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释放出市场力量
推动中国成功地实现市场化转轨的重要因素，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释放出巨大的市场力量。农村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突破口。最初制定的农村新政并没有越出政策调整的范畴，没有把农村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农村改革是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率先突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从农业全盘集体化之时起，农民中就存在一种离心倾向，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包产到户。农民从未像城市职工那样被政府“包”下来过，因而对旧体制没有多少留恋。包干到户对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它不过是回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传统的家庭经营。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这种办法保证了改革的公正性，避免了农村社会的震荡和冲突。农民是精于计算的，他们从过去自留地的产出看到了包干到户有获利的潜在机会。经过20多年的劳动积累，农业生产条件（水利灌溉、农田建设、农药化肥及基本农机具等）有了较大改善，农民也不担心单干会发生生产方面的困难，减少了农民对不确定性的担心。
对于农村包产到户最初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反对者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来自意识形态，指摘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或担心它会冲毁集体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另一类基于现实的考虑，担心单家独户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实现规模经营，将阻碍农业现代化。对于这种争论，邓小平的方针是等待，让实践来说服大家。农村改革最终之所以获得了广泛赞同，主要归因于它的显著成效。粮食等农产品的爆发式增长，长期令决策者头痛的粮食问题一下解决了，城乡市场供应丰富了，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这使许多怀疑和反对的人改变了看法。1983年以后，多数人开始以欣喜的心情拥抱农村改革。可见对改革最有力的支持，恰恰来自改革本身，来自改革带来的成果。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局限于农村，它对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首先，它提升了改革的声誉，增强了对改革成功的信心。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心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针，显然受到农村改革的鼓励，九亿农民稳定了，也使决策者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进城市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84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①在党内和社会上，全面改革的呼声陡增，改革决策者信心大增。其次，农村改革的做法对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所谓“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说法。开始时决策者对城市搞承包制有些犹豫，认为城市经济关系比农村复杂得多，不适合于普遍实行承包制。但到了1986年，企业改革的几种尝试都没有奏效，最后选择了普遍推行承包制，认为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最好形式。不过，承包制在城市推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16页。
农村改革的全局影响，更在于它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力量，产生了四个新经济和社会现象：一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农民的第一个选择是发展多种经营，包括非粮种植业和非种植业大农业，继而从非农产业寻找出路。专门从事种植、养殖和非农产业的专业户大量出现，其经营方向明显地倾向于非农产业，从事工矿、运输、商业、服务业的专业户接近2/3。农村中“能人”开始显露身手。其中孕育出一批雇工经营的大户，私人经济开始破茧而出，加上城镇个体私人企业，构成了一股新经济力量。
二是城乡市场的开拓。先是城乡农贸市场的恢复和繁荣，继而出现农民长途贩运，异地经商，出现了各种专业市场。尤以浙江温州、台州、义乌等地的小商品专业市场为最。1985年，温州已有大大小小的市场415个，集市贸易成交额10.6亿元，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7.28％。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年经营额大都在1亿元左右，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温州拥有一支10余万人的农民购销员队伍，桥头纽扣市场的产品销到26个省市，①形成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年销售额连续7年居全国集贸市场之首，1992年8月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②其他沿海省份也有类似情形，只是规模不如浙江。到80年代中期，市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并显示出它的活力和能量。农村正在兴起的商品大潮，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开放市场、改革城乡体制。
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步》，第341～382页。
②陆立军：《“中国小商品城”的崛起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1期。
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1984年，邓小平考察江苏，当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使他十分鼓舞，从中看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希望。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目的之一就是为乡镇企业获取原材料开一条生路，并寄望于乡镇企业对难有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竞争。对乡镇企业的争议一直存在。然而无论褒贬，都没有阻止乡镇企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各地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有所差别，苏南地区政府介入很深，多数企业是基层政府投资，地方政府类似有限责任公司，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浙江地区特别是温州乡镇企业主要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前厂后店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可忽视地方政府的扶持。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最早是农民自发在镇区马路两侧摆地摊，逐步形成马路市场。1982年，县委县政府做出决策，开放小商品市场，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出资搭建了简陋的市场设施。1984年10月，提出“以商建县”的战略，把市场摆在优先地位，把商贸业作为主导产业，随后不断更新扩建小商品市场。1990年义乌已经发展成全国小商品市场之首。摆地摊市场全国各地都有，为什么义乌能发展成小商品城呢？这里看得出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80年代增长加速的重要引擎，国家收获了一份额外的丰厚红利。乡镇企业的产权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其中私人企业和联户企业占相当比重。经济学家说“增量改革”或“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最主要的一块体制外经济，就是乡镇企业。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加上城镇集体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已经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当时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思想回潮，但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背后的逻辑已经使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同时对国有企业构成竞争压力，倒逼体制内经济改革有所突破。
四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土离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包产到户以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溢出。据调查，1984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0％～40％，①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找出路。农民跨地区流动在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规模，②80年代后期，开始有大批农民涌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1989年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达3000万人，也有人估计为5000万人。③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形成了一个计划外的劳动力市场，为沿海体制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素质又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持续了30年，成为经济增长强劲的动力源之一，这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数以千万计不期而至的“民工潮”的出现，其历史含义不止于此，更在于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趋势提供了持续的推力。在某种意义说，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
①《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
②1986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进城农民已达480万人，加上未登记入册的估计有1500多万人。王文杰、李维平：《在三个“1500万”的背后—我国劳动就业方针初探》，《瞭望》1988年第7期。
③《文摘报》1989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