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秩序 II
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半个多世纪里对废墟的三次沉思，以及在美洲的三次旅行，反映了三种时间经验。在我们看来，它们就是对时间秩序提出质疑的三个见证。沃尔内、夏多布里昂和托克维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到了这一点：长期以“历史导师”模式为载体的历史性的旧制度（l’ancien régime d’historicité），已经不可行了。要理解已发生事物，就要对过去和未来范畴进行另一种扭合，舍此人们的精神将步入“黑暗的深渊”。
最明显的立场转变发生在夏多布里昂身上，这并不让人奇怪。最初，他关于原始美洲的意象就是自然人的庇护所，这些人可能就像传说中的古代斯基泰人那样，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认为美洲是一片能在短期内创立现代自由的土地。美洲不再是厚古主义的保存地或乌托邦，而是铸造未来的熔炉。这些发现者眼中的新世界（Nouveau Monde）成了“新的世界”（monde nouveau），平等的世界，而旧世界（Ancien Monde）迈向平等的步伐要慢得多，也困难得多。“旧”这个词从此有了双重意味：当然还有16世纪的意思，而新的含义是没有美洲先进。大西洋两岸之间出现了一个经验与期待之间的鸿沟。因此，在托克维尔这里，横渡大西洋就是缩短这一鸿沟，他要去那里“寻找”经验以揭示期待，乃至在给行动定向的同时明确期待。请注意，某种意义上他还是信奉“历史导师”图式的，不过将它倒转了，因为从此之后，光明不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未来。依靠这一工具，他才有可能阐发“新政治科学”。
让我们离开1789年和那时的大西洋，汇聚在两个世纪后的1989年的岸边，这是另一次重大的时间危机的河岸，这场危机就以1989年这个已成为象征的日期为中心向前后延展。虽然我们离这场危机的现场更近，因而更熟悉它，但要找出头绪却不一定那么轻松，因为太近了。素材很丰富，评论和研究也是如此。每个书店里都有一大批这类新的出版物。因此，我们此前运用远距离视角，而这两章则采用同时性视角，我们要找到一个尽可能确切，也尽可能具有阐释性的入口。当然，新的视角不能丢失远距离视角的经验所得。记忆和遗产是此刻的两个支配性词汇，是我们公共空间的主导性概念，我认为它们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我们对这两个术语本身都将不做探讨，也不会铺陈它们各种各样的含义，但我们首先会从时间的视角对二者做一番考察。就记忆而言，《记忆之场》将是我们的入口。至于遗产，将有一个清理该概念的粗略视角指引我们去追问。它们处于什么样的时间秩序之中？是否反映并可能同样表达了对这一秩序的质疑？它们是何种时间危机的迹象？我们已经看到，历史性的现代体制在1789年前后成形，它在今天还有效吗？可理解性还是并永远是来自未来，正如所有进步观念的设计者首先敢于设想，然后以日益强大的信心去坚持的那样吗？“新的事实”只会压倒“历史事实”。今天，记忆以及处于中心地位的遗产是如此显著的事实，一切都好似在围绕记忆与历史进行论辩，应该认为这是过去之范畴的某种“回归”，是对“历史导师”的古老模式的怀旧，还是此前尚未有过的当下之范畴已占主导地位？这正是当下（présentisme）主义的时刻。但遗产就必然是“怀古”（passéiste）的吗？在以下这种意义上，不是：对环境的遗产化的做法将重新被引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