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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直接地探索和用语言文字说明——不仅论述全人类的生活,就是论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常常运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论述和探索那似乎探索不到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论述统治该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代表了全民族的活动。
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一个民族依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对第一个问题——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指引特选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既定的目标的。
这么一来,这些问题就用相信神直接干预人类的事予以解决了。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种原则。
现代史既然否定了关于人类服从神和各民族都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就不应当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形成政权的原因了。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跟着他们走。
现代史提出了领导群众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再不然就是从帝王到新闻记者形形色色领导群众的人物,以代替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由神的意志指引的人们。代替从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提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且用极端抽象的说法:全人类文明的福利,所谓全人类,一般是指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的观点代替它,情势的逻辑迫使那些在想象中否定了帝王的神权和古人的命运说的史学家由一条道路走到同一结论:那就是承认:一、由单独个别人领导各民族;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一个既定目标行动。
从基邦基邦(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书。到保克尔保克尔(1821—1862),英国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等书。的现代史学家,虽然他们好像有所分歧,他们的观点貌似新颖,但是这两个古老的、无法避免的原则仍然是他们的全部著作的基础。
第一,史学家记述他认为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样的人物;另有人认为除了帝王将相,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二,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人认为这目的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威振兴;另有人则认为这目的是那个名叫欧洲的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一场骚动;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它表现为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向东进行了好几次,它与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发生了冲突;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顶点——莫斯科,然后,以一种绝妙的对称,出现一个自东而西相反的运动,也跟第一个运动一样,它纠集了中欧各民族。这次相反的运动到达它的西方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方针;千百万人穷了,富了,迁移了,千百万宣讲爱他人的法则的基督教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这样做呢?当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统的时候,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的、然而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自我认识的科学。
如果史学仍然持有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是神在奖赏或者惩罚他的人民,才赐给拿破仑以权力,并指导他的意志以达到他那神的目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仑赋有神的意志;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全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矛盾。
但是新的历史科学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代人认为神直接参与人事的观点,所以它得另作答案。
新的历史科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什么发生吗?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呢?那么,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他有哪些哪些情人,有哪些哪些大臣,他没有把法国治理好。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不中用的人,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有哪些哪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现二、三十个人,他们在谈论所有的人都平等和自由。从此,法国全国互相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另外许多人。这时在法国出现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杀了很多的人,因为他十分英明。后来他借口去杀非洲人,把他们痛痛快快杀了一场,他是那么狡猾和聪明,他回到法国,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他。他做了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去杀人。在那儿又杀死很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一八○七年,他忽然跟拿破仑交上了朋友,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了脸,又杀了很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可是后来他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了,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忽然都变为他的敌人;这支武装力量就去攻打拿破仑刚集合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并且不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对他表示各种敬意,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嗣后路易十八即位,此人一直不过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了。然后,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的前面坐上头等交椅,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土),在维也纳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使得一些国家高兴,或者一些国家不高兴。突然,那些外交家和君主几乎争吵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了。但是盟国的君主为此大为恼火,又跟法国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了,并且忽然认为他是一个强盗,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所爱的法国,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世。而欧洲反动势力又抬头,君主们又欺压他们的人民了。”
不要认为这是讽刺,是描述历史的漫画。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的矛盾百出、答非所问的论述给以最温和的概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像聋子似的回答那并没有人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目的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它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运动的?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史处心积虑地不是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非常骄傲,或者说,哪些哪些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这一切都可能是有的,人们也情愿同意这种说法;不过,答非所问。这一切都可能是有趣的,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这个神权依靠本身,一贯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各民族的话;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当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种力量,那就要说明那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正是这种力量才是全部历史的旨趣所在。
史学家似乎有一个假想,认为这种力量是不问自明的,是人人皆知的。尽管满心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是,任何一个饱读史籍的人都不禁要提出疑问:连史学家对这个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人人皆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