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民党谈判策略的变化
西北善后问题在中共方面的协助下得到相当解决，却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对共产党真的就有了好感。根据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可知，蒋对中共其实仍旧疑心重重，几乎西北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蒋都会把它们与共产党的阴谋挂起钩来。
注意到西北善后共产党作用极大，蒋介石在1937年1月18日明确得出结论：“陕乱症结仍在共党”。发现西安同意接受其善后方案，蒋又猜测“此或共党愿乘机示诚之所致也，否则，陕事无如此速了之可能”。25日得知西安方面又提必须先给张学良以名义的要求后，蒋又马上怀疑“名为东北军下级官长要求张学良回部，其实受共匪操纵而捣乱也”。29日，得顾祝同电，曰“陕逆又言愿就范听命矣”。但蒋依旧认定：“共匪在西安逆军中其捣乱挑战之谋恐仍将层出不穷也。”30日，再得周恩来、于学忠、杨虎城及顾祝同、刘峙各电，了解到红军已经决定按照他的要求，从陕南商县地区北撤至陕北，蒋依旧将信将疑，怀疑“此其表示投诚之意乎？”而联想到头天晚上渭南与华县间电话不通，于是猜度“此必被共匪剪断，使其撤兵时免为中央军所侦悉也”。当然，得知“东北军不再要求张学良回陕，而愿无条件撤退，杨虎城惟多要款项，亦无其他要求”，蒋亦深感庆幸，反复思量：“此皆共匪不想作梗之明证乎？”或“共党虽从中操纵作梗，亦不敢明目张胆，而且中央对共党已有相当示意，勿使其失望，料彼亦终于屈服也”。据此，他暗自猜测：共产党之如此让步，或因为“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在这种情况下，“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后裔，则于其穷无归时而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也”。故而相信：“对于共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97]
蒋介石这时暗中拟定的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案，大致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组织上同意红军改编，采取“先监视后统制”的过渡办法，但要求共产党必须首先做出公开的保证；二是在思想上要渐次根绝“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用蒋介石这时给顾祝同的电报来说就是：“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此点同意，则其它当易商量。”[98]
为了取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信任，中共中央这时也在考虑做出公开保证的问题。随着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部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及行营也顺利入主西安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和中共代表潘汉年也于同日抵达。10日，张冲首先与周恩来进行接触。张冲当面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这就是：
（甲）先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以接济；
（乙）然后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改编为国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则编为地方团队。
至于接济，张冲表示至多只能六十万。对此，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答称：日前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因顾祝同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改变制度名称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故仍须见蒋方能解决。而对改编问题，周恩来提出应编四个军十二个师组成一路军，照中央军待遇，如目前缓改，每月接济至少百万。否则，须送粮百万并增加清涧、宜川、中宁、预旺四县驻防贷粮。第二天，双方再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10日关于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精神进一步作出明确表示。周说明，中共中央的主要意见如下：
（一）共产党过去被捕人员应分期释放，以后不再逮捕和破坏，到适当时并应公开；
（二）共产党今后不再实行暴动政策与没收地主土地，而实行抗日纲领；
（三）同意苏区政府取消改特区，实行民主制度；
（四）同意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其番号、编制、饷额、补充照国军待遇，政训处派人联络，但军官保持领导不变；
（五）其他边区过千人者集中陕甘，千人以下者改为团队；
（六）中共政府及军队代表应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或军委会，但暂不参加政府。[99]
同时，周恩来再次提出增加金积、灵武为防地，并主张以中宁等地与陕南交换。
中共中央这时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明白地做出了四项政治保证，这就是在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的前提下，郑重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00]
毫无疑问，这一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其实正是蒋介石国民党人所希望得到的，因此它对国共双方达成最终谅解，具有重要意义。
1月12日，周恩来再度与顾祝同进行正式磋商。在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之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草案。规定：
（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故应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党，不再逮捕和破坏，并容许适当时期公开。
（二）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受国民政府领导，实施普选制，特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
（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与蒋之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补充同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由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人员自任，以中央党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其他各边区赤色部队改为地方团队。
（四）共党得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讨论，军队得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五）希望三中全会关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容许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有进一步的主张和表示。[101]
双方一致同意以此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基本办法，同时进一步就驻地及给养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顾祝同于13日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此一协议草案的内容，并称：如此一基本的办法一时不便施行，“拟请定一临时办法即暂划一地区俾其驻扎，每月酌予接济”。至于接济数目，顾祝同在电报中称，据说以中共现有全数官兵，每人每月至少7元以上不能生存。[102]
对于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这时达成的这一协议，双方似乎都不十分看重。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说，即使现在蒋介石同意他去南京，也“一时谈不得结果”，因为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做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因此，他主张不抱幻想，反而应降低交涉规格，派刘伯承来与其旧交顾祝同的参谋赵启禄具体商谈临时防地与接济办法。而蒋介石也确如周恩来所料，因为他以为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即可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他这时的态度较2月8日他指示顾祝同只要中共不做赤化宣传，一切都好商量的态度，已经明显地强硬了许多。他明确认为，政治问题已不甚重要，重要的军事问题了，现在应当做到“编共而不容共”，以控制中共军队为第一位。[103]在2月16日给顾祝同的复电中，他告诫顾祝同：
对于第三者（指共产党）处理方针，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其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也。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103]
要让共产党接受蒋介石这样一种条件，这时就连顾祝同也颇多怀疑。因此，在顾祝同接到蒋介石16日的电报之后，直到19日他才派其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言语间闪烁其辞，说是据何柱国转达口信和蒋鼎文电话，知道蒋介石希望中共能转而信仰三民主义，及军队只编一万五千。而到第二天夜，赵启禄再度拜访刘伯承，又一次非正式的告诉刘，经何柱国之传话和蒋鼎文的电话可概括为三点提议，即（1）党取消，都信仰三民主义；（2）特区实行民治；（3）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不难想象，这种提议自然要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
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正式提出彻底取消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传及其阶级斗争的解决共党问题的所谓“最低限度之办法”。[104]两党谈判的问题重新又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了，这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
2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谈判方针，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赞同。这就是：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至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辱骂及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105]
同时，周恩来亦准备于不得已时对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并主张，在无法妥协时应以断然行动自动取消苏维埃及改变红军名义与编制，使国民党骑虎难下，争取主动。
共产党的反应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6日，张冲于见蒋后又受蒋命由南京飞返西安，再度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在次日的谈判中，张冲首先即转达了他向蒋介石汇报后所得印象。据他说，蒋介石的意见大致如下：
（一）共党服从三民主义；
（二）政治犯分批释放，共党现时秘密，宪法公布后公开；
（三）特别区因与中央法令不相合，可名行政区；
（四）国民大会共党代表人数俟周恩来来宁后商定；
（五）对各党派早不歧视，周恩来来时可带来加入政府做事之共党人员名单；
（六）国防会议俟组织后共党可参加；
（七）政治问题已相距不远，周恩来与顾祝同将军事问题大体商定后即可去宁，至改编人数可加倍，两师八团可改为三师九团。
张冲告诉周恩来，他此行见蒋政治上可以说相当成功，且三中全会秘密讨论数年内收回冀东、察北，恢复华北主权案；积极外交联合英、美、苏案；准备以一年为期加强国防案以及容共案，说明目前南京抗日容共的空气已经展开，正是双方妥协的大好时机。至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之类，措辞确有不妥，“尚希谅解”。但至少国民党内取消共产党的主张已经失败，蒋介石也认为目前两党间政治问题已“相差不多”，只要军事问题能够达成一致，两党谈判即可告成功。[106]
张冲带来的消息无疑让周恩来感到宽慰许多。周报告中共中央说：据张所谈，一切均趋好转，容共之基已定，惟军事上须与顾祝同商办，恐拖时日。但据张说，他已明告蒋介石，红军人数确实较多，原来两师八团的编制确无法解决，因此蒋介石已表示人数加倍亦无不可，可改两师八团为三师九团。故张冲认为，最后谈到编三四个师估计问题不大。
鉴于蒋介石已同意红军改编人数可由两师八团改为三师九团，这样一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可以较国民党原方案几乎增加一倍以上，周恩来相信双方的谈判又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周恩来当即表示：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决议的某些措辞，中共将保留日后声明的权利，但双方今日确有政治上的接近与成功，故希望国民党不要怕红军，应看到红军是可用以促成全国统一团结及努力抗战的力量。周恩来同时称：国民大会人数及组织选举法须赴宁后再商；至红军改编，若番号名称易于刺激，可以考虑将军改为师，只是总人数不能差得太远，且应首先裁减老弱，改地方部队为团队，先发遣散费。次日，双方再谈，周恩来更具体提出红军改编六个师，每师三团，总指挥部在外，至少六七万人的建议。但张冲“极诚意”地告诉周恩来：蒋介石一味压缩编制，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无能为力，怕其壮大，故估计最多只能编四个师四万人。由于双方在部队编制及人数上相差甚远，周恩来自然只能表示无法接受，因而依据原定方针转而托其先代为解决临时接济给养及河西、陕南部队问题。[107]
张冲与周恩来的这次谈判，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意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由于这个时候双方谈判的焦点已集中到核心的军队问题上来，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自然至为关键。红军前此三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人数确有六七万之多。但因此时红军西渡黄河的两万余西路军大部失利，红军实际人数只有四万人左右，接近国民党可能接受之数，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决定再度调整谈判条件，不提过高要求，以利谈判成功。3月1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
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108]
由于中共中央转而同意限制改编红军人数不超过五万人，双方在军队人数上分歧已渐趋接近，这无疑使得两党谈判有了迅速突破的可能。于是，双方军事谈判开始急转直下。
3月1日，顾祝同、张冲与周恩来正式商谈，同意先接济三十万元，并允许为正在困境中的河西及陕南部队送款。对于改编数，周恩来提六师二十四团，顾祝同答应三师十二团，张冲则私下建议四师十六团，主张其余两师改为两个徒手工兵师，由经委会出钱修路。张冲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共中央赞同，张闻天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称：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因此，“红军主力编为四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的可以接受，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109]
3日，南京方面复电顾、张，只同意三师九团。4日上午顾、张商量改为四师十二团，随即由张通知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并与张就军事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
（二）将现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
（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帅四个师的某路总指挥部的直属队；
（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
（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
（六）原有红军的医院、工厂保留；
（七）编余老弱残废由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
（八）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110]
4日，顾祝同、张冲将以上结果电告南京，但南京次日复电仍坚持三师九团。5日，顾、张联名再电，至6日午始得复电同意十二团之数，但仍只允编三师。当日张冲与周恩来再谈，张冲提按国防师编三师六旅十二团，每师可编炮兵、交通、特务各一营。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明确表示不满，并且当面指责张、顾失信。这使得张冲颇感焦急与不安，他再三解释，每师两旅四团另加炮兵、交通、特务三营，加起来亦等于三师十六团之数，同时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批准，一面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谅解。实际上，周恩来谈话之后也已意识到“编国防师（一师两旅四团）确较编整理师一师三团为好”，因整理师四师“在装备组织上，恐不及（国防师）三个师”，何况国防师每师一万二千人，加上总指挥部四千人，三师已达四万之数。据此，周恩来致电中央建议接受此项条件。经研究，中共中央虽考虑到红军分为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西路军，编四个师较理想，因而仍主张争取编成四师，但毛泽东给周恩来复电时也表示：“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至此，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