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2013年《东方历史评论》创刊礼适逢五四纪念日，活动主题就是“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会上对后一命题设问道：“倒退的五四”是说后来人从五四的立场上倒退了呢，还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演讲者之一朱学勤答曰：“我会选择第二个〔理解〕，……五四本身是一个大倒退。”演讲记录参见腾讯网，http：//cul.qq.com/a/20130514/010336.htm。
2 最早提出救亡与启蒙之矛盾的似乎是美国学者舒衡哲，参见施瓦支(VeraSchwarcz，又译舒衡哲)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份子与五四遗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英文版发表于1986年。但李泽厚的“压倒”说在中国语境中更加形象、尖锐而有针对性，故不胫而走。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页7-49。
3 李泽厚后来的“告别革命”似乎只是就时事而言，即以“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顺序说”反对在1990年代的中国推行“政治民主”，而赞同“(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参见李泽厚：〈知识份子不应一头沉入整理国故或追逐西学中〉，《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4月号，“三边互动”，页161。当时就有人质疑何以中共当年的革命及其所建立的体制就不在需“告别”之列，李泽厚似从未回应此类质疑。但他把“经济发展”放在最前，而“民主”放在最后，同时他也从未否定五四的启蒙就是“民主与科学”，显然，如果时至1990年代民主都是不急之务，则经济远为落后的1910年代，“启蒙”就更该被“压倒”了。
4 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页7-10。
5 全称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IV-V)。这样的主张甚至连与列宁最为接近的极左反战派如德国的卢森堡(RosaLuxemburg)、俄国的托洛茨基(LeonTrotsky)也无法接受。托洛茨基就认为“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这让俄国人如何接受，所以他主张“既不要胜，也不要败”。列宁却说因为俄国特别反动，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任何情况下，俄国战败都为害最小”，所以“一个无产者如果不犯『叛国』罪，不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那就是陷入了沙文主义，背叛了国际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页V、297-301)。
6、8、14、15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398-402;399;398-400;399-400。
7 巴黎和会发生当年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1919年12月至1920年5月)只提及1次，第八卷(1920年9月至1921年4月)甚至根本没提。中共成立时的第九卷(1921年5月至1922年7月)才重新提及，后来几年提及愈来愈频繁，最后不定期刊(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的一年多(此时该刊已基本在中共影响下)，就提到了60次。
9 美国外交思想史上向有“威尔逊主义”(国际道义至上)、“汉密尔顿主义”(经济利益至上)、“杰斐逊主义”(国内自由优先而怀疑强国政策，主张孤立主义外交)、“杰克逊主义”(民粹主义和实力至上的国际干预)四大传统之说，参见WalterR.Mead，SpecialProvidence：AmericanForeignPolicyandHowItChangedtheWorld(NewYork：Routledge，2002)。实际上，任何国家尤其是有历史影响的大国，外交动机都是“私利”与“公义”兼有，权重或因时而异，但纯私利与纯公义的动机至少是很罕见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是这样。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定义国家“私利”的机制：民主国家的对外“私利”接近于其国民利益，而专制国家则接近于朝廷或皇上的利益;不同意识形态的“公义”也有区别：有的乐于输出“民主”，有的乐于输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可能乐于输出基督教，有的则乐于输出伊斯兰教，等等。
10 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204-205。
11 中国参加一战时已经废除了对德奥等敌国(后来的战败国)的不平等条约。
12 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287-302。
13 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页1-4。
16 众所周知期间有个聚焦于抗日的时期，那是日本侵华战争逼迫的。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由当初学习西方到后来仇视西方显然是主流，而且主要不是在国际政治、而是在思想文化层面出现这种变化--明显的事实是：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的“西化”激进派并不放弃针对西方列强的维权，而毛泽东晚年亲美的外交转向也没有改变他与西方相反的极左意识形态。
17、36、43 徐继畬：《瀛环志略》，下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卷九，页735。
18、37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页712。
19、47 张树声著，何嗣焜编：《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八，页559;560。
20、35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393;439。
21、44 洪仁玕：〈资政新篇〉，载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二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页529;530。
22 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339。
23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50。
24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转引自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页92。
25 茅盾：〈“五四”的精神〉，《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1938年5月1日);〈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转引自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页94。
26 郁达夫：〈导言〉，载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转引自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页92。
27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载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页72。
28 陈启天：〈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1月)，页8-9。
2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页1359。
30 参见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载《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167-247。
31 《论语.公冶长》，参见朱熹：《论语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6)，页40。
32 朱熹：〈答陈同甫〉，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收入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页1583。
3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
34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份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52。
38 谭嗣同：〈仁学.三十五〉，页344;〈仁学.二十九〉，页337。
39 谭嗣同：〈仁学.十九〉，页320-21。
40 徐继畬：《瀛环志略》，下册，卷四，页318。
41 徐继畬：《瀛环志略》，下册，卷七，页636。
42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参见薛福成著，钟叔河主编：《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124。
45 参见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南方周末》，2011年8月19日。毕福剑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以在电视上宣传“主旋律”得宠，但2015年春有人在网上上传他在一饭局上大发“反动”议论的视频，遂被视为表里不一之典型。
46 张树声：《张靖达公杂著》，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六九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800。
48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载《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页255。
49 谭嗣同：〈仁学.三十五〉，页344。
50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憔译：《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102。
51 何芳川等主编：《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49。
52、53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53、90;125、173。
54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557。
55 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页11。
56 当然两派中都有反民主、甚至是极端反民主的人，以后笔者会提到他们。但在辛亥前这些人在两派中都并不是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