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争形势的意外影响
所谓《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指的是9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开始起草的一个正式表述中共方面谈判条件的文件，原“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因形势改变，现在只能由潘汉年带往了。该草案很明显地是参考了中共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以及国共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从而更具体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两党合作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条件。该草案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在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给予适宜的根据地，和一切必需品并保证兵员的补充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第二，在国民党承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及被捕之共产党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第三，“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66]
与前此中共中央历次所提的谈判条件相比，《草案》的让步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明确同意改编红军，承诺在适当条件下实行苏维埃改制，而且直截了当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军事指挥机关中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考虑到蒋介石前此条件的核心就在于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不难看出，国共两党的谈判条件已经相当接近，有进一步具体磋商的可能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意向也有所表现。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响应。而蒋介石也明白告诉冯玉祥，对于同中共的关系，他考虑了很久，认为根本上只有三点：（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不过，他同时也还是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67]
蒋介石出于对红军作用的担忧，不愿简单照搬解决广西地方实力派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他这时尤其担心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问题。其10月18日日记即称：“防共问题，更为重要，否则不能与俄交涉矣。”[68]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再度给蒋带来了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极大希望。
红军宁夏战役的失利，主要是因为一、四两个方面军未能有效地达成军事上的配合，致使担负渡河任务的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队的追击下很快丢掉了渡口，被胡军截为两部分，约两万人过了河，剩下的部队只能与一、二方面军协同，边打边撤，远离渡口，退往盐池、定边方向，生存条件极其艰难。鉴于国民党前线捷报频传，蒋介石信心倍增，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他当即指示中央党部发表公开言论，批驳中共中央发表之《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蒋称：“对于共党致本党书，应正式辟其谬妄，对人民阵线之说尤应反驳。”“即使其为真抗日，亦必为国际主义者之傀儡，而以中国供人牺牲品。如对外抗战而不照一个政府与命令原则之下行动，必招灭亡。”他要求针对中共所提办法，提出国民党条件，“使一般人民晓然于共党之虚伪与其责任之所在，而非吾党不允其投降，并说明其投降无保证”。[69]
政治上既如此宣言，国民党的谈判方针自然难免会发生改变。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10日，双方终于取得联络，确定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正式商谈。
关于这次谈判的情况，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潘汉年事后的报告。据潘汉年报告说：他10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立夫晤谈，并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致蒋介石的信亦顺便交他。陈立夫一上来就问：你是代表周恩来个人呢，或是代表中共？潘汉年当场回答说，我是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立夫紧接着要潘汉年先将中共方面的合作条件告诉他。潘汉年于是便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讲了一个大概，之后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立夫当场表示，既然中共方面表示要开诚合作，那么我也就好提任何条件了。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亦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第三，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立夫特别强调，他的这个答复意见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并不是他个人的。
潘汉年听后当即提出异议，称：这怕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以后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会有如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怕不大合适。陈立夫对此解释说：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有所成就。但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先生面商，保留军队数目的问题或还有商酌的余地，比如可以考虑从三千扩大为一万之数。
鉴于双方立场相差太远，潘汉年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之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对此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总之，他告诉潘汉年：“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周]有电给养甫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子华带着护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所提条件不致太苛刻，也难说。”[70]
11月11日，潘汉年将陈立夫的建议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对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表示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刚刚得到从广州回来的张子华的报告，报告丝毫没有显示国民党方面要价陡然提高的情况。相反，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曾养甫所提这四点，与中共中央起草的那个《草案》相比，有一明显不合之处，《草案》坚持红军可以改编，苏维埃可以改制，但其党政组织仍得保持独立，而曾养甫所提，则必欲变更红军之组织，这种作法较毛泽东所愿意接受的广西方式都更为苛刻。然而考虑到目前形势，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就此作出让步，即“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问题是，陈立夫所提条件几乎是一种收编的办法，与中共中央所设想的情况完全不同。对此，毛泽东不能不表示说：若照目前彼方所提，周恩来去谈也无益，因为即使周恩来出去，这种条件也“无法接受”。[71]
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后，很快又与陈立夫进行了商谈。根据张子华转述的条件，潘汉年指责陈立夫等人出尔反尔，转而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提出先谈停战再谈军队，但陈立夫明确否认他们曾请张子华传达过类似的条件。他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除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外，并说他自上次谈判后，已去洛阳见过蒋介石，希望蒋在保留红军人数上能够有所松动，但“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军队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潘汉年据此进一步报告说：陈立夫坚持，军队问题不先解决，无从讨论停战问题。[72]
鉴于谈判陷入僵局，张冲于当晚10时去找潘汉年，对他解释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三千人的问题，可能理解上有误会。其实蒋所说的保留三千人，指的是将多数红军部队交南京方面编遣的同时，还可有三千人保留红军番号。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介石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又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称：“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73]
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看出蒋介石的用心，明白在这种条件下要想谈出结果也是枉然。何况共产国际这时也有电报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它务必要在国民党实际停止进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两党间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必须能够“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与国民党的关系，也要坚持“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指定蒋介石作总司令的总司令部，服从其指挥。且统一只是指在一定的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而服从统一指挥这个意义以内而言的”。[74]因此，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报告后，中共中央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明确表示：“红军在彼方忠实的与明确的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的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因只要蒋介石尚有“剿灭”红军之可能，彼必步步进逼，要价日增，实无谈判之可能。故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75]
这个时候，经过精心部署和有东北军王以哲部的配合，红军已于11月21日在甘北山城堡找到了一个机会，给了国民党中央军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一个多旅，该师死伤被俘总数超过一千二百人。[76]这一仗不仅使蒋“进剿”的锐气大为受挫，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坚持“进剿”的观感。
刚一得到中央军受挫的消息，蒋就急电胡宗南，要其将“丁师损伤实情速直接实报，但对其他各处不必详报或报并未损失亦可”，生恐会动摇军心。他严令胡宗南马上“鼓励士气，集中实力，勿使因此颓丧。丁师当留驻适当地点整理补充，其余部队前进时应集结一气，行进时对于左右两翼之搜索正面愈广愈安”。与此同时，蒋要求胡注意：“下午三时以后不准行军，必须于三时前集中宿营地内，一面构筑抵抗线工事严防夜袭”；“无论宿营追击，凡到达一地，非先筑成防御阵地不得休息。”“各师旅团指挥部必须在部队阵地中间，且要严密搜索，恐民房内住民通匪响影，切不可在后方被匪袭击”；“无论如何勿得撤退，否则杀其主管。”不仅如此，此役后，蒋明令中央军和东北军都暂停“进剿”，延缓数日，以便休整部队并重新部署。
蒋介石这时正在推动绥远抗战，自11月15日绥远战争打响，到25日傅作义部队取得百灵庙大捷，全国抗日情绪正在高扬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毗邻绥远的甘北“剿共”战争稍有差池，不仅会影响到绥远抗战，而且难免动摇整个华北的军事部署。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力谋迅速解决共产党问题。恰好这时日本关东军有出兵干涉绥远战争的迹象，而阎锡山等又极力反对下一步扩大战事，蒋亦乘势转过头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他于12月初率领众多军政要员亲赴西安，摆出全力部署和动员“剿共”战争，必欲争取“最后五分钟”军事胜利的架势，而另一方面，他也暗中派遣陈立夫再度约见潘汉年，告之可以改变过去保留红军三千人，其余全部收编或遣散的条件，说明红军大部目前可以不交南京编遣，仍实行改编，人数可以保留至三万人。[77]
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兴师动众地拉开“剿共”战争架势的目的，也未必真的就是想要一战解决问题。其内心中的真正目的，怕只是想要尽快了结共产党问题而已。或者将红军赶往黄河以北，驱逐到外蒙古边界上去；或者诱而降之，再徐图分化瓦解。蒋在日记中反复思忖：“紧剿乎？缓剿乎？”“欲使匪渡河北窜，则非余进驻西安不可！盖形成紧张，增进局势，匪自不敢久踞矣。”抑或“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