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军队「二月逆流」
黄永胜上台之后，对他的前任杨成武的工作，没有做太多的清理就接过去了。黄永胜是不爱整人的，但却从杨的手中接过了在军队批判「二月逆流」的棘手问题，说穿了就是在军队批元帅，这个问题，也留下了把柄，被人利用了。其实黄永胜和我，还有吴法宪、李作鹏和叶帅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议回来，向军委办事组传达说：「康生说：主席对我说，叶剑英的问题不少，让搞个材料来看看，由办事组来办。江青说：从杨成武的问题可以看出，军队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是不得力的，现在要补上这一课。叶剑英这个人，从文化革命以来，表演不少，但我们注意不够，你们组织人把他的材料搞出来，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人的问题。」江青说的当然不对，她恨谁就无端攻击谁。譬如对杨成武，她从拼命拉杨到一脚踢开杨，对杨下手很狠。黄永胜接着说：「我在会上看总理没有反对他们的意见，但总理的态度我还不清楚。一散会我就问总理，总理说：『康老，江青交待的事还是要办的。』」
批判「二月逆流」，是毛主席、中央布置的事，是公事，全党全军都要动的，其实杨成武早就和叶剑英划清界限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我的老伴到西山去，碰到叶帅在院子里晒太阳，在闲谈时，叶帅特别说到：「我们出了点问题（指「二月逆流」），现在，我有事给杨成武打电话，他都不接，说病了，可晚上看电视他在接见外宾，这个人，变得真快。」
我听了黄、吴传达之后，立即提出了疑问。我说：「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以搞叶帅的材料吗？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坐了冷板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啊，对我们几位也是情长谊深嘛！我看，这样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当时，对中央文革的「权威」，黄、吴在脑子里是有抵触的。但要他们违抗指示还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当时总理对老帅的态度也不够好，有一天他到京西宾馆来吃夜餐，然后和我们几个闲谈，他把几个元帅挨个挖苦了一顿。因此，他们当然对我提的问题就敢听不敢进耳朵里去了，而且他们还会认为我提这样的问题也未免有点不懂事。对我的意见，他们只好不理睬，并且没有经过什么讨论就定下来了。在会上定了三条：一是，材料组，由海军派一个得力干部任组长，名称就叫「一号材料组」：二是，保密，不许外传；三是，由李作鹏具体组织领导这一工作。事有凑巧，会后只有两，三天，李就病了，黄、吴指定我代替他临时管理该事。
我代管之后办了一些具体事。首先是把材料组建起来。海军保卫部一个处长韦建功任组长。其次是批准过材料组可以调阅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有关档案材料。第三是，为了保密，我要总后司令部陈庞副参谋长为材料组借用了总后的房子。第四是，我批准打印了材料初稿。材料初稿打印之后不久，李作鹏的病就好了，我也就宣布不管材料组的事了。李看了初稿后，指示把稿子做了很大的修改，并拉成十几条。后来黄又去向林汇报，林发话不让搞。这样，办事组还未正式讨论，黄就下令把材料全部烧了，一份不准留，连零星草稿也烧了，黄只说了一句：
「这件事过去了就阿弥陀佛了。」材料组解散了，各回原单位去了。这件事根本没有扩散。
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中央通知全国都搞了，军队的驻京各单位也搞了，总后机关也搞了批「二月逆流」，并出了一期简报。简报的标题就是：批判「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简报的内容我作了修改，指名批判叶剑英的提法都删去了。但简报标题忽略了修改，仍保持原样。一九八〇年中央审查小组还对此作为一个问题，对我专门进行了审查，我作了如实的说明。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二月逆流」的问题元帅们自己都认了，几个元帅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比我们讲的调子还高得多，给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黄永胜从杨成武的手上接过来的另一个烫手的东西，就是「二办」，中央项目第二办公室。属于部队的项目放在「二办」，「二办」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不论是杨成武时期，还是黄永胜时期，我和李作鹏都没有参加，只有叶向真项目组的几件具体事交给我办过。关于「二办」的事杨成武有时还露一点风，主要是为了表示主席、中央对他的信任，他也带我去看过一次在押的罗瑞卿等人。「二办」的定案工作在杨成武时期就基本完成了，黄永胜只是接了「二办」主任这个官位，决策工作在杨成武出事后，都收回在总理、江青、康生手上。我认为不论是杨成武时期，还是黄永胜时期，他们管「二办」都是在为党做工作，为毛主席、为中央做工作，发生的对与错问题，是与非问题，恩与怨问题，都应由中央负责。不能说黄管「二办」时的工作就是犯罪，杨成武就没事。你们看看黄克诚的回忆录，黄老说黄永胜时期比以前（杨成武时期）日子好过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