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记忆，历史，当下
“法国应该重写它的年鉴，以便与精神的进步协调一致。”这句话再次借自夏多布里昂。他是在《历史研究》的序言中说这话的，这部书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他以一个被历史超越了的历史学家自况：“我在写古代史时，现代史却在敲我的门。”[1]历史再一次如疾驰的奔马，快得非他能追上！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应该“把历史变成四轮敞篷马车”。1843年，德国历史理论家洛伦茨·冯·施坦因（Lorenz von Stein）以同样的方式评论道：“历史书写好像有点跟不上历史了。”[2]当然，夏多布里昂在说这话的时候仍然掌握着博弈的主动权，因为他将自己特有的时代错位变成了创作的动机和动力源。至于依据精神进步来重写年鉴，即完全与历史性的现代体制同步，这个任务是他完成不了的。实际上，致力于这一事业的是从奥古斯坦·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开始的新一代自由派史学家。
实际上，民族史在很长时期里是法国史学家们的伟大事业，而夏多布里昂的座右铭（motto）可以作为19到20世纪众多作者著述的题献词，至少对他们中间最大胆的人而言是这样：一直到拉维斯（Lavisse），甚至可以到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这一创举。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处境相同，而是说，1830年的夏多布里昂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诺拉，都要从诊断当下出发并记录当下。正如夏多布里昂所言，要“在新的格局中”重建；就诺拉来说，首先应思考一下“重写”意味着什么：还能写一部法国史吗？如何重写？为什么重写？[3]
《记忆之场》的时间（1984—1993）发生在1989年的两边：项目的设想和启动在这之前，完成在这之后。在当时法国的六边形国土之内，人们在思考大革命的200周年纪念，在此之前，一些旧仇宿怨重又上演——人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但与此同时，任何人都不曾想到，柏林墙倒塌了，这件事出其不意地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4]不过，诺拉的事业是伴随着记忆浪潮而来的，后者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席卷整个法国。《记忆之场》像地震仪一样记录这股浪潮，并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它、反思它。
在记忆浪潮各种可能的迹象之中，只要提一下马塞尔·奥弗尔斯（Marcel Ophuls）的影片《悲伤和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就够了，这部影片于1971年才得以发行。次年，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的《维希法国：1940—1944》（La France de Vichy, 1940—1944）出版，该书对贝当政权进行了详尽的指控。1975年，皮埃尔–雅克兹·埃利亚（Pierre-Jakez Hélias）的《傲慢的马》（Le Cheval d’orgueil）出版，不过它的意义在于另一个方面：这是1914年生于“比古登（Bigouden）地方的一个布列塔尼人的记忆”，它重建了布列塔尼的民间文化。这本书的销量很快就达到百万册。1985年，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上映；1987年，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的《记忆杀手》（Les Assassins de la mémoire）出版，揭发和反驳了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论点（négationnisme）；同年，亨利·鲁索（Henry Rousso）的《维希综合征，1944—198……》，（Le Syndrome de Vichy，1944—198...）问世。致力于维希政权研究的鲁索认为：“请法医的时候还没到，现在是请医生甚至请心理分析师诊断的时候。”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作品，而在2000年是保罗·利科为千年而撰写的，也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记忆、历史、遗忘》。在更为可感、更为明显的层面上，城市历史中心的翻新或博物馆化、层出不穷的生态博物馆、社会博物馆、遗产（Patrimoine）地位的上升等等，都是记忆浪潮的明证。[5]
不过，如果回到我们最初的简略提问法，从夏多布里昂到皮埃尔·诺拉，与时间关系的差异就会一下子映入眼帘。精神“进步”所期盼的“新格局”，实际上来源于将时间视为完善与进步的观念，这就是在美洲发现的作为风俗之女的自由的新时间，是将改写过的《论古今革命》作为其进展的见证者的时间。但是，夏多布里昂也知道，将新世界作为“校正的标尺以衡量旧世界”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其工作的方式与他自己的作家使命正好相反，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二者之间游动。[6]诺拉在着手后来的《记忆之场》的事业时，不仅没有祈求任何的进步主义时间，而且还从未走出当下的圈子。相反，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民族记忆的快速消失，这呼唤人们对民族记忆选择性地凝结的那些场所做一个盘点。”[7]这是在死亡被宣布之前的盘点。
费尔南·布罗代尔还曾雄心勃勃地孤身投入长篇法国史的撰写，简言之就是米什莱式的法国史，不过他动手可比后者晚多了（米什莱为撰写法国史耗费了40年的时光），最后没有将“法兰西的特性”的探索进行到底。在这部书中，独特性和持久性交融在了一起。[8]该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涉及记忆，而是一部从长时段的最幽深之处撰写的历史，这种深层好比“几乎静止的辽阔水面”，它会不知不觉但不可抗拒地“牵动着一切”。[9]虽然《记忆之场》是个特别宏大的集体事业，但它同样有个主持人，通过在各卷著作中的介入，他差不多是在“演奏”法国史：这是他自己的曲子。
正如我已经宣布过的，我们问题的线索是时间的秩序问题，而首先被理解为一项思想工程的《记忆之场》就是证明材料。它在突出记忆的时候，是如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扭合在一起的？因为，该著显然不是以重新导入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为开端的。除了《记忆之场》本身和它的方法，对我们而言，该著作还是一个探照灯，可以窥见民族史体裁在其历史进程中所动用的各种时间性。但我们首先还是往回退几步，使用一下远距离视角的另一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