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遗产和当下
记忆之后，让我们转向它的一个对等之物（alter ego），即遗产，这次仍然从我们同样的问题出发：足足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所亲历的这场遗产扩张和世界化运动，从时间和时间秩序的观点看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遗产化迅猛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的特征，这种现象可能是何种历史性体制的标志？这种对过去、对旧事物的兴趣，是否突然之间见证了某种对历史性的旧制度——尽管它已经停止运作很久了——的怀念？反之，这种兴趣怎能再与两个世纪以来将所有“希望的热情”都置于未来之中的现代体制相适应？这与马里内蒂的宣言或预测背道相驰！当代的遗产作为时间危机的标记，难道不也能理解为一个，或者又一个清楚明白的标记，即我们的当下主义的标记——这本书就是为了阐述它的产生——吗？我们将对这一概念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用法进行往来比较，以此再次来寻求答案；而每次比较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当下被赋予的地位。
我们记得，1980年被法国政府确定为遗产年，在这期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文化生活和公共政策中，遗产已成为统治性的、包罗万象乃至吞噬万物的范畴。很快人们就在普查各类“新遗产”，并拒绝将遗产改作“新用途”。文化部下的原历史遗产纪念物局（Le Monument historique）此时可真是忙坏了，后来它被并入遗产局，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人种学被引入了这个机构的日程表中。[1]1983年以来，遗产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被称为遗产的处所：参观人数在2002年9月达到1100万。这些结果每年都要在媒体上正式确认和公布，就好像它们是有待下次被打破的纪录。等候参观的队伍排得越长，数据就将越好！只有2001年有点例外，因为当时刚好碰到“9·11”袭击，遗产日活动在最后一刻不得不取消。遗产日有点在世界各地全面铺开的味道，尤其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公约，人们今天已在讨论遗产的世界化（universalisation du patrimoine），同时世界人类遗产的目录也每年都在拉长。世界遗产中心的网页上可以查阅相关信息：到2002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730个。1991年，一个负责培养未来相关工作人员的国立遗产学校在巴黎开办。1996年后还成立了遗产基金会。至少从成立理由上说，这个基金会受到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National Trust）的启发，不过实际上它表现得十分谨慎。最后，1984年，遗产局组建了遗产修复维护部（Entretiens du Patrimoine）。人们在那里谈论所有涉及遗产的问题，包括最近关于遗产“滥用”[2]的辩论。
《记忆之场》做出诊断，法国历史，甚至法国本身已被“遗产化”了，因为记忆已经转入了另一个体制，这就使得我们走出“历史—记忆”，进入“历史—遗产”。这方面引人瞩目的是1993年的《遗产法》中对纪念性遗产的定义：“我们的遗产就是我们历史的记忆，是我们民族身份的象征。”遗产已从记忆变为历史的记忆，成为身份的象征。记忆，遗产，历史，身份，民族，这些都已经融汇于立法机构的光鲜文辞中。
在这一新的格局中，遗产与土地和记忆联系在一起，土地和记忆是身份认同的载体，而身份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导词。但这里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自信的认同，不如说是一种袒露不安情绪的认同，它面临消失的可能，甚至已经被严重地遗忘、湮灭、压制了：这是一种寻找自我的认同，它需要发掘和修缮乃至发明。在这种情况下，遗产所定义的就主要不是人们所占有、所拥有的是什么，而是人们自己是什么，对此人们并不知道，甚至无法知道。这样一来，遗产就表现为敦促人们进行集体回想。在记忆的“责任”——最近它在公众之中表现为悔恨——中，又加上了“强烈的责任”之类的东西，这不再是戴高乐时代的“计划”——别样的时间，别样的风俗！——它关乎的是遗产，是对遗产进行保护、修复和纪念的要求。还是在这段时间，至少在法国，生态博物馆或社会博物馆出现了，成为将文化、社会和自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某种新遗产的熔炉或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