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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奥尔加的计划
“如今需要再给父亲找一种他还力能胜任的工作,随便什么工作,这至少可以使他相信他在帮助把罪名从我们一家人身上洗刷掉。这样的事并不难找,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比坐在贝尔图赫园子前面强,不过我找到的事,甚至还能给我一些希望。官府或文书或其他人不论在什么时候谈到我们的罪行时总是一再地只提我们侮辱信差,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好吧,我想,既然公众舆论只知道侮辱信差之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那么,如果能向那个信差赔礼道歉,一切就可以弥补,即使也只是表面文章。人家告诉我们,并没有人控告我们,因此还没有一个部门受理此事,所以是否宽恕完全听凭信差个人一句话,而我们所要的就是这样一句话。这一切当然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表面文章,又不能取得别的什么结果,可是这会使父亲高兴,也许还可以使那许多如此折磨过他的情况提供者感到有点窘,这会使他感到满意。当然,首先得找到那个信差。当我把我的计划告诉父亲的时候,起初他很生气,因为他已经变得非常固执,一是他认为——这看法是他生病期间产生的——我们总是使他功亏一篑,先是不给他钱,后来是把他扣留在床上,二是他已经完全不能领悟任何新的想法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拒绝了我的计划,他认为他得继续到贝尔图赫园子前去等,而他现在无疑已不能自己每天走去,所以就要我们用手推车送他去。可是我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而他也渐渐地同意了我的想法,惟一使他不安的一点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得完全依仗我,因为只有我当时见过那个信差,他自己并不认识他。不错,跟班彼此都很相像,我也没有十分把握能认出那个人,于是我们就开始到贵宾饭店去,在跟班中间寻找。虽然那是索提尼的一名跟班,索提尼已经不再到村里来,可是老爷们是经常更换跟班的,我们很可能在其他老爷的跟班中找到此人,如果找不到他本人,也许可以从其他跟班那儿打听到他的消息。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就得每天晚上都到贵宾饭店去,可是我们到处都不受欢迎,尤其是在那种地方;我们也不能以花钱的顾客身份去。不过事实表明,人们还是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弗丽达对那帮跟班是多么头痛,其实他们多半是安分守己的人,因为差使很轻松,给惯坏了,变得迟钝起来,‘但愿你过得像跟班一样,’这是官员们的一句祝福辞,就生活舒适而言,据说跟班们实际上是城堡真正的主人;他们也知道如何评价这一点,在城堡里,他们的举动必须符合城堡的规章制度,所以他们就安静老实,有好几个人曾向我证实这一点,在这儿村子里也能在跟班们中间看到这种表现的残余,不过仅仅是残余,通常他们看到自己在村子里不再完全受到城堡规章制度的约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们变成一群粗野放肆的人,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色胆包天。他们无耻到了极点,幸好他们非经许可不准离开贵宾饭店,这真是村子的大幸,但是在贵宾饭店里,你就得想办法应付他们;弗丽达对此伤透脑筋,所以非常欢迎我去安慰那些跟班,有两年多,每周至少两次,我和那些跟班在马厩里过夜。早些时候父亲还能和我一起去贵宾饭店,他在酒吧里找个地方睡觉,等着我早上带消息给他。消息很少。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要找的那个信差,据说他一直还在给索提尼当差,索提尼很器重他,当索提尼隐退到更远的公事房去的时候,据说他也跟去了。自从我们见过他以后,大多数跟班也都没有再见过他,有人说曾见过他,那可能是认错人了。这样,我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但是还不能说完全失败;不错,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信差,我们到贵宾饭店去并在那儿过夜,也许甚至还有对我的怜惜——只要父亲还能怜惜人的话——不幸使他完全垮了,你所看到的他的这种样子已经快有两年了,而他的情况或许比母亲还要好一些,母亲每天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只是多亏阿玛丽亚超常的努力才使她勉强活下来。不过我在贵宾饭店还是有收获的,那就是我同城堡有了某种联系;如果我说,我对自己所作所为并不后悔,请不要看不起我。你也许会想,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同城堡的联系呢?你想得对,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联系。我现在认识了许多跟班,这几年到村里来的老爷的跟班我几乎都认识,如果我到城堡里去,我在那儿就不会人地生疏了。当然,他们只是在村子里的时候才是跟班,在城堡里就完全变了,很可能会不再认识谁,尤其不会认识在村子里和他们有过交往的人,尽管他们在马厩里赌过一百次咒,说他们很高兴在城堡里再见到我。再说我也已有体会,所有这样的诺言并没有多少价值。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不仅通过跟班与城堡有联系,而且或许——如今也仍然希望上边会有人注意到我和我的所作所为——管理那一大帮跟班当然是当局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伤脑筋的部分——然后那个注意到我的人也许会比别人对我的看法要宽容一些,他也许会看出,虽然我采取的方式很可悲,但我却是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是在继续父亲的努力。如果他这样看,或许也会原谅我接受跟班的钱,用它来养家 口。我还取得了其他的收获,不过这一点你也会怪我的。我从跟班们那儿了解到不少情况,如何用转弯抹角的方法,不经过困难的、经年累月的正式录用程序而能得到城堡的差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你也不能成为正式雇员,只是私下里半被准许,既无权利也无义务,而更糟糕的是没有义务,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什么事都在场,可以看准有利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你不是雇员,但是碰巧可能有什么工作,正好没有一个雇员在左右,听到一声呼唤,你赶快跑过去,你就成为片刻之前你还不是的那种人,成了雇员。不过,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机会呢?有时候马上就有,你刚到那儿,还没来得及四处张望,机会就已经来啦,甚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果断地作为新手立即抓住机会的,但是有时又比正式录用程序所需要的年头儿还要长,而且这样一个半官方人员就不再有可能被正式录用了。所以,这会使人顾虑重重;但是,与下述情况相比,也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正式录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挑选,一个名声不知为什么不好的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会被淘汰,比方说,这样一个人报名参加,他成年累月胆战心惊地等待审查的结果,从第一天起,方方面面的人都会惊奇地问他怎么敢做出这种毫无希望的事,但是他仍旧抱有希望,否则他怎么能活下去呢,可是过了多少年,也许已白发苍苍、年事已高,他才知道自己没有被录用,才知道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他虚度了这一生。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轻易受到诱惑。有时候会发生这样情形:恰恰是名声不好的人最后反倒被录取,有些官员确实违心地喜欢这种野兽的气味,在招考时用鼻子嗅一嗅空气,撇撇嘴,翻白眼,这种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特别能刺激他们的胃口,他们必须牢牢抓住那几本法律全书,才能抵抗这种诱惑。不过有时这并不能使那个人获得录用,而只是没完没了地延长录用程序,永远不会结束,只是在那人死去以后才中断。所以,合法录取和另一种途径一样都充满了或明或暗的困难,在决定做这类事情之前,最好是把一切都仔细权衡一下。总之,我们——巴纳巴斯和我——没有忘记这样做。每当我从贵宾饭店回来,我们就坐在一起,讲我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谈就是几天,巴纳巴斯放下手上的活,常常影响交活的日期。在你看来,也许这要怪我不好。我知道跟班们讲的话是不大靠得住的。我知道他们从来不愿意把城堡里的事情讲给我听,总是转移话题,每一句话都得向他们苦苦哀求才肯说,可是他们开口以后,又会胡说八道、自吹自擂,一个比一个更夸张更不可信,在那黑灯瞎火的马厩里,在没完没了的叫嚷中,一个接着一个说,显然他们说的话里可能至多只有一鳞半爪的真实情况。不过我把所听到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再讲给巴纳巴斯听,他还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由于我们一家的处境,他如饥似渴地想要知道这些事情,他什么都一口吞下,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求再多听一些。事实上,我的新计划是以巴纳巴斯为基础的。从跟班们那儿再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了。索提尼的信差找不到,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索提尼和那个信差似乎退得愈来愈远,许多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模样和名字,我常常得详细描述他们,别人才好不容易想起他们,仅此而已,此外对于他们的情况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至于我和跟班们在一起鬼混,别人如何看,我当然无法决定,我只希望人们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减轻一点我们家的罪过,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外在的迹象能说明这一点。但我还是这样干下去,因为对我来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在城堡里为我们家做成一点事。可是对巴纳巴斯来说,我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从跟班们所说的话里——如果我乐意听的话,而我是非常乐意听的——我得知被城堡录用的人能为自己家庭做许多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话又有几分可信呢?要弄清这一点是办不到的,但可信之处很少,这是显而易见的。比方说,有一个跟班——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或者我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出他来——一本正经地答应我,帮我弟弟在城堡里找个差使,或者,倘若巴纳巴斯有别的事去城堡,他至少可以帮帮他,比如给他提神打气——因为据跟班们说,谋事者在太长的等候期间会昏倒或晕头转向的,如果没有朋友照顾,他们就完了——他们对我讲这一类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警告,可能有根据,但是他们许下的诺言却完全是空的。巴纳巴斯却不这样想,虽然我警告他别相信他们的话,可是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就足以使他支持我的计划了。我自己提出的种种理由倒没有打动他,起主要作用的是跟班们的话。所以事实上我完全是孤军作战。阿玛丽亚是惟一能和父母随意交谈的人,我愈按照我自己的办法推行我父亲原来的计划,阿玛丽亚就愈不理睬我,在你或别人面前,她还跟我讲话,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和我讲话。在贵宾饭店,我是那帮跟班肆意蹂躏的玩物,在这两年里,我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知心话,听到的尽是些花言巧语、谎言或傻话,所以只有巴纳巴斯还和我谈得来,而巴纳巴斯还很年轻。我把那些事情讲给他听的时候,看到他眼睛闪闪发光,从此以后他的眼睛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光芒,我感到吃惊,但我并没有住手,我觉得事关重大。当然,我没有我父亲那种大而空的计划,我没有男人的那种果断,我只想弥补那个信差所受到的侮辱,甚至还想要别人把我做的这么一点事情看做是功劳。可是我自己没有做成的事,现在我想通过巴纳巴斯以另一种方式有把握地来完成。我们侮辱了一个信差,并把他从前面的公事房里吓跑了,那么,我们就把巴纳巴斯送去当新的信差,让巴纳巴斯去干那个受侮辱的信差的工作,使那个受侮辱的人可以安安静静地留在远处,愿意待多久便待多久,使他有足够时间忘掉那次侮辱。难道还有比这更明白的事情吗?当然我知道,这个计划虽然十分简单,但也含有狂妄的意味,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想指令当局如何处理人事问题,或者我们怀疑当局是否能自行作出最好的安排,怀疑当局甚至在我们只是想到这儿能采取什么措施之前就早已安排妥当。但是后来我又想,当局不可能对我产生那么大的误会,或者说,如果他们真是那样,那么他们是有意要这样,也就是说,他们不做进一步调查,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我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不会罢休,巴纳巴斯的虚荣心也起了作用。在这段准备时间里,巴纳巴斯变得非常高傲,觉得鞋匠工作对他这个未来的公事房雇员来说未免太下贱了,他甚至敢顶撞阿玛丽亚,老是同她唱反调,而阿玛丽亚是难得和他说上一句话的。我很高兴让他享有这短暂的快乐,因为他第一天去城堡后,他的快乐和高傲就消失了,这也是不难预料的。这时他开始干我对你说过的那种表面上的差使。说来奇怪,巴纳巴斯第一次走进城堡,或者更确切地说,走进那个公事房,并没有费什么事。那个公事房可说已成了他的办公室。晚上巴纳巴斯回家后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这一胜利当时使我欣喜若狂,我马上跑到阿玛丽亚那儿,一把抓住她,把她推到一个角落里,用嘴唇和牙齿吻她,吻得她又疼又怕,哭了起来。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况且我们又有很久彼此没有说过话了,我想过几天才对她讲。可是以后几天就再也没有好讲的了。第一次马到成功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收获了。有两年之久,巴纳巴斯过的就是这种单调而抑郁的生活。那些跟班一点也不管用,我写了一封短信让巴纳巴斯带在身上,请那些跟班多多关照他,同时也提醒他们许下的诺言,巴纳巴斯看到一个跟班就掏出信给他看,尽管他有时遇到的跟班并不认识我,尽管他那种一言不发出示那封信的做法,因为他在上面不敢说话,使我认识的人恼火,然而,没有一个人帮他的忙,这真是可耻。后来有个跟班,也许已有好几次被缠着看信,便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这倒是一种解脱,不过我们自己早就可以这样做了。我想起来,他几乎可以说:‘你们也是常常这样处理信件的。’尽管这段时间在其他方面毫无收获,但对巴纳巴斯却起了好作用,也可以说是好事:巴纳巴斯过早地变得老成持重了,过早地成为一个男子汉,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大人还要稳重和明智。看到他成了这副样子,想到他两年前还是个孩子,我常常很伤心。作为男子汉,他也许能给我安慰和支持,可我并没有得到。没有我,他就很难进城堡,可是自从他进入城堡以后,就不再依靠我了。我是他惟一的知心人,可是他肯定只告诉我一小部分心里话。他对我讲了许多城堡里的事,可是从他所讲的情况中,从他介绍的那些细小的事情中,你一点也不能理解,那些事怎么会使他变成这副样子。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他小时候胆子很大,有时简直使我们大家感到震惊,现在长大成人,在那儿上边,怎么就变得这么胆小了呢?当然,毫无益处地站在那儿等候,一天又一天,老是重新开始,没有一点改变的希望,这种情形会使人心力交瘁、满腹疑团,最后甚至什么事也不会干了,只会绝望地站在那儿。可是,为什么他早先也毫不反抗呢?尤其是他很快就认识到我是对的,在那儿没有可能实现他的虚荣心,但是也许有可能改善我们家的处境。因为在那儿,除了跟班们喜怒无常的脾气之外,一切都十分简单,虚荣心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由于工作本身压倒一切,虚荣心就会完全消失,幼稚的愿望在那儿没有立足之地。话虽如此,巴纳巴斯告诉我,他认为他看得很清楚,即使是准许他进去的那间屋子里的那些相当可疑的官员也有着极大的权力和高深的学问。他们口授指示时说得很快,眼睛半睁半闭,做着简单的手势,只消举起食指,一句话也不必说,就把那些嘀嘀咕咕的跟班治得大气也不敢出,还满脸堆笑,或者他们在书里找到一处重要的段落就拍案叫绝,而其他那些官员,只要在那块狭窄的空间里有此可能,便赶紧跑过来,伸长脖子去看。这一类事情使得巴纳巴斯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他有这样的印象,如果他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并能和他们交谈几句,不是以一个陌生人,而是以公事房同事——尽管是最下级的同事——的身份,那就有可能给我们家庭带来难以估量的收获。可是事情就是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巴纳巴斯也不敢做什么可能使他接近这一目标的事情,虽然他已一清二楚,他年纪虽小,但是由于那些不幸的遭际,他在我们家里已上升到一家之主这个责任重大的地位。现在我还要作最后的坦白:一个星期前你来到这里。我在贵宾饭店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来了一个土地测量员,我连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可是第二天晚上,巴纳巴斯回家比平常早——我通常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去迎接他一段路——他看见阿玛丽亚在屋子里,就把我拉到街上,把头伏在我的肩上,哭了好几分钟。他又成了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了。他遇到了什么他对付不了的事。好像在他面前突然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忍受不了这个新变化带来的幸福和忧虑。而他所遇到的事情,不过是他拿到了一封信,叫他送给你。可这毕竟是他得到的第一封信,第一件工作啊。” 奥尔加说到这里打住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两位老人粗重的、有时呼噜呼噜响的呼吸声。K像要补充奥尔加的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你们都对我装模作样。巴纳巴斯送信来的那副神气,俨然是个忙忙碌碌的老信差,而你和这一次与你们意见一致的阿玛丽亚都装得好像信差工作和那些信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你得把我们区别开来,”奥尔加说,“巴纳巴斯由于那两封信又变成了一个快活的孩子,尽管他对他的工作也有种种疑问。这种怀疑只有他自己和我知道,可是在你面前,他寻求他的荣誉,表现得像真正的信差,像他心目中的真正信差。比方说,虽然现在他得到一套公家衣服的希望更大了,但是他还要我在两小时内替他改一条裤子,使它至少像公家服装那样的紧身裤子,他好穿着去见你;当然你在这方面还是很容易蒙蔽的。这是巴纳巴斯的情况。可是阿玛丽亚真的瞧不起信差工作,现在巴纳巴斯似乎有了一点成就——她从巴纳巴斯和我以及我们坐在一起叽叽咕咕的样子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她比以前就更瞧不起这种工作了。所以她说的是真话,你不要想错了,怀疑这一点。至于我,K,有时我贬低信差工作,那倒不是有意欺骗你,而是出于担心。巴纳巴斯经手的这两封信是我们家三年来第一次看到的当然还相当可疑的宽恕预兆。如果说,这是一个转折,而不是假象——假象常常多于转折——的话,那么这个转折和你来到此地有关,我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了,也许这两封信只是个开端,巴纳巴斯的工作还会扩展,超出与你有关的信差工作,我们希望这样,只要我们还能这样做;可是目前一切都集中在你身上。在那儿上边,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人家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在这儿下边,我们或许自己也能做点什么,那就是:博取你的欢心,或者至少不让你讨厌我们,或者,最重要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和经验来保护你,使得你和城堡的联系不至于中断,这样我们也许能沾点光。现在怎样才能最好地着手进行这一切呢?那就是,在我们接近你的时候,要使你不致对我们产生怀疑,因为你在这儿人地生疏,因此就难免对各方面都满腹疑云,满腹合理的疑心。此外,我们受人鄙视,你会受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你未婚妻的影响,我们在努力接近你的时候,怎样才能比方说不得罪你的未婚妻——尽管我们根本无意于此——因而也就冒犯了你。那两封信,在你收到以前我都仔细看过;巴纳巴斯没有看过,当信差的是不允许看的。乍一看,这两封信似乎并不很重要,已失去时效,本身就失去了重要性,因为它让你去见村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对待你呢?如果我们强调其重要性,人家就会怀疑我们过高估计显然并不重要的事情,作为传递这些消息的人向你吹嘘,这样做是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你的目的,是的,这样我们就会使这些消息本身在你的心目中掉价,因而就欺骗了你,这完全违背我们的本意。可是,如果我们不太看重那两封信,我们同样会受到怀疑,因为人们会问,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投送这些无关紧要的信件呢,为什么我们的言行互相矛盾,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不仅欺骗了你这个收信人,而且也欺骗了我们的委托人。他们叫我们去送信,肯定不是要我们向收信人说明这些信件无关紧要。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采取折衷的态度,也就是正确评价那些信件,这是不可能的,它们自己就在不断地改变其价值,它们所引起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正好产生什么想法,完全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人的看法也带有偶然性。如果再加上对你的担心,一切就都弄乱了,你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过于认真。比如说,正如有一次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如果巴纳巴斯带来一个消息,说你对他的信差工作不满意,一惊之下,不幸也像信差们那样敏感,便提出辞职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我就会蒙人、骗人、撒谎,只要有用,什么坏事都干。不过,我这样做,那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你,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有人敲门。奥尔加跑去开了门。一缕光线从一盏遮光灯里射进黑暗。那个深夜来客低声问什么并得到低声的回答,但是还不满意,想闯进屋来。奥尔加看来已挡不住了,便喊阿玛丽亚,显然是希望她会竭力把来客拒之门外,以免打扰两位老人的睡眠。阿玛丽亚果然也跑了过去,把奥尔加推到一边,走到街上,随手把门关上。不大一会儿工夫,她又回来了。奥尔加办不到的事,她很快就办成了。
之后K从奥尔加那儿获悉,来人是来找他的,那是他的一个助手,奉弗丽达的命令前来找他。奥尔加不想让那个助手看到K;倘若他以后愿意向弗丽达承认他到这儿来过,他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让那个助手发现这件事;K表示同意。可是他拒绝了奥尔加请他在这儿过夜等巴纳巴斯回来的建议;本来他也许会接受的,因为夜已深了,而且他觉得,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现在他和这一家人已连在一起了,如果出于其他原因留宿也许会令人难堪,但是考虑到这种联系,这儿是全村最适宜他过夜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了。助手跑来找他,使他大吃一惊。他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既然弗丽达明白他的心愿,助手们也已经知道怕他了,他们怎么又这样串通一气,弗丽达竟毫无顾忌,派一个助手来找他,而且只派一个,另外一个很可能正留在她身边。他问奥尔加有没有鞭子,她说没有,但是她有一根很好的柳条,于是他把它拿在手里;接着他又问这所房子是否还有别的出口。奥尔加说,穿过院子还有一个出口,不过得翻过邻居家花园的篱笆,穿过花园才能到街上。K愿意走这条路。在奥尔加领着他穿过院子走向篱笆时,K匆匆地劝她不必发愁,说他对她所说的那些小花招一点都不生气,他对此完全理解,感谢她推心置腹地把那些事情讲给他听,并且嘱咐她,等巴纳巴斯一回家,就让他到学校去,哪怕天还没有亮。虽然巴纳巴斯带来的信息并不是他惟一的希望,不然的话,他就糟了,但是他也决不肯放弃这些信息,他要抓住这些信息不放,同时他也不会忘记奥尔加,因为在他看来,几乎比那些信件更重要的是奥尔加本人,是她的勇敢、谨慎、聪明、她为家庭作出的牺牲。假如要他在奥尔加和阿玛丽亚两人中选择一个,他用不着多想便能作出抉择。在翻越邻居家花园的篱笆时,他还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