶鲁大学非但没有惩戒言论出格的学生，还向发起炮火攻击的学生道歉。这名舍监最终辞去了舍监的职务，只当一名普通的教职员，而他的妻子，辞去了教员的职务，彻底离开了大学讲台。
对于四面八方的教职员，这个教训是显著的：一个顶尖大学的校园不是探索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奢华的家，租赁期4～6年，每次入住9个月，入住的都是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冲着教职员吼叫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呵斥殖民时期豪宅里笨手笨脚的仆人。
当耶鲁大学的喧嚣过去一个月，密苏里大学爆发了一场示威，起因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有人用粪便在浴室的墙上画了个纳粹党党徽。对于这所密苏里州的一流公立大学来说，除了把墙洗干净，还能怎么做呢，但是无论如何，校园沸腾了。“你知道什么是有组织的压迫吗？！”一个学生对着狼狈的密苏里大学校长叫嚣着。“谷歌一下！”她大吼。有一次，有学生记者受到一名礼聘教授的骚扰和威胁，非常讽刺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新闻学院。在这些闹剧上演几天后，大学校长辞职。（示威发生后还拒绝取消上课的那个分校校长和一个教授也步了后尘。）
但是，密苏里大学不是耶鲁大学。无论如何，想进耶鲁大学的大有人在，密苏里大学就没这么硬气了。由于示威和辞职事件，密苏里大学接到的入学申请和捐赠都受到冲击。[20]几个月后，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新闻学院兼职教授被解雇了。当硝烟散去，学校的教职员、行政管理人员、申请人和捐赠都少了，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一帮学生，在一小撮教职员的推波助澜下，让一个大型公立大学里的授业者与学习者角色互换。
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常常能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因为宗教方面的观点让保守派如鲠在喉，他对“安全空间”这整个想法很是困惑；美国学生要求安全空间，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可能“触发不适”的政治表达的影响。道金斯完全不留情面：“一个大学不是一个‘安全空间’，”他在推特上这样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安全空间，走，回家去，抱着你的泰迪熊，吮吸你的大拇指，直到你准备好上大学。”
无独有偶，耶鲁和密苏里大学事件落幕后，《大西洋》（Atlantic）撰稿人康纳·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写道，“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事不会止步于此”，未来的精英正在内化的价值观，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十足的偏狭。“这些学生让人同情，”弗里德斯多夫后来这样写道（我不同情，但弗里德斯多夫比我更通情达理），“但是，如果一封关于万圣节服装的邮件就能让他们罢课，感觉崩溃，要么是他们需要接受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要么就是他们被那些削弱人意志的意识形态观念给误导了；在他们习得的观念中，就包括他们应该为什么感到痛苦，这一点令人悲哀。”[21]
与此同时，一名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兼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assee）法学教授格伦·雷诺兹(Gelnn Reynolds)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决方案。
要想成为一个选民，就必须能够参与成人的政治讨论。这就需要聆听反方的论点，甚至——就像我在这个专栏里所做的一样——在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改变主意。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把投票年龄提高到25岁，唯愿这个年纪的人有一定的成熟度。要把大学生当孩子一样对待已经够糟心了，还要被这帮被宠坏的孩子接管，那就忍无可忍了。不能理性讨论万圣节服装的人，还不配在一个伟大国家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22]
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没有人会回应雷诺兹教授的修改宪法建议，但他的评论，和其他一些观察家的评论一样，直指这个怪异扭曲的悖论：大学生一方面要求管理学校，另一方面又要求学校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对此问题，我也还是无解，尤其是在学生上大学之前，无能为力。就像大多数教授一样——我希望——我能以清晰的标准管束我的学生。我期望他们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冷静、有逻辑地展开辩论。我依据他们在考试中答题的情况和书面作业的质量来打分，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观点打分。我要求他们尊重同学，在课堂上交流思想和观点的时候不要夹杂个人情绪和人身攻击。
但是当学生离开我的课堂，我深感担忧，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再主持他们的辩论。我阻止不了他们拒不接受他人意见，阻止不了他们拒绝接受事实，阻止不了他们谴责善意的建议，也阻止不了他们强行把自己的感受充当事实，要求别人接受。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如果我们不能再指望大学毕业生在美国生活中引领理性辩论和讨论，分辨知识和感觉，那我们已经危机深重，专家亦无良策。
[1] Daniel W. Drezner, “A Clash be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Students at Yale Went Viral,”Washington Post online, November 9, 2015.
[2]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管理美国大学生入学的学术能力测试（SAT）的机构，发现上大学井喷式发展并不会必然导致学生能力的提高。见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America’s Skills Challenge: Millennials and the Future(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5)。
[3] Ben Casselman, “Shut Up about Harvard,” Five ThirtyEight.com, March 30, 2016.
[4] James Piereson and Naomi Schaefer Riley, “Remedial Finance: The Outsized Cost of Playing Academic Catch-Up,” Weekly Standard online, May 9, 2016.
[5] Robert Hughes, Culture of Complaint (New York: Time Warner, 1993), 68.
[6] Valerie Strauss, “I Would Love to Teach, But…” , Washington Post online, December, 31,2013.
[7] Emma Brown, “Former Stanford Dean Explains Why Helicopter Parenting Is Ruining a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16, 2015.
[8] Megan McArdle, “Sheltered Students Go to College, Avoid Education,” BloombergView.com, August 13, 2015.
[9] Jeffrey J. Selling, “Helicopter Parents Are Not the Only Problem. Colleges Coddle Students,Too,”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1, 2015.
[10] Robby Soave, “Yale Students Tell English Profs to Stop Teaching English: Too Many White Male Poets,” Reaason.com, June 1, 2016.
[11] Jonathan D. Glater, “To: professor@University.edu Subject: Why It’s All about Me,” NewYork Times online, February 22, 2006.
[12] James V. Schall, Another Sort of Learning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88), 30-37.
[13] 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Pacific Standardonline, October 27. 2014.
[14] 佛蒙特州一个小小的卡斯尔敦州立学院（Castletown State College），现在是“大学”了，是新英格兰地区众多学院改大学的例子中的一个。Lisa Rathke, “Switchingfrom a College to a University Could Mean More Money, More Students,” Huffington Post, July 12, 2015.
[15] Catherine Rampell, “The Rise of the ‘Gentleman’s A’and the GPA Arms Race,”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rch 28, 2016
[16] Richard Arum, “College Graduates: Satisfied, but Adrift,”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ads.,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68.
[17] 2016年的数据是斯图尔特·罗伊斯塔柴尔（Stuart Rojstaczer）教授和克里斯·希利（Chris Healy）教授之前所做研究的延伸，两人在2010年和2012年就这个主题写了论文之后，继续收集分析数据。他们把数据保存在www.gradeinflation.com的数据库里。
[18] 安全空间，指的是在大学校园内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群（特别是少数族裔人群、性少数人群等）聚集在一起创造的“安全空间”。这意味着如果受邀演讲者的演讲主题有争议，那么这个演讲会被取消；如果课堂上的内容或观点有可能冒犯部分学生的话，教授需要提前告知，让学生有选择回避的权利。——译者注
[19] 来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众多报告和反应中的两份，见Katy Waldman,“Yale Students Erupt in Anger over Administrators Caring More about Free Speech Than Safe Spaces,” Slate, November 7, 2015; and Shoshanna Weismann, “How Babies Are Made,” Weekly Standard, November 10, 2015。
[20] Mará Rose Williams, “Race Protests at Mizzou Could Stunt Freshmen Enrollment,” KansasCity Star online, January 13, 2016.
[21] Conor Friedersdorf, “The New Intolerance of Student Activism,” Atlantic online, November 9, 2015.
[22] Glenn Reynolds, “After Yale, Mizzou, raise the voting age——to 25,” USA today online,November 16,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