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蒋介石的左右摇摆
1935年12月底，陈立夫手下的曾养甫通过谌小岑找到了华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以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即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接触之际，周小舟、吕振羽也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作到以下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26]
在这次接触中，谌小岑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27]但其核心的要求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其形式，在这里也反映得十分清楚。这就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而改编改制的标准，只能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统“统一”到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政权中去。由于这时共产党人所坚持的还是经过共产国际“七大”公开宣示过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方式，谌小岑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统一”与“合作”的建议，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在会谈之后的报告当中甚至干脆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的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28]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这次接触，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当即返回天津向北方局进行汇报。尽管这次晤谈一无结果，但双方还是交换了通讯联络的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作了准备。
蒋介石这时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工作不限于这一条线索。在南京方面秘密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工作中，格外引人注目并且取得了成功的，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这两条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且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由孔祥熙从财政部给了一个“调查员”的名义，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但因一时雪大路阻，董在西安耽搁了四十余天。在此期间，张子华也于2月10日左右受覃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张并带有毛泽东和林伯渠的老乡、时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亲笔写给林伯渠的一封信。这封信不长，但内容颇让人寻味，故全文照录如下：
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与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29]
这封信写于1936年1月，这时距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但国民党上层中团结抗日的呼声日趋高扬的情形由此已略见一斑。覃振并非蒋介石核心圈子中人，其信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亦可知。但信中所谓“谁敌谁友”、“一抗一联”，毕竟曲折地反映出，即使在南京政府高层中，相信要把“攘外”问题摆在首位的领导人，已不在少数了。
张子华于2月中至西安，恰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安剿总代司令张学良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二人使命后，董、张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当晚的谈话当中，董、张二人再度印证了国民党中央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据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CC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在于了解中共可能“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同时，二人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郛、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共产党颇为有利。[30]
严格地说，董、张此行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国共双方高层沟通的渠道，但对两党间的妥协与接近，并未起到任何直接的作用。中共中央此时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和“统一”的要求的实质内容，在李克农不久前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但它同样受限于共产国际“七大”所规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必须坚持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合作形式，因此它的对案也相当强硬。即强调：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31]
董、张陕北之行没有能推动国共两党的接触和接近，很大程度上还在于董、张自上海、南京相继出发后，中共红军突然大举越过黄河，攻入山西境内，并扬言要打进河北。
这个时候的几支红军，几乎都处在国民党“追剿”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唯有蒋介石在1935年底的日记中所提到的陕北红军，“猖獗未杀”，不仅有根据地，而且还不断主动出击，对负责“围剿”的国民党军予以打击。仅1935年10月间，不过五六千人的陕北红军第十五军团就连续两次与这时负责陕甘“围剿”任务的国民党军主力东北军交手，一次几乎全歼其第一○一师，击毙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一次全歼其第一○七师六一九团，外带六二一团一个营，生俘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恰在这时，北上而来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也意外地发现了这块根据地，两支红军迅速会合一起，于11月初再次出击，一举歼灭东北军第一○九师，外带一○六师一个团，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杀，红军仅俘虏就捉了两千多人。这样一来，整个陕北红军的兵力已达到了1.5万人左右。其不仅震慑了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而且利用刚刚得到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先后迫使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张学良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以及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等，与之秘密签订了书面的或口头的互不相犯协定。[32]在此背景下，红军于1936年2月下旬更大举渡过黄河，发起了东征山西的战役，横扫山西十余县，取得了大量补给和兵员，后因国民党中央军的参战，又被迫退回了陕北。
陕北红军如此活跃，自然让蒋介石深感担忧。毕竟，陕北苏区紧临山西、绥远，是日本人必欲染指之处。日本军方已多次要求国民政府共同防共，借以控制中国的整个华北地区。如今红军不断侵扰山西，威胁河北和绥远，势必会给日本一方提供口实，逼迫中方接受其共同防共要求，因此，从军事上消除红军的这种进攻威胁，就再度列入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之中。但是，由于中央军兵力有限，除了部署在各战略要点和重要交通线上的部队以外，可以用来机动的兵力，大部还在西南协同川军等追堵川康红军。红军东征山西，阎锡山告急，要求中央军增援，何应钦即明告阎中央一时尚无多兵可调，须待以时日，才可能设法抽出一两个师进行增援。[33]但主要靠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来“围剿”红军，显然不切实际。
阎锡山一向坚持自己经营山西，从不让中央势力介入。因而让处在日本直接威胁下的冀察两省军政官员倍感恐慌，冀察政委会委员萧振瀛专门上书蒋介石，深恐阎锡山无力抵抗，却又不愿中央军入晋增援，会酿成大祸。疾呼：“晋军积弱，决不足以自卫。三晋沦匪，不但华北立危，陕甘青宁均不可保，危亡之患莫急于此务。宜乘匪喘息未定，急派现驻陇海西线之中央得力部队三五师由晋南北趋迅速扑灭，以防燎原就势。”稍事迁延，“非至全晋溃裂自误误国不止”。[34]问题是，阎锡山虽然不得已要求蒋派中央军增援，蒋也乐得急调关麟征之第廿五师前往山西增援，但他却又生怕晋军保存实力，致使关师孤军深入，遭遇损失。结果是这边阎锡山急催关师参战，那边蒋介石却坚持“廿五师入晋人生地疏，且兵力单薄，暂时只可令其担任后方防务”。弄得阎锡山大为不满，不仅扬言：“若关师只在后方，不加入前线，诚恐奸人藉端造谣，致启中外疑虑，别生枝节”，而且明言：若不乘匪受挫之时迅速将其击灭，山西财政本月即无办法，届时将更难支持。据此，蒋才下令关麟征“应绝对服从阎副座命令”，参加前线作战。[35]
其实，红军东征的最主要目的，不过是要解决人烟稀少、贫瘠荒凉的陕北所不能解决的粮食补给和兵源的问题。当遭遇强大抵抗之后，红军自然要再度退回陕北。问题是，这个时候负责西北“剿匪”的东北军也在相当程度上畏惧红军，不愿冒险去占据黄河西岸只剩下少数地方红军护卫的主力红军的出发地。关于这种情况，台湾保存的档案中记录得很清楚。早在红军主力东渡后，陕西国民党高桂滋师就报告说：“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林（彪）各匪主力约两万以上完全渡河。”蒋据此专门电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晋亦不望派队增援，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而张学良却告诉蒋说：“查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匪区民众赤化甚深，殊未可轻视，如不先行肃清，势必危及我军侧背，破坏交通，阻绝补给，影响进剿至巨。此间俟各部队就准备位置后即令大举进剿，限期肃清，俾得转用优势兵力向东北扫荡。”蒋再三要东北军迅速推进至黄河西岸，张学良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良接近前线，闻见较确，对于匪我情形当然详密考虑，凡可以摧灭匪股肃清匪患者，自应竭力赴之，决不敢趑趄逡巡，贻误戎机也”。[36]结果，当红军受到中央军和晋军联合压制，被迫退回陕北时，其西渡黄河的行动，丝毫未受到来自东北军的牵制或妨碍。
当然，张学良上述种种理由，大都是一种避战的托辞。东北军畏惧与红军作战，根本上是因为1935年10—11月间的惨败，张学良对此心痛不已，从此对“剿匪”军事消极处之，期望能够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正当他开始秘密与陕北红军接洽，寻求妥协办法之际，意外发现南京方面也在派人寻找中共进行谈判，自然更加强了他要与红军妥协的决心。红军2月20日东渡黄河时，距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第一次秘密接谈已整整一个月时间。红军成功进入山西后，在张学良的同意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与李克农达成了两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口头谅解。张学良并在3月5日凌晨再度飞抵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中共帮助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到4月9日晚，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更秘密潜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直接进行高层会谈。鉴于中共中央明白许诺愿助张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进一步助其回平津和东三省，并可设法帮其解决军饷、械弹，甚至有意推举张担任未来“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而南京方面却取消了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一一〇、一〇九师的番号，并拒绝张要求特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各十万元的要求，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国民党心生厌恶，转而开始向中共靠拢。[37]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寻找各种借口不去切断红军的退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张学良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情况。还在3月15日，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就已经发现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与中共秘密联络的情况。在洛川第六十七军军部担任副官的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即报告说：张学良有与中共合作的倾向。其密电所举均为事实，如“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38]
蒋对地方实力派为保实力而暗通红军的消息，早已见惯不怪，但他亦意识到，非动用中央军参加防堵作战不可。特别是注意到“赤匪首脑在晋陕，如晋陕之匪歼灭，则川滇边区之小股一面以政治方法剿抚之，一面仍以兵力封锁压迫之可也”[39]，蒋自然开始考虑要转移“剿共”重心了。他当即电令岳州汤恩伯，密调第十三军第四师限期开潼关，军部及直属队开运城；调第一师、第二师一部及第十九师入晋，调第九十七师直运安阳为林、涉各县方面之预备队，并电令河南刘峙，调武汉第五十八师与第八十九师，派陈诚前往山西指挥；令卫立煌抽调一师北上，皆归刘峙指挥，部署于“武、涉、林各县之黄泽关、壶口关、东阳关、虹梯关、玉峡关等隘路口，以及清化通晋城之各关隘……一筑碉严密封锁各关口……使赤匪不能窜入豫境”[40]，与此同时，他开始三番五次催促张学良在陕北，乘红军主力东渡，苏区空虚，亲自督剿，“务限四月哿（20）日以前建成封锁黄河西岸任务”，不使红军回陕。[41]蒋介石的计划很简单，红军在山西无法立足后，只能有回陕西和去河南两途，如今河南已部署中央军严密封堵，张学良、杨虎城若能封锁黄河，不使红军回渡，则红军必无处可去而被全歼。
然而，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就在4月9日夜里，张学良已经秘密地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陕北延安进行了会晤。张学良明确表示：红军目前经山西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出绥远，以绥远为根据地，靠近外蒙古。红军如果担心黄河西岸的根据地，可在关中韩城设法牵制杨虎城部，在陕南向蓝田、雩县活动，威胁西安，使他有借口拖延东北军的行动。[42]到4月下旬，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开始设想必要时反蒋的问题了。他明确地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够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要干就彻底干！”[43]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蒋介石的封堵黄河西岸的计划是不可能被执行了。
发现张学良、杨虎城迟迟不能完成封堵计划，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训斥道：“闻延长延川尚未如期占领，而兄与虎城犹互相推诿，彼此观望，不敢前进，未知革命究为何事，国家养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对区区残匪保持实力不敢前进。吾人何以为人表率。”“兹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负责收复延长延川勿得再误。”[44]但几天之后，张学良即电告蒋称：封堵计划已无从实现，因“迭据各方暨飞机侦察报告，毛彭徐刘各股迭经我中央及晋方各军围剿，于江日夜由黄河东西两岸之于家咀清水关一带渡河西窜。其大部已到清水关西之牛圈山劳石杨家山一带，一部尚在续渡中”。“职指挥无方，未能达到封锁黄河西岸任务，有负钧座谆谆指示之殷，劳师无功，似请明令处分，以重军令。”[45]
张学良、杨虎城的虚与委蛇，使蒋介石决心在晋西或陕北“剿灭”红军的计划完全无从实现。不仅如此，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还开始联络红四方面军和贺龙、萧克所部，召其北上，并挥师西进以迎，试图共同打通国际路线，以接取苏联援助。国民党方面虽不能确切了解红军的意图，但对于短期内实现各个击破的“剿灭”任务，也极感困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5月底即有电诉苦称：“陕北股匪由晋回窜，其精锐虽有损失，然侦其在晋发所掠财物及裹胁之壮丁尤多，现其匪数与枪支并未减少。该匪……显有窜扰甘青模样，料其将来窜逃途径当以经定边、环县方面出甘、宁毗连地带之公算为最多。近闻朱、徐股匪亦有向西北窜青、新企图，其内部疲困不堪，衣食两缺，本不难追剿。惟以该方面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粮食缺乏，大军行动极感困难。现只有不顾一切遵照委座意旨设法将陕北毛、彭股匪堵其西窜，以求在陕北歼灭之。然以军队复杂，战斗力量及粮食、运输、经费均有力不从心之感。”[46]
其实，蒋介石这时也并非不想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中共问题：比如，他就想到“祸水北引”这一着，想让红军到外蒙古边境去导火日苏冲突，当陕北红军在中央军和晋军联合进攻的压力下不得不于5月初退回到陕北地区之后，蒋就一面继续指挥中央军越过黄河跟进追击，一面则重新对政治解决方案开放绿灯。在5月15日曾养甫与周小舟、吕振羽的秘密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四项具体条件，即：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47]
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的形式问题上，字面上较前灵活，然而其中心内容不过是想要红军北去外蒙边境。谌小岑就此有过一番解释，他说：四条件中之“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是因为“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对“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一条，他则解释说：“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红军参加抗日必须与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对“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一条，他的解释是：“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惟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也就是说希望共产党能够放弃对红军的控制。对“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一条，他则坦率地解释为：红军“最好另辟新土”去外蒙边境，不要留在陕北和国内其他地方。因为“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红军）最好另辟新土”。[48]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所以会想出这样一着，实在也是蒋在日俄“两害”之中权衡利弊无以释怀的心病使然。蒋这时之心病到如何程度，只要读一下蒋这一段时间的日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2月，因不知如何消弭日本对华北的阴谋，蒋总是心神不宁，“忧郁之至”。想要具体开始对俄交涉，订立协定，却又担心其“果能使倭屈服乎？抑反强其速攻乎？”忽然间26日日本国内发生政变，蒋顿时兴奋不已，相信“敌国内变，资我以复兴之机”，然冷静下来却又发现：“倭变为叛者胜利，达成其少壮派之目的，则侵略必益烈。”因而忧心忡忡，哀叹“对倭策动之运用未得其道，思虑无已，心神觉劳矣”。[49]
进入3月间，蒋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避免与日本新上台的强硬派冲突的外交谋划之中。一心希望这些强硬派能“促成倭俄战争可使其关东军向俄挑战”，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奉行“中立原则”，进而在“不妨碍倭之抗俄程度之内与之谈判”了。随后得知日本广田内阁有对苏联实行强硬方针的消息，蒋更是倍感庆幸，相信如此则日本必对我“渐变和缓”，从而使我获得“唯一难得之时期”。据此，蒋介石甚至又开始怀疑联俄之必要了。特别是风闻苏联与外蒙古擅定互助议定书，他从17日开始已经在反复研究对俄外交利害，强调对“甲、共匪之消长，乙、倭寇之影响，丙、内忧之大小，丁、民心之向背，国际之关系，……己、主义之异同，庚、最后之祸福，皆应彻底究穷之也”。几天后，他已得出某种结论，称：“若不先自立，而徒希冀求人协助，是倚赖寄生之奴隶性。此奴隶性若不矫去，则民族前途可危甚矣！呜呼！一般书生文人，皆以为非联俄不能生存，青年无知者从而附和之，非痛加惩创，不能使之觉悟也。”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于25日得知日本又在向华北增兵，自然大惑不解。他虽然暗中希望“此其为倭俄作战而在华北布置之准备”，却又自觉不甚合理，于是整夜“心烦不定，夜不能眠”。次日研究来研究去，终于发现日本增兵华北似与对俄作战无甚关系，于是又不能不暗自里为自己打气称：“倭知我之有备与决心，及其对俄之利害，故不得不向我求妥协也。”只是，蒋终究不相信日本真的会放过苏联而把矛头对准中国，因此仍旧希望能够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到苏联那边去。其在31日的日记中反复盘算：“俄蒙协定宣布之日，容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如果倭决一致对俄，则对我或转缓和。但必先用压力以试之。如我不为其威胁所动摇，则彼乃无可如何，不得已而求我之中立乎？”若事能如此，则日本为求我中立，或能“还我满洲主权”。而我则可借机“先与商谈对俄协定，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则取消塘沽协定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50]
计算到这一层，又得知苏蒙公开了互助议定书，蒋难免会把一肚子的愤懑倾泄到俄国人和共产党头上去。4月初，蒋在日记中几度大骂苏联“卑劣毒辣，一如乡间之土霸无赖，可恶之极！”断言“倭之狭小，俄之短忌，侵略主义者之横暴，诚无独有偶，倭满协定之启其端，俄蒙协定之结果，倭俄之战争，以理测之当在眉睫矣”。进而决定：“一、俄态日露，已逼我无依违两可之余地，更不可有乘机取巧之观念，惟有以事实与我革命主义为重，似无所用其徘徊也。二、外蒙之领土与主权，非使俄承认不可！三、中共非解决不可！”[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