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体操
在东部非洲一无遮挡的热带大草原上，日头西沉，气温急速下降。与狩猎团队的其他成员合力捕杀了一头跛腿的瞪羚之后，你终于不再战栗得那么厉害，全部落今天晚上又可以美餐一顿了。回到营地，人们操着简单的石质切割器分解着猎物。这种切割器一面光滑锋利，另一面则钝钝的，便于抓握，被当今的人类学家归类为穆斯特式（Mousterian，旧石器时代中期）工具，简单实用。你熟练地把猎物骨头上的筋剔了下来，然后很快就放松地在篝火边坐下来，看着火焰一点点舔熟架在篝火上方的羚羊肉。肉食的香味引来了附近的鬣狗，它们在营地周围嚎叫着逡巡不去。在鬣狗的嚎叫声里，你开始思索这几个小时发生的其他事情。
回味白天的猎捕过程，你不由得再一次为自己的走运而心怀感激。毕竟草原上的动物群日渐稀疏。当然，你不会知道，非洲的气候已经变得越来越干燥，这些兽群仰赖的食物资源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唾手可得。晚餐过后，你的配偶把你的儿子给你抱了过来。尽管这个孩子健壮无比，但是他让你多少有些心烦意乱。他看上去和其他的孩子太不一样。他才两岁就已经学会了说话，而其他的孩子至少要长到3岁才能说话。
在制作小物件这件事情上，你的儿子似乎也比部落里的其他孩子更有天分，他还喜欢用营地周围散布的小石子碎片玩游戏。看上去他比部落其他孩子更情绪化，经常大发脾气让其他部落成员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最奇怪的是，他开始在尘土上比画那些和你带回营地的猎物相仿的形状。你为此惊恐万分，每次只要看到总会迅速抹掉。部落里的其他人当然也注意到了这点，对于这孩子的古怪行为，部落人开始窃窃私语。
时光流逝，在你的儿子长大以后，你开始教他捕猎，教他制作简单工具。但是他的知识很快就超过了你的。他看上去拥有能够预知动物举动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这使他成为部落里的公众人物，尽管他举止怪异。于是，在很早的时候，也就15岁左右，他就成为你这小小族群公认的领导者。在他的庇护下，你的部落得以吃饱喝足，日渐壮大。他有很多的孩子，他们看上去比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更为聪明。于是，在几代之后，这个部落所有的成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他那里。他于是成为这个群体的“图腾祖先”（totemic ancestor）——开创者——他的每个后代都是这个群体的一员。那些拒绝接受与动物行为相关的“神秘”知识和有利于打猎的更高的工具制造技术的部落，不是主动搬走，就是被聪明人领导的部落的突袭冲散了。在部落间的冲突中，征服者们掳掠妇人，把她们充实到自己的部落结构中以壮大队伍，而男人们通常被杀掉或者驱逐。很快就有太多同一个部落的成员生活在狭小的区域内，食物的问题令部落内部争端不断，一些年轻的男人带着他们的配偶离开，另寻他地。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这一过程不断地重复，直到最终这个区域内的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起源归结到最初那个聪明人身上。
我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可能曾经在6万至7万年之前的非洲上演。这仅仅是改变人类进化过程的一个偶然事件。同很多历史事件一样，这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对于变革火花的出现缺一不可。但是事物的发生确乎如此吗？
最简洁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人类学有个术语“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由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最早使用，借用自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国工业化计划。人类学家们用这个术语来描述5万至7万年前的上旧石器时代突然出现的急剧的技术进步。这些“杀手级应用”，正如我们在上述章节中提到的那样，标志着和以往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值得好好探究。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人类行为如此显著的变化？
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人类学大跃进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引述了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考古学发现的三大转变（shift）：首先，人类使用的工具变得更多元化，而且对石头和其他材料的使用更高效；其次，艺术开始呈现出最初的面貌，我们假定人类飞跃性地有了抽象概念；最后，正是在这段时间，人们开始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开发食物来源。总而言之，这一切证据都指向人类行为的巨大变化。克莱因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基因。
他声称，我们所见的这些上旧石器时代开端的迹象，只有在人类开发出更高效的交流方式的前提下才能出现。在这句话里，他暗示上旧石器时代的开端意味着有着丰富语法和多维表达方式的现代语言的起源。语言技巧的勃兴被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视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先决条件。复杂社会网络的形成毫无疑问正是引爆上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变革的火花。克莱因相信，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次遗传变异引发的人类大脑连线方式的变化。
通过观察现代儿童，我们能够对这种变化的发生过程有一些深入的了解。活跃在20世纪中期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了一套关于儿童发展的详尽的理论框架。这套理论包括从对客体的具体认知到对客体间关系的逐渐发展起来的更为复杂的理解。在思维发展的早期阶段，婴幼儿认知力的发展主要是致力于把真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比如瓶子、发声玩具或者爸爸的脸）通过行为适应，来整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认知系统（比如当看到爸爸的脸的时候，我通常会得到一个瓶子，有时候会是一个发声玩具）。这听上去很复杂，但是它确实有助于解释婴幼儿用来与周遭世界互动的这种不断试错的认知方式。这种方式也为获得语言技能这个人类最特别的行为提供了理解的框架。
婴幼儿最早的语言发展是从“babbling”这种从舌上滚过的随机发声开始的。到了12个月大的时候，这些无意义的音节开始让位于那些有实际意义的词汇。很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孩子们最开始学会说的那些最简单的词语，比如“爸爸”“妈妈”，是被植入人类发声器官的基因程序，因为它普遍存在于人类所有的语言之中，这说明其背后一定有种规律性的东西存在。美国语言学家梅里特·鲁伦（Merritt Ruhlen）把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视为全人类语言共同源头的进化遗留物——几万年前人类使用的原初语言留下的痕迹，而非一个被预先编程的自动机制的副产品。这两种说法各有侧重，但很有可能的是，这些基础音节之所以能够被最早的人类语言征用，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发声器官发出来的最最基础的声音组合。
这种无意识发音和重复简单词汇的状态会再持续一年，与此同步的是婴幼儿的词汇量的极大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最早由两个词组成的句子开始出现，孩子们把不同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从句。我的大女儿玛戈在这个阶段开始会说“玛戈亲亲”“妈妈抱抱”这样的句子。然后，在将近2岁的时候，婴幼儿的口语表达出现了长足进步。在这个年龄段，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始把三个词组合成为复杂的句子——比如“玛戈亲爸爸”，而不是简单的“玛戈亲亲”或是“亲亲爸爸”，这些句子拥有在英语和其他大部分语言中存在的主语—动词谓语—宾语（SVO）的语法结构。SOV的语法结构（玛戈爸爸亲）散见于诸如日语、汉语和藏语之类的语言中。VSO和VOS的结构则散见于将近15%的人类语言中（威尔士语是前者的代表，马尔加什语则是后者的代表）。最为鲜见的语言结构是OSV，这种结构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也许是电影《星球大战之帝国反击战》里尤达大师的那句“病我生了”（Sick have I become）。这种语法只在巴西的亚马孙地区有很少一部分人使用。
从这些语法的多样性中我们能够推导出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句子中词语的排列顺序对于我们理解句子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一个古老的谚语所说的，“狗咬人”再普通不过，“人咬狗”却深具新闻价值。
这样看来，孩子们在2岁大的时候出现的语言复杂性的爆发性增长是掌握语法的必然结果。从那时起，孩子们就进入持续的学习状态，再复杂的句子也不在话下。理解力上的飞跃，意味着跨越了语法障碍——如果不掌握语法的话，其他的也就无从谈起。这在教黑猩猩使用美式手势语这件事上展现得比较清楚。坎济（Kanzi）是一只倭黑猩猩，它能够使用和理解为数不少的两个词构成的简短句子，理解能力就像一个18个月大的人类幼儿。但它没法掌握两岁孩子说话时使用的复杂语法结构。人类和猿类在沟通能力上的差异看来是大脑构造导致的，特定的大脑结构使得我们可以理解语法，进而进行复杂的交流沟通。
要想理解这背后的原因，让我们再进行另一种尝试。想象你被抛弃到一个遥远小岛上的一个部落里，周围人使用的语言对你来说如同天书一般。这些语言和你的母语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你的目标是确定自己身处何方，该如何回家。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一开始，你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婴幼儿阶段发展起来的试错技巧去进行沟通，重点关注那些单独的名词或者是动词。比如说，当指着一棵树的时候，你会以质疑的方式扬起眉梢，依赖这种全人类通用的面部表情符号（这些表情也许本身就是复杂语言发展起来之前那段时间的进化遗留物）。很快你就能够学会足够多的词，也能使用一些诸如“我在喝水”“现在吃吧”等基本句子。最终的飞跃表现在能够使用那些可以传递更为丰富的信息的句子，而这些信息，单靠使用单个的名词或是动词没法做到。当有一天你为你自己终于能够使用“我要回家”这样的2岁孩子就能掌握的表达而感到高兴时，这些原住民终于恍然大悟，他们会将你带到岛屿的另外一边，那里有飞机跑道，你可以搭乘飞机回家。
这一幕幕困难事件的剧情想象，表明了人类交流行为中语法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对于我们的先祖而言会是飞跃性的进步。但是，它没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产生。如果人类和猿类之间的智力鸿沟确实是语法这个难以跨越的分野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飞跃出现在我们人类的祖先身上，而不是出现在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祖先身上？再一次回到人类早期行为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若干启示。根据休·萨维奇-鲁姆博夫（Sue Savage-Rumbaugh）的研究，阻止黑猩猩发展出复杂语法能力的因素之一是有限的短期记忆。要理解一个复杂句子的意思，你必须在读到句子结尾时还记得起句子的开头以便形成一个整合性的理解。也许对于“人咬狗”这样的说法，这一点都不难，但如果是德语复杂的过去时结构，那就有些困难了，因为句子的谓语动词通常放在了最后！有限的短期记忆很有可能就是造成黑猩猩只能掌握极少的语言技能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猿类远亲没有进化出和人类相当的短期记忆也许和它们的生活方式不无关联。我们的所有类人猿亲戚都生活在森林里，至少部分生活在树上。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明显在几百万年前就放弃了树上的生活。南方古猿已经能够直立行走，这是一种在无树的环境下才有意义的进化。非洲原始的自然生态构成有着与森林接壤的幅员辽阔的草原地带，这对于刚从树上下到地面生活的原始人来说是个得天独厚的栖息之所。正是这离开树梢的飞跃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并最终让人类迎来语法和现代语言的诞生。
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现在开始接受这种说法，即早期原始人类在发展出更高的脑容量之前已经开始直立行走。如同雷蒙德·达特发现的汤恩小孩（Taung Baby），这些最早的人类祖先的大脑容量和猿类大致相当，但是已经出现意味着直立行走的骨骼改变。在一个树木稀少的环境中，直立行走带来的优势显而易见：站得更高（这意味着视野更为开阔），更便于穿越大陆和解放双手来使用工具。但如果生存主要依赖于在森林里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树枝，上述这些优势没有一个有意义。正如俗话所说，需求是发明之母，这毫无疑问是进化的要义所在。但是，最初究竟是什么把我们驱赶到草原上呢？
过去1000万年来，非洲大森林历经阶段性气候变迁的几度浩劫。低降水量造成森林面积的大幅度缩减。距今五六百万年间的一次干旱尤为严重，以至于地中海消失，而且对非洲的气候也产生了意义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这个漫长的干旱期，一些树居的猿类开始向森林的边缘移动，以利用草原上的可用资源。如果说安居在森林中的猿类是采集者的话（尽管黑猩猩偶尔也会杀掉一些猴子来吃，但是它们食谱中最主要的内容还是水果和昆虫），这些转移到草原上生活的，就不得不成为猎食者。这是因为对于为数众多的原始人来说，在大草原上难以仅仅依靠采集维持生存——因为植物和昆虫根本提供不了足够的营养。而动物，尤其是哺乳类动物，能够提供蛋白质丰富的高热量饮食。因此，有可能正是在大草原上猎杀哺乳类动物的必然，和躲开其他大型食肉动物攻击的需要，驱动了人类大脑的发展。
如果你把生活想象成一盘棋的话，大脑进化的起因和后续的影响变得意味深长。当所处的时代相对比较友好，环境也比较恒定的话，这盘棋下起来会比较轻松，即使你的伙伴脑子都不大灵光。如果有些饿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些水果或者是用一根草茎把白蚁从洞里引出来充饥。森林里的生活就像这样简单无比，日复一日。一旦森林遭到破坏，很多物种就会灭绝，原因在于它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因为它们过于依赖原来的生活环境。红毛猩猩高度适应了东南亚的雨林生活，对于森林被毁后的刀耕火种的土地不知如何应付。一旦日子变得更为艰难，环境大变，你必须预期你下一步的行动——这盘棋就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这也许就是人类繁荣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原本就出生在一个游移不定的变化着的环境所带来的严酷考验中。简而言之，我们在生物学上就是为适应（环境）而生的。尽管其他动物有着复杂的机体适应能力，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心智，但我们的适应是以行为改变的形式出现的。
复杂文化的发展是拥有高度适应性心智的必然结果之一。最初也许是作为合作狩猎技术的延伸，这对智力和社会互动的要求尤其高，逐渐地，人类文化超越实际需要的层面而向艺术、科学、语言和其他所有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进军。尽管我们并非最早展现出这种非凡文化适应能力的原始人，但是我们确实将这种适应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举例说，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对老弱病残者进行集中照顾；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特锡克塔什的尼安德特人文化遗址，一个尼安德特小孩身边被放置了一圈山羊角，这种仪式化的葬礼安排反映了尼安德特人对于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初具层次的深层概念化理解。但是，正是这个被定义为“智人”的物种所拥有的独树一帜且远胜于其他任何物种的复杂文化，最终让我们变成现在的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早期萌动，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根本就不可能跨越非洲森林的边缘地带进入草原生活。如果没有这一撒手锏，我们也不可能在5万年前离开非洲进入欧亚地带后在遇到的种种挑战中幸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