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党谈判条件之趋近
对于蒋介石这时提出的四项条件，中共中央并不买账。不仅如此，5月8日，由于对张学良统战取得巨大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通过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古、苏联，争取实现西北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进而像外蒙古那样，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宏大反蒋计划。[52]随着5月底两广爆发反蒋事变，中共中央对于实现西北大联合计划更是雄心勃勃，他们对两党谈判的要价也明显升高。当6月中旬看到董健吾和北方局先后转来国民党的四条件之后，中共中央的态度显然十分不满。毛泽东在给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宣称：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53]
当然，反感归反感，中共中央也仍旧采取两手策略，即一边鼓动反蒋派反蒋，一边则继续与蒋介石南京政府接触。用周恩来的说法就是，共产党人至少可以借此“千载一时之机”，“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54]而事实上，中共中央这时也注意到国共两党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有心与蒋介石巧为周旋，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面利用董健吾、张子华等来往于南京与陕北之间的有利条件，给国内各界的头面人物写信，宣传自己的主张，一面也致函国民党谈判代表，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等“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表示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代表一道，“推动各方，共促事成”。[55]而较容易得到莫斯科消息的中共北方局，干脆捷足先登，在6月下旬向国民党方面提交了针对四条件的对案。对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中共中央前此关于要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的原则规定。它根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情况，含蓄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并不计较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甚至也并不反对在将来必要时考虑取消苏维埃与红军之名称，它并且赞成国民党在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占据指导地位。
对案称：“在K方（即国民党方面）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即共产党方面）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决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56]
在这里，所谓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派及人民一切团体共同讨论具体实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很明显地意味着它已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口号了；而所称目前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将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云云，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与红军的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北方局的条件里没有坚持两党必须平等合作的要求，而是第一次坦率地表示，在将来政府中可以由国民党占指导地位。中共北方局的这一文件，无疑为国共双方进一步接近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果然，国共双方的商谈迅速取得进展。经过几天具体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代表破天荒地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内称：“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根据上述原则，“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进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与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在完成上述步骤后，国共双方将“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57]
由上可知，在这次商谈中，至少在形式上双方代表都作了较多让步，以至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其中最为关键的让步在于，谌小岑在形式上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而共产党方面则承认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和实际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准备放弃苏维埃之政治形式。当然，在与曾养甫商量之后，谌小岑进一步起草的准备提供讨论的正式协定条款的草案中，其原先的承诺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为便于比较谈话记录和以后由陈立夫修订的协定条文，这里不妨将谌小岑起草的这个协定草案的内容照录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K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接受K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之原则下，执行（一）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二）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三）苏维埃政权取消系指苏维埃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他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四）C方之表示与K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58]
由上述内容可知，作为国民党方面级别较低的联络代表，谌小岑实际上并不负有谈判的责任。他对中共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议的承诺，起不到任何作用。经与曾养甫讨论后，这一条就被代之以为集中革命力量，必须以国民党方面为中心实行统一指挥与编制了。即使是这样改动之后，还是不能让陈立夫满意。在曾养甫将此一草案上报陈立夫之后，陈进一步将国民党方面过去的要求具体化了。他在7月初对此一文件做了两点最重要的修改之后，于4日通过曾养甫和谌小岑正式提交给了中共代表。经过陈立夫修改的国民党方面最终的文件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59]
这里的修改主要表现在第二条和第四条，即强调了共产党方面必须以其全部政治军事力量置于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和放弃苏维埃政权，承认并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只是经过改善的现政权。这就在事实上否认了中共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由于种种原因，经过陈立夫亲自修改的国民党方面的新的谈判条件，中共中央直到8月下旬才得以见到。而在此之前，先是潘汉年接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之命进入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统战问题的新指示。接着共产国际于8月15日专门发来政治指示电，要求中共中央放弃前此奉行的“抗日反蒋”方针，彻底改变联合反蒋派策动反蒋事变的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60]
依据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开始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随后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61]
27日，中共方面负责与国民党秘密接触的联络员张子华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带来了国民党电台呼号密码和陈立夫手下曾养甫及谌小岑的信件。为了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同也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62]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陈济棠被迫下野，南京取得了对广东的控制权。紧接着，蒋介石又通过逼迫白崇禧等离开广西到南京任职的办法，解决了广西的问题。除去长期威胁着南京中央地位的两广敌对势力，蒋介石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态度不免又开始趋于强硬。在见到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时在广州的曾养甫就明确告诉张子华，国共两党必须在陈立夫所提之四条件基础达成妥协。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63]当然，曾养甫欢迎周恩来外出谈判，并说明，蒋介石已专门关照出任陕甘晋绥四省“剿匪”总指挥的陈诚，要他致电西北“剿匪”总部，为周恩来外出放行。
这个时候，由于莫斯科为帮助红军在陕甘黄土高原生存下去，同意为红军提供军事援助。而红四方面军，以及贺龙、萧克所部改编的红二方面军两个方面军也北上甘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开始参加为接取苏援而发动的宁夏战役。然而，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并没有对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带来太大的帮助，相反，倒引来了中央军的大队追兵。尽管红四方面军有几个师成功地西渡黄河，但其他部队以及红一、二方面军却被截在黄河以东，使得两支红军各不能相顾，军事形势变得相当紧张。
面对中央军的步步紧逼，中共中央一方面信不过蒋介石的谈判诚意，不愿意派周恩来外出谈判，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做更大的让步。毛泽东这时即明确讲：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解决，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只调个别人（如白崇禧等）去南京做官。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不同，但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现实。[64]据此，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的谈判代表，带着《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前往南京和上海，准备与陈立夫进行谈判。[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