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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制度下乡
七、农民收入
连续数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一些地区农民收入不升反降，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也就有各种针对性意见出来。其中的主流意见有二：一是认为农民收入增长不快，是因为国家政策有问题，或说政策不好。二是认为国家干预农民太多，没有真正放活农民。这两种意见的潜台词都是，因为国家政策或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将农民本来可以增长很快的收入抑制了。这两种意见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我看来，当前的农民收入明显是结构问题而非政策或制度问题。具体来看，当前国家的农村政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之所以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甚至有所下降，与国家政策无涉。一个常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一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是下降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下降。因此，只要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大规模转移出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农民相对贫困是必然趋势。而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农民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出来，至少需要数十年时间。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是一个典型的结构问题。加入WTO之后，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较国内低，进一步使农民收入锁定为结构问题。
而之所以农民收入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反复且普遍被解说为政策或制度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患有制度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的毛病，且深且久矣。认为是国家政策不好造成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农业信贷，国家投资兴修水利等，这种意见认为，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很重要，当前增加农民收入不是不需要国家干预，更不是不需要国家政策，而是国家应有好的政策，过去一系列农业和农村政策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有问题的政策。认为是制度不好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造成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没有真正将农民放活，农业放开，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应该少管农民，相信农民，将农民当作市场主体，让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产权，维护农民的权益。其核心是让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寻找增加收入的办法。这种意见经常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意见混合起来。
问题是，既然农民收入问题是结构问题，而非政策和制度问题，以上制度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患者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就不会有效果，寻找好政策和建立好市场的努力对增加农民收入就不会有根本作用。其结果，这些经济学家不可能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设性方案，但他们不满意所有现有的方案，他们脱离中国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批判所有现有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他们因为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来说话和做事情。
回到农民收入问题上，既然农民收入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就应该从结构方面考虑问题，从结构方面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的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不利于农民增收，就应该研究改进，某些具体制度也对农民不公平，也可以考虑修正。但一定要防止那些一好政策就灵，一好制度就灵的想当然，拒绝大理论和大话语，多进行农村调查，切实进入到中国实际和中国农村研究的实际，在具体政策和制度上展开讨论，否则，我们那些喜欢信口开河的经济学家就不是建设地而是破坏性地做事。他们看似在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增收出主意，实际上是在塞自己的私货，不仅无法让农民在短期增加收入，而且会让农民失去长期的基本生存保障。
写于2002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