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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月八日，拘留人的棚屋里进来一个军官，从看守人对他那份恭敬劲儿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官，大概是一个参谋。他手里拿着一个名单，对所有俄国人逐个点了名，他管皮埃尔叫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他漠然地、懒洋洋地看了看所有被拘留的人，命令一个看守的军官，叫他在带他们去见元帅之前，给他们穿得像样些，收拾干净一点。一小时后，来了一连士兵，把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带往圣母广场。那天雨后天晴，阳光灿烂，空气异常新鲜。烟已经不像皮埃尔那天从祖博夫斯基土城被带出来时那样在地面上弥漫；在清洁的空气中烟像圆柱似的升起。火光已经哪儿也看不见了，四面八方都是腾空而起的烟柱，整个莫斯科，皮埃尔所能看见的地方，全是一片火灾后的瓦砾场。到处可以看见烧剩下来的炉子和烟囱，偶尔可以看见烧黑了的石墙。皮埃尔望了望这片废墟，已经认不出熟悉的街道了。偶尔可以看见保持完整的教堂。克里姆林宫未被烧毁，克里姆林宫的一些钟楼和伊凡大帝教堂钟楼在远处闪着白光。近处的新圣母修道院的圆顶欢快地闪光，那里的钟声也格外响亮。钟声使皮埃尔想起今天是礼拜，是圣母诞生节。但是好像没有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火灾后的残破景象，路上碰见的俄国人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神色惊慌、一看见法国人就躲起来的人们。
显然，俄国人的巢被捣毁、消灭了；但是，在俄国生活秩序被消灭后，皮埃尔下意识地感觉到，在这被捣毁的巢上，一个完全不同的、严峻的法国秩序建立起来了。从押解他和别的犯人的士兵神情上——那些士兵精神抖擞、快快活活、队伍排得整整齐齐，他感到这一点；从一位法国大官的神情上——这位大官坐在由士兵赶着的双驾马车上迎面而来，他感到这一点。从广场左边传来快乐的军乐声，他感到这一点，特别是从今天早晨来的那个法国军官在点被捕的人时念的那个名单上，他感到而且了解这一点。皮埃尔被一伙士兵捉住，被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和别的十多个人又被带到另一个地方；似乎他们可能把他忘记了，把他和其他的人混在一起了。但是不会的：他在受审时，又被人称呼为不愿说出姓名的人。皮埃尔带着这么一个他自己觉得可怕的称号，现在被押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脸上带着毫无疑问的信心，认为连他在内的所有俘虏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把他们带到应该带到的地方。皮埃尔觉得自己是落进一架他不知道的、但运转正常的机器里的一小片木屑。
皮埃尔和别的犯人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离修道院不远的一所带大花园的大白房子里。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的住宅，皮埃尔以前常来这儿做客，他从士兵谈话中知道，现在是元帅——艾克米尔公爵[6]住在这儿。
他们被带到门廊前面，一个个的被领进去。皮埃尔是第六个进去的。穿过皮埃尔所熟悉的玻璃走廊、穿堂、前厅，他被领到一间狭长的书房，门口站着一个副官。
达乌伏身坐在屋子尽头的一张桌旁，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皮埃尔走到他跟前。达乌没有抬眼，显然是在处理文件。他不抬眼，轻声问：
“你是什么人?”
皮埃尔不吭声，因为他说不出话来。对皮埃尔来说，达乌不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且是一个以残忍闻名的人。皮埃尔望着达乌那张冰冷的面孔，就像严厉的教师在耐心地等待学生回答问题时摆出的那样冰冷的面孔，他觉得，每秒钟的迟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说。说他第一次受审时所说的话，他不敢；说出他的姓名和地位，那是既危险又可耻的。皮埃尔默不作声。但是还没等皮埃尔拿定主张时，达乌抬起头来，把眼镜推到脑门上，眯着眼，仔细打量皮埃尔。
“我认识这个人，”他不慌不忙、冷冰冰地说，显然是想吓唬皮埃尔。一股顺着皮埃尔脊梁溜过的寒噤，像一把钳子似的夹住了他的头。
“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来没见过您……”
“这是一个俄国间谍，”达乌打断了皮埃尔的话，转脸对室内另一个皮埃尔没注意的将军说。达乌转过身去。皮埃尔突然用一种出乎意外的颤动的声音说：
“不是，大人，”他说，忽然想起达乌是一位公爵。“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民兵军官，我没有从莫斯科撤退。”
“您叫什么名字?”达乌又问。
“别祖霍夫。”
“谁能向我证明您不是说谎?”
“大人!”皮埃尔大声喊道，那不是气忿，而是恳求的喊声。
达乌抬起眼来，仔细打量皮埃尔。他们面面相视了几秒钟，这相视的目光救了皮埃尔。在这相视的目光中，一切战争和法庭的条件都消失了，在这两人之间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两人此刻都模糊地感到无数的事物，理解到他们俩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是兄弟。
达乌从那用号码标志着人事和人的生命的文件上刚抬起头来，第一眼看见的皮埃尔不过是一个小道具之类的东西；他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枪毙；但是现在他已经看出他是一个人。他沉吟了一会儿。
“您怎样证明您说的是实话?”达乌冷淡地说。
皮埃尔想起朗巴莱，于是说出朗巴莱所属的团队、姓名和他住的街道。
“您并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人，”达乌又说。
皮埃尔声音颤抖、断断续续地举出一些证据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但是这时进来一个副官，向达乌报告了些什么。
达乌听了副官的报告，突然面有喜色，开始扣钮扣。他显然完全把皮埃尔忘记了。
当副官提醒他这里有个俘虏的时候，他皱起眉头，朝皮埃尔那边点了点头，说是把他带走。但是带到哪儿去，皮埃尔不知道：是回到那个棚子里去呢，还是带到刑场上去——就是在经过圣母广场时，他的同伴指给他看的那个刑场。
他回头瞧了瞧，看见副官在问什么。
“是的，那当然啦!”达乌说，“是的”是什么意思，皮埃尔不知道。
皮埃尔不记得是怎样走的，走了多久，走到哪儿去。他迷离恍惚，痴痴呆呆，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只是随着别人迈着脚步，别人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在这段时间，皮埃尔头脑里只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人这样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
是一种制度在杀害他皮埃尔，剥夺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