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启蒙”之前的革命与革命之前的“启蒙”
何以如此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想问：晚清中国人为何想到要学习西方?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学习西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初期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证明落后，于是去学习打败我们的人。实际上，这个说法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当时。
不能解释历史，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夷狄”打败，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只一次，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而抛弃传统走向“胡化”，反而常常是打胜仗的“夷狄”走向“汉化”?而且，晚清所谓被打败，其实主要是丢失一些藩属和边地，比起西晋、北宋的怀愍徽钦之祸，南宋、南明之覆巢毁卵、军事上彻底败亡，皆不可同日而语，晋人、宋人、明人没有因此抛弃道统而学习“夷狄”，何以晚清那一点点失败人们就会因此自认落后，要去学习对方?
再说不能解释当时。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放弃学习西方，是因为“先生侵略学生”{29}。但是如果说过去学习西方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不就是学习“打”了我们，亦即欺负了我们的人吗?如果那时我们知道“师夷之长”与“制夷”并不矛盾，没有因为“先生欺负学生”而拒绝学习“先生”，如今何以就相反?何况，晚清西方欺负中国，是几度打上门来，兵戎相见，中国战败求和，割地赔款，虽然不比宋、明之亡国，但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只是没有主持公道帮助中国抗拒日本相比，晚清那种欺负还是严重多了；更何况如前所述，巴黎和会的错误不久还得到了弥补。晚清那样的欺负都没有妨碍我们学习西方，怎么巴黎和会就会妨碍我们学习西方?
其实，说巴黎和会让中国人对西方失望并不假。但这种说法本身却会带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和会前会对西方充满希望?鸦片战争让国人对“英夷”失望了吗?火烧圆明园让国人对“英法二夷”失望了吗?没有，因为那时一般国人对“夷狄”本无好感，谈不上希望，自然也无所谓失望。要说失望也只是对自己失望(没能战胜“夷狄”)。但是到巴黎和会前就不同了，那时国人曾相信协约国列强的胜利意味着“公理战胜强权”;换言之，国人觉得西方列强不仅有实力，而且代表真理;不仅强大，而且代表正义。后来发现并不如此，所以才会失望。
指望列强在国际关系中总讲正义，确实难免会失望。但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指望，却是因为那时国人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列强内政方面的“仁义”——至少比“我大清”来得“仁义”。而这种看法其实已有很长历史(如果以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仅三年的作品为标志)，甚至比许多国人重视他们的“船坚炮利”还要早。而且，当初国人中的先觉者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恰恰相反，他们那时就是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具体说就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对比了中西现实后，发出了中国早已礼崩乐坏而“三代圣贤之世”却见于西土的感叹。因此，实际上，学习西方的动力就在中国内部。
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是这样，英国的清教运动与后来的“光荣革命”也是这样，都是思想变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但是论及中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而来的辛亥革命。而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还偏移得愈来愈厉害。
事情要从源头讲起。在晚清之变前两千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儒家崇周仇秦，怀念“三代”，认定今不如昔；法家则不择手段无条件维护专制，“以古非今者族”，终于建立了“焚书坑儒”的帝国。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导致其短命并使法家声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也无法恢复，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汉承秦制”的制度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30}。
但是，尽管汉武帝以后法家的制度与儒家的话语似乎都被定于一尊、不容置疑，毛泽东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在多数时段也只是“秦制”极端维护者的神经过敏，然而“秦制”的积弊毕竟无法消弭不满，“儒表法里”体制的表里冲突明显存在，古儒崇周仇秦传统的不绝如缕，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断。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31}，朱熹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32}，到明清之际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3}的惊世之言，这种“反法之儒”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所说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过去他们的理想不是远溯“三代”，就是编出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或者缩小到某个“义门”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然而到了晚清，尽管西人打开国门用的是坚船利炮，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用传统语言来说——他们西方比“秦制”下的“我大清”更仁义！如王韬所言，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信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34}。
当然，这“仁义”不包括国际关系，列强对大清施加的强权政治，不用说是国人必须反抗的。但是他们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就比大清对草民仁慈；他们的社会关系，就比大清道德；他们的法治，就是比大清讲理；他们的吏治，就是比大清清明……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观察西方的人那时都有的感慨。比较之下国人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年。诚如郭嵩焘所言：“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35}
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没有“秦制”的西方至少就其内政而言，似乎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用徐继畬的话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36}而薛福成则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37}西方践行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代”“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公天下”，可是我们自秦以降却堕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38}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儒所谓的“乡绅”，今人或把乡绅解释为“地主”。但古时所谓“绅”，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乡”意指“乡举里选”的小共同体代表，据说“乡绅”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独立于权势，“从道不从君”。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39}。那么“乡绅”哪里去了?在西方。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聚乡绅于公会”{40}的民主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同”{41}。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只认公理的议员(“议绅”)，成天忙于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嵩焘“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薛福成、陈兰彬、黎庶昌等凡是出过洋的均有同感，“皆谓其说不诬”{42}。更早的徐继畬说那里“治国崇让善俗”{43}。洪仁玕也说那里“礼义富足”、“诚实宽广，有古人遗风焉”{44}。有趣的是，郭嵩焘等都是清朝官员，洪仁玕则是反清的“粤匪”，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
当然，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焘和徐继畬都为此受到了处分，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整他们为晋身之道。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只要出过洋的如刘锡鸿、陈兰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活脱脱一个“晚清毕福剑”{45}!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一一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46}，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47}，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这就是中国没有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在“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实现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图景。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他们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8}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49}。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宁死也不随师友康有为、梁启超出国避难而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嗣同，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之观点在中国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现在，这种观点都算得上惊世骇俗。有趣的是，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看看〈仁学〉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称引西哲，这番言论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挨打证明落后”显然毫不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