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
最后，我们也来玩玩日期的游戏。1791年4月，夏多布里昂离开一片废墟的旧世界前往新世界，梦想着在森林中找到栖身之所，几个月后他返回，并在流亡中写下《论古今革命》，我们刚刚看到，这部作品是在两种历史性体制间创作的，它已陷入时间之中。同样是在1791年，沃尔内（Volney）于9月出版《废墟或对各帝国革命的沉思》：又是在谈废墟，或者已经在谈废墟，但首先这是东方的古代废墟。[107]1783—1785年，沃尔内在埃及和叙利亚旅行，回国后出版了一本旅行报告，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其中对专制主义的大量评论和揭露。他在序言中说：“尤其是叙利亚，以及埃及，与其过去和现在处于双重的关系中，在我看来，它们是进行政治和道德观察的绝好场域，我想从事这一工作。”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状况与过去的状况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沃尔内想“通过当下的状况推断过去的状况”。[108]他从现在走向过去。
相反，他的新书一开始就是一段长篇沉思：在帕尔米拉（Palmyre）陵墓的静穆中思索废墟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多从前如此富饶的城市，如今尽被“遗弃”和“荒废”？“如此致命的革命从何而来？”[109]随后，他从古代的过往跳到遥远的未来。谁能知道，有一天是否有个旅行者坐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荒凉的河岸边，像今天的他凭吊过去的帕尔米拉一样潸然泪下呢？面对这看似“盲目的宿命”，旅行者就只有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因此，人类从来都只是从废墟到废墟。
正在此时，废墟之精灵站起来，告诉他应该“读懂教训”，而废墟就是教训的承载者。[110]这些灾变真正的源头不是某个嫉妒的神明，而是人自己。人如何能做到？是因为“自爱”（l’amour de soi，此乃人之天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因为“无知”而错乱，因为“贪婪”而误入歧途。如果人真的就是自身邪恶的缔造者，这位旅行者反问精灵，那么“教训”就只能让人更加绝望。于是精灵辩驳说：人是否还像最初的日子那样“还栖身森林中”？社会“真的没有向学识和更好的命运迈进半步”？[111]“一眼就领会人类的历史，靠过去的例子就能判定未来，你真的已经确信，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吗？”[112]换句话说，你真的认为“人类将败坏下去”，并试图强调“所谓向后退才有的完美”吗？[113]但历史的进程证明恰恰相反。“特别是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知识在增长，在传播。”关于这一进步的论点，精灵最后提到了这样的预期：一场“神奇的运动发生在地中海的尽头”，它标志着一个人类期待的“立法的民族”登上了舞台，它将许诺开辟一个“新世纪”。[114]但在这条路上，仍要拔除各种宗教的阻碍，每种宗教都妄称已掌握真理的垄断权。
如果我们跳过若干年——若不是几个世纪的话——《废墟》实际上直接触及法国大革命这一现实。虽然沉思被视为旅行时刻的产物，因而发生在1789年之前，但实际上它完全受1789年的支配。精灵完全是个事后的先知，制宪议会议员沃尔内在这里扮演提台词者的角色。废墟的教训一度是从过去走向现在，这与“历史导师”的图式相符，它同样无法逃避重复的循环（第十二章：《过去的教训在当下反复出现》），但这种认识即将被悬置起来。正崭露头角的“神奇的运动”将对过去的废墟做出新的理解，精灵着意要让这位旅行者看到这一点以鼓励他，因为“过去本质上可能太容易让人灰心丧气了”。显然，这部著作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已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以未来的面目呈现出来。沃尔内毫不迟疑地尝试协调循环和进步，但这不考虑大革命是完美的结局还是断裂，也不围绕大革命重写历史。这为时尚早，他的目标并不在此。未来还没有照亮过去。因此人们还只能与“历史导师”一种图式相处，但新时代的开启即将让它的使用告停。很快，他就要批判对这一图式的滥用或糟糕的使用了。
1795年，当夏多布里昂还在堆砌各种类比以探测大革命的未来时，沃尔内已再度启程，不过这次是向西，前往美洲，他将在那里逗留近三年的时光。在两次旅行之间，他曾进过监狱，直到热月9日之后被释放。随后他被任命为师范学校的教师，并开设了一个系列课程，即“历史课程”（Leçons d’histoire），课程中他致力于勾勒历史学特有的那种确定性，同时谴责人们对历史学的错误使用。他特别激烈地反对对古代人有害的模仿，并试图“动摇对被视为教条的历史（Histoire）的敬畏”。[115]“历史课程”首先是对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教训的批判：这是对“历史导师”的控诉。
当沃尔内前往美洲旅行时，他再也没有了幻觉。他“为过去而忧伤”，“为未来而操心”，将“带着怀疑的目光来到一个自由的民族中间，看看作为被亵渎的自由的真诚的朋友，自己是否还能为安度晚年找一个庇护所，因为他在欧洲已经看不到这个希望”。[116]1789年的动人光辉已黯然失色，它让过去和未来都变得晦暗不明。将不会有任何精灵出现。在美洲，他对自由和各民族的未来没有做任何新的思考，也没有新的预言，而只是写了部平淡无奇的《美国气候和土地概要》……随后他一度投靠波拿巴，后者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和帝国伯爵，然后他就退居乡野，完全沉醉于东方语言和古代史研究。废墟的精灵最终缄口不语。
我们已经看到，夏多布里昂在1831年3月对《历史研究》做了最后的修改。虽然他写的是古代史，但现代史已经在敲他的门，并席卷了一切。七月革命让查理十世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而夏多布里昂则成了这样一类历史学家：当罗马帝国坍塌时，他们“在当下的废墟之中搜寻过去的档案”。[117]废墟仍然在，且永远都会有，古今革命永无中辍。但是这部作品的前言——也是关于法国的历史研究的第一篇伟大文献——却令人困惑地好似同历史的告别。他终于没有撰写自己很早就设想的法国史——《历史研究》只是一座从未完成的建筑的几块“石头”而已。他时间不够，毋宁说，他的一生还“不足以”完成自己的“著作”。[118]尤其是，这一“为时最长的、最后的”著作，耗费他最多心血的作品，出版的时候却“找不到读者”。也许人们会说，这是勒内（René）[119]的一系列不幸之后的又一次矫揉造作和故作姿态，此人总是反时代、反历史！今天，他因合同而被迫出版自己的全集，因为他总是在追逐金钱。但还不止于此。在这一时刻，谁还真的关心君士坦丁（Constantin）、尤里安（Julien）、汪达尔人和法兰克人？“这些东西关乎的都是古代世界的灾难，然而，此刻我们已然陷身现代世界的灾难之中”[120]：不合时宜、昭然若揭且徒劳无益。古今类比不能再进行了。
但当时的情势还不足以解释夏多布里昂的永别。他不是知道，说到底，按今天人们的期待书写的那种历史，并不是他要写的吗？当然，他承认，“法国应该重写它的年鉴，以便于精神的进步协调一致”，因此必须“在新的格局中”进行重建。[121]他也很自然地承认，历史学“随时代而改变其特征”。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创造；不过他们眼前有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矫正过的、用以衡量旧世界的标尺”。[122]而这正是他不愿或不能做的，他的记忆性的写作总是在新旧世界之间踉跄而行。一个人身处河流的两岸之间，从一边游向另一边，他能写下《墓畔回忆录》，但还不能写出一部法国史，因为这要求“校正标尺”。他“就在”时间的缺口上写作，他就从这一点上开始书写自我。他夹在两种历史性体制之间。他还不能放弃类比，虽然他知道这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他在堆砌日期，但又抹去旧稿纸上的字迹。
1831年，还是关于废墟。年轻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开始了他的人生履历。他以研究美国的监狱为名，与自己的朋友博蒙（Beaumont）一起启程前往美洲。托克维尔出身诺曼底古老的贵族世家，像夏多布里昂一样，他也是大革命的失败者——这里还是在科泽勒克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托克维尔身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他懂得如何从“他自身存在的古代性”中引出“其概念探讨的现代性”。[123]像1791年的夏多布里昂一样，托克维尔也是因为革命而前往美洲，但他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从事的是一项公务，这公务能让他与正统派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摆脱对任何事物的承诺”回来，并“从一个如此著名的民族那里”学得“最终能让你们超越众人”的知识。[124]当年，那个布列塔尼的贵族幼子，口袋里揣着卢梭的书，登船寻找西北航道，托克维尔距离他已经有40年了！40年前的夏多布里昂，曾想消逝在无路可循的森林里，但这已不是40年后的托克维尔的森林。为了让一位通信者明白美洲的一切来自一条独一无二的原则，托克维尔这样写道：“可以把美洲比作一片辽阔的森林，里面有无数条贯穿其间的笔直大道，但它们都通往同一个地点。这地方就是个圆形广场，在那里一切都一览无余。”[125]这可是法国式的森林！说到底，它就是个从一端通往另一端的道路上的中继站。为了感谢托克维尔给他送来《论美国的民主》，夏多布里昂寄去一份便签：“当我在维尔内伊看到您时，您还是个孩子，那时我已经有点儿是人们的谈论对象了。该轮到您把我看成孩子了，人们将谈论您，而我将要被人忘记！”[126]
如果美洲不再是“庇护所”，那它究竟是什么？与其说是新世界，不如说是未来“新世界”的实验室。托克维尔看到的美洲，仿佛夏多布里昂曾试图盘问的过去的普罗透斯，或者如废墟中的那位精灵向激情澎湃的旅行者揭示的革命未来。在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性的多种体制之间相互作用的充分展现。他也是从废墟中出发：这是大革命已然造成的废墟，在废墟中间，“今天依然能看到不可阻挡的革命一往无前，许多世纪以来，它穿越了所有障碍”。[127]这已不是过去的废墟，而是最近的废墟，正是在这种废墟之中，“我似乎想一劳永逸地稳固下来”。[128]“新兴的世界（实际上）还有一半陷在正在衰败的世界的残垣破壁之中，在人类事务中呈现的巨大混乱当中谁也说不出哪些古老的制度和习俗会劫后余生，哪些则会完全消失。”[129]
美洲之行看来就是让废墟言说、厘清混乱的办法，因为在美洲，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迈向身份状况之平等的漫长征途——看来“几乎达到了其自然的极限”。因此，对这位旅行者而言，美洲提供了一个反思欧洲的视角。“我将自己的思考转向我们所在的半球，好像能在那里发觉与新世界看到的景象类似的事物。”[130]这显然不再是夏多布里昂的美洲（至少不是他早期笔下的美洲），不再是时间之外的乌托邦的美洲，而是一个已经进入时间进程，并已成为欧洲之未来的美洲，不管怎样，这个美洲能让人看得更远，甚至超出美洲自身。“我承认，在美洲我看到的不只是美洲；我曾在那里寻找民主自身的样子……以便知道，对于民主，我们该期望什么，该担心什么。”托克维尔雄心勃勃地要从旅行中带回“可供我们利用的教益”[131]，他觉得自己是站在船首的瞭望者，当同行者还在“关心昨天”时，他已经“想思考未来了”。[132]这还是一种远距离视角，但其使用有所不同：它是以未来为出发点。
总之，托克维尔倒转了“历史导师”的图式（但保留了其形式）：教训从此来自未来而非过去。因此，在其著作即将结尾时，他以最明确的方式论述道：“虽然社会状况、法律、思想和人们情感中的革命还远未结束，但革命的成果，已经是世界上此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了。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追溯，一直追溯到最遥远的古代，也没有发现任何与我眼前的情形相似的情形。过去已经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133]人们不能再像1794年的夏多布里昂曾期望的那样，“手中擎着往日革命的火炬”，就“勇敢地”走入“未来革命的暗夜”。历史性的旧制度，也正是过去照亮未来的时代，现在寿终正寝了。对于这个“全新的”世界，人们需要一种“新政治科学”，这就是托克维尔的著作所努力阐发的科学。[134]这科学也像伫立船首的瞭望者一样，思考着未来。
[1] 见下文，第四到第五章，第100–105、171–181页。
[2] Reinhart Koselleck, L’Expérienc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Le Seuil, coll.“HauteÉtudes”, 1997, p.239.
[3]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de”,1951, t. II, p.936.
[4]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de”,1951, t. I, p.195.
[5] Chateaubriand, Essai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moral sur les révolutions anciennes et moderne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n Essai sur les révolutions – Génie du christianisme,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de”,1978. 除非特别指出，所有对《论古今革命》的参考都引自七星文库版的夏多布里昂文集。
[6] Chateaubriand, Voyage en Amérique（cité Voyage plus bas），in Œuvres romanesques et voyages,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de”, 1978, t. I, p.888.
[7] Essai, p.224：“从文学上说，《论古今革命》涉及所有方面，论述了所有课题，提出了众多的问题，它摇撼了观念的世界，将所有文体混合在了一起。我不知道我的名字能否垂诸未来，也不知道后代人是否会谈论我的著作，但如果《论古今革命》，尤其是带有评论注释的《论古今革命》，能够不被遗忘，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为特别的丰碑之一。”关于夏多布里昂多次重写开头的方式，见Claude Reichler,“Raison et déraison des commencements”,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247, juillet 1997, p.175–176。
[8] 隐迹纸本（palimpseste）指擦掉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卷。作者此说的意思是，通过对夏多布里昂的多层次阅读来窥视他的心路历程。——译者注
[9] Chateaubriand, Voyage en Amérique, Richard Switzer批评版，Paris, Didier, 1964, t. I,p.LXIX。
[10] Fr. Hartog,“Confronto con gli Antichi”, in I Greci, t. I, Noie I Greci, Salvatore Settis主编，Turin, Einaudi, 1996, p.3-37;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Annemarie Lecoq编，Paris, Gallimard, 2001; Levent Yilmaz, Le Temps moderne. Variations sur les Anciens et les contemporains, Paris, Gallimard, 2004。
[11] Jean-Jacques Rousseau,“Histoire de Lacédémone”,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 coll.“Bibl.de la Pléiade”, 1964, t. III, p.544. 关于卢梭和古代，见Yves Touchefeu, L’Antiquité et le Christianisme dans la pensé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99。
[12] Essai, p.440.
[13] Ibid., p.316：“我决定不再登船出海了。我像一个被只身遗弃在荒岛上的人，仍几次眺望海上的风暴，当看到远处我曾遭遇海难的岸边浪花飞溅时，内心一种隐秘的忧伤却让我感到欣慰。”
[14]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note X, in Œuvres complètes, t. III, op. cit., p.214.
[15] Essai, p.43.
[16]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Plon, 1955, p.353.
[17] Fr. Hartog,“Entre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 les Sauvages”, Gradhiva, 11, 1992,p.23–30.
[18] Essai, p.40. Voir, à propos de l’ 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 Jean-Claude Berchet,“Un voyage vers soi”, Poétique, 14, 1983, p.91–108. Pierre Macherey, “L’Essai sur les Révolutions ou le laboratoire d’un style”, Europe, 775, 1993, p.29–45. Philippe Antoine, Les Récits de voyage de Chateaubriand. Contribuation à l’étude d’un genre,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97.
[19] Essai, p.37.
[20] Ibid., p.442.
[21] Jean-Jacques Barthélemy, 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 en Grèce, Paris, 1790, t. II, p.3.
[22] Essai, p.184, note B.
[23] Fr. Hartog, Le Miroir d’Hérodote, 3e éd., Paris, Gallimard, 2001.
[24] 关于年老的阿纳卡西斯，见Fr. Hartog, Mémoire d’Ulysse. Récits sur la frontièr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Gallimard, 1996, p.118–127。
[25] Abbé Rollin, Histoire ancienne, Paris, 1731–1738, t. III, p.30.
[26] Essai, p.188.
[27] Ibid., p.185.
[28] Essai, p.186.
[29] Ibid., p.185 et 191.
[30] Ibid., p.193（新版注释）。
[31] 虽然是西塞罗在《论演说家》（De l’orateur, 2, 9, 36）中提出了这个堪称经典的说法，但“历史导师”的概念可以追溯得更早，见Fr. Hartog, L’Histoire, d’Homère à Augustin, Paris, Éd. du Seuil, 1999, p.185–186。
[32] Essai, p.91.
[33] R.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0, p.37–62.
[34] Ibid., p.317–322.
[35] Essai, p.51.
[36] Odyssée, 4, 388–393.
[37] Essai, p.51.
[38] Ibid., p.82.
[39] Ibid., p.220.
[40] Ibid., p.341.
[41] Essai, p.432.
[42] Ibid.,p.15.
[43] Ibid., p.310.
[44] Ibid.,p.266.
[45] Fr. Hartog,“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ntiquité”, 载L’Antiquité grecque au XIXe siècle. Un exemplum contesté?,Ch. Avlami主编，Paris, L’Harmattan, 2000, p.7–46。
[46] Essai, p.266.
[47] Ibid.
[48] Karl Marx, L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Paris, Éd. Sociales, 1963, p.13–15.
[49] 作者在这里将夏多布里昂对大革命时代的复古思潮的评论，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处的评论做了比照，读者可参阅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译者注
[50] Essai, p.266.
[51] Ibid., p.268 et 270.
[52] Ibid., p.437 et 438.
[53] Ibid., p.268.
[54] Essai, p.441：“回想他们昔日的欢愉，借此唤起那些幸福的幻觉”，接下来的一章就是这么开始的。
[55] 这里的年代采用的应是罗马建城纪年。辛西纳图斯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挽救共和国。——译者注
[56] Voyage, p.676 et 677.在他看来，当时与古代还有相似之处。
[57] Voyage, p.677.
[58] 见华盛顿给la Rouërie侯爵的信，后者曾为夏多布里昂写过一封推荐信。转引自Richard Switzer, Voyage en Amérique, 评注版，op. cit., t. I, p.XXXVI。
[59] Voyage, p.682.
[60] Ibid., p.752, 822, 812, 711, 850 et 824.
[61] Ibid., p.830.
[62] Chateaubriand, Atala, in Œuvres romanesques et voyages, op. cit., t. I, p.16.
[63] Voyage, p.703.
[64] Ibid., p.684; Essai, p.442.
[65] Essai, p.446.
[66] Voyage, p.886.
[67] Ibid.
[68] Essai, p.37.
[69] Ibid., p.42. Jean-Claude Bonnet,“Le nageur entre deux rives：la traversée comme expérience révolutionnai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Chateaubriand, 32, 1989, p.55–60.
[70] P. Macherey,“L’Essai sur les Révolutions ...”, op. cit., p.33.
[71] Essai, p.15.
[72] Chateaubriand, Études ou discours historiqu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1831, t. III,p.1.
[73] Voyage, p.735. 但这不妨碍编辑和文本批评者证明，作品大部分是以读书笔记为基础创作的。
[74] Voyage, p.663.
[75] Voyage, p.853.
[76] Michel Butor,“Chateaubriand et l’ancienne Amérique”, Répertoire 2, Paris, Éd. de Minuit, 1964, p.152–192.
[77] Essai, p.442：“当我在加拿大的印第安各民族中旅行时，我就离开了欧洲的习惯，觉得自己第一次只身来到一个森林的海洋之中……”
[78] Voyage, p.685.
[79] Voyage, p.726.
[80] Ibid., p.710.
[81] Ibid., p.716.
[82] Ibid., p.830.
[83] Ibid., p.857.
[84] Voyage, p.749.
[85] Ibid., p.857.
[86] Ibid., p.862 et 863.
[87] 在《美洲游记》的前言中，夏多布里昂还介绍了一个已然非常“谢阁兰式的”塔希提人，她已经丢失了自己的舞蹈、歌曲和放荡风俗，而专心致志于印刷出版《圣经》。
[88] Voyage, p.867.
[89] Ibid.
[90] Ibid., p.865.
[91] Voyage, p.873.
[92] Ibid., p.874.
[93] Fr. Hartog,“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ntiquité”, op. cit., p.30–35. Nicole Loraux et Pierre Vidal-Naquet,“La formation de l’Athènes bourgeoise”, 后收入P. Vidal Naquet, La Démocratie grecque vue d’ailleurs, Paris, Flammarion, 1990, p.197–204。
[94] 这种看待自由问题的方式显然不同于夏多布里昂在其政治论著中展现出的路径。见Jean-Paul Clément：Chateaubriand, Grands Écrits politiqu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93。
[95] Jean Roussel, Jean-Jacques Rousseau en France après la Révolution, 1795—1830,Paris, Armand Colin, 1972, p.369–380.
[96] Essai, préface, p.23.
[97] 但并不是一切都因此而确定了，因为还需要将这种进步的现代历史概念与基督教理念，甚至与教会的教义结合起来。用新近的发现来证实摩西的年表——这样的意愿之中便能看到这方面的迹象（Essai., p.57, 新版《论古今革命》注释）。
[98] Chateaubriand, Mémoire d’Outre-Tombe, op. cit., t. II, p.922，见下文，p.207–208。
[99] 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的序言中说：“问题在于准确地确定一系列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应该遵守的规则，以避免各种罪过中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时代错乱。”（Lucien Febvre,dans la prèface d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1492], Paris, Albin Michel, 1968, p.15.）
[100] Agnès Verlet, Les Vanités de Chateaubriand, Genève, Librairie Droz, 2001. 尤其参阅第328–329页。作者指出，如何以虚无观念来阐释《墓畔回忆录》的写作。
[101]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Avant-propos, op. cit., t. I, p.2.
[102] Claude Reichler,“Raison et déraison des commencements”, op. cit., p.179.
[103] Chateaubriand, Vie de Rancé, in Œuvres romanesques et voyages, op. cit., t. I, p.989.
[104] Michel de Certeau, Psychanalyse et histoire, nouvelle éd., Paris, Gallimard, 2002, p.78.
[105] Chateaubriand, Vie de Rancé, op. cit., p.989.
[106] Chateaubriand, Vie de Rancé, op. cit., 见1826年版《全集》的总导言。
[107] Volney, Les Ruines,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9. Jean Gaulmier, L’Idéologue Volney, 1757-182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orientalisme français, Genève,Slatkine Reprints, 1980.
[108] Volney, 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J. Gaulmier批评版，Paris, La Haye, Mouton,1959, p.22. 可以指出，沃尔内参观过巴勒贝克（Baalbek，黎巴嫩东北部城镇。——译者注），但从没有造访过帕尔米拉。
[109] Id., Les Ruines, op. cit., p.9.
[110] Id., Les Ruines, op. cit., p.13.
[111] Ibid., p.79.
[112] Ibid., p.78.
[113] Ibid., p.79.
[114] Ibid., p.93 et 86.
[115] Volney, Leçons d’histoire, 作者的话，J. Gaulmier评介，Paris, Garnier, 1980, p.84。
[116] Id., Tableau du climat et du sol des Etats-Unis（1803）, in Œuvres 2, Paris, Fayard,1989, p.21.
[117] Chateaubriand, Études historiqu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Firmin-Didot, 1842, t. I, p.1.
[118] Ibid.,p.2.
[119] 这是以夏多布里昂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来指代他本人。——译者注
[120] Chateaubriand, Études historiqu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Firmin-Didot, 1842, t. I, p.1.
[121] Chateaubriand, Études historiqu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Firmin-Didot, 1842, t. I, p.2.
[122] Ibid., p.12.
[123]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Paris, Garnier-Flammarion,1981, François Furet的序言，p.41。该著第一卷发表于1835年，第二卷发表于1840年。
[124] Françoise Mélonio, Tocqueville et les Français, Paris, Aubier, 1993, p.27.
[125] A. de Tocqueville, Voyages en Sicile et aux Etats-Unis,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 1957, t. V, 致Molé伯爵的信，p.26。
[126] Chateaubriand, 1835年1月11日的信件（未刊），转引自Fr. Mélonio, Tocqueville et les Français, op. cit., p.55。
[127]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op. cit., I, p.61.
[128] Ibid., I, p.65.
[129]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op. cit., I, p.399.
[130] Ibid., p.57.
[131] Ibid., I, p.69.
[132] Ibid., I, p.71.
[133] Ibid., II, p.399.
[134]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op. cit., I, p.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