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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一件：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解释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每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所以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打仗。我们对这种想法是这么习惯，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以至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打仗，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这个答案就十分圆满了。但是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论断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就像一些历史家的天真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越上，因为，暂且不谈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越性，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方面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差得多。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的身体力量，也不在于他的精神力量，那么显然，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法学这个历史的兑换银行，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明显的表达或以默然的许诺把权力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中，在论述国家和权力应该怎样安排(假如可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待火一样——看做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样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地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的问题，它完全不能解答。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看做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为。
二、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一切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遵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不过那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完全是由统治者们或多或少地履行这些不为群众所知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根据这些条件由某一些人移交给另一些人)造成的。
这就是史学家解释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类型。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家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天真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看做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那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么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假如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得到了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呢?为什么刚好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一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的意志这样迅速地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的转移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权力的侵犯。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是与理论相背离的。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就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并没有长出两片叶子，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那些条件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历史人物所以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执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那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历史领袖手中，而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那么说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荒唐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所谓哲学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这类史学家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当作人类运动的目的，一面研究那些留下为数最多纪念品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来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述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们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博马舍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能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在我们看来，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是由他鼓动起来的。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依旧不可理解。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救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解。教皇们、国王们和武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不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抒情歌手出现于十二、十三世纪的德国，他们到处唱情歌，也唱十字军歌。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不可知。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对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对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冲动以及生活和思想的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期间，人们为什么互相送上断头台。
假如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最新的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