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开放推动了改革
80年代改革目标越来越清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启动改革时，遇到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当然，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还得看战略谋划。邓小平很清楚，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都只能从欧美日等国引进，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这些国家开放。这种考虑也制约着改善中苏关系的节奏。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对外战略调整才逐渐成型。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胁；同时对外政策去意识形态化，打破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僵局；推行不结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国际经济组织，为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转到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周边环境看，中国四周是许多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些既可作为中国的重要市场，又可作为投资的来源，也构成了中国持续的压力和动力。①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起到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
①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第一，注入增长动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对外开放对增长的贡献。除了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本国的技术变迁，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任何一项技术进步都与开放有关，都是直接引进或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后发优势。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高增长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中国不过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①换句话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释，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
①陈志武：《慎言中国经济奇迹》，凤凰网，2007年6月16日。
第二，引入市场规则。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9年初，邓小平请原资本家荣毅仁出来主持引进外资之事，具有象征意义。荣毅仁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得到邓小平的首肯。②经济特区更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1992年6月，邓小平肯定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③在全国计划经济大环境下，经济特区营造一个市场经济的小环境。深圳特区开办之初，就有“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明确指向。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主要不是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工资、价格、土地使用、外汇管理、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方面。④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国际经验。这种市场化试验起到了为全国探路的作用，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因素逐步扩散开来。中国的企业经理们从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场经济，逐步学会了市场运作。对外开放把国际竞争引入中国，逼迫国内企业为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②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新浪网，2005年11月3日。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7页。
④杨继绳、萧冬连对李灏的访谈，2007年10月14日、15日。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也就是思想对外开放。1978年大批官员和专家出国考察看到的景象和带回来的信息，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原始动力之一。一旦开放信息，人们就会在比较中分出优劣，产生改革的愿望，说服人们接受改革的难度就会降低，也为中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系。整个80年代，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首先是走出去，派出各类考察团络绎不绝。同时派出许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80年代后期已经有一批“海归”参与到改革决策咨询。另一种方式是请进来。从1979年起，不断有国外经济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学，办培训班，展开中外对话，甚至为中国做经济诊断。在对外思想开放中，世界银行发挥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世界银行先后写出两份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都在中国出版。由世界银行出面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多次在中国或境外召开有关中国改革的国际讨论会，包括有名的1982年莫干山会议，1985年巴山轮会议，1986年泰国曼谷中、韩、泰、印四国对话会等，还有与台湾学者的三次对话。这些报告和讨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想法。
值得庆幸的是，外国专家没有提出像后来给俄罗斯开出的类似“休克疗法”的方案，没有提出全面私有化的建议，也没有否定必要时使用行政手段的合理性。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测的风险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决策层始终是清醒的，在听取和借鉴国外经验时，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可行性。中国的改革路径主要诉诸自己的实践探索，例如价格双轨制以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中国本土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