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江青的两个不同时期
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杨成武时期；黄永胜时期。这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又转手传到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林彪对江青的任何动向，叶群会立即传到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汪东兴、叶群、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是运转这种动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说过，杨成武是林总最亲信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后他实际上成为林总的接班人了。林总的任何活动，杨成武都是了如指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句不说，一字不漏的。从文化革命开始，到杨成武下台，我和李作鹏、张秀川同杨成武的关系算是最亲近的了，但对林总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二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1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工作上的「误会」。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吴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在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我们听到黄、吴正在说话，我把李作鹏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黄、吴对我们的态度确实有些变了。首先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其次，对李、邱有关的问题，他们也会分别同我们「个别谈话」，提醒我们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
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上六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
我们对江青一伙的问题确实谈得很多的。如有重要问题，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一叫，就会风雨无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
为了好谈论问题，我们为上海帮几个人都编了「代号」。康生叫「8楼」（住钓鱼台8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楼」（住钓鱼台11号楼）；张春桥「眼镜」；姚文元叫「小的」。这样，我们打电话和见面都使用代号，有时只要打个手势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黄、吴、李、邱同康、江、张、姚之间，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们之间，如果不是有意同他们凑合凑合的话，那么，无论休息、走路，吃饭、政治局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汉界」了。
黄、吴、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帮的老账。从数量上来说，我的账最多。这是因为江青支持二医大整我和调「红纵」来对我搞武斗，我实在太伤心了！因此，我就装着一付「老憨」的样子，什么都敢说。江青就向叶群说过：「邱会作这个人，为什么那样不讲礼貌！」
在反对江青的问题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条，但最重要的是总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当时的政治局中，总理，黄、吴、李、邱，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等都是一派，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一伙。其他不参加政治局办公的人，如朱德、叶帅、董老、刘帅，在大的问题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中，总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总以过去有账，怕主席挖伤疤；黄、吴、李、邱都是红小鬼出身，一直在军队工作，没有历史问题，政治上一身清，又是「双一」（一军团、一方面军），毛主席、林彪、总理都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敢顶碰江青2。
尤其是我们反江青对总理领导的蔑视，反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讨论重要问题的破坏。总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总理又是十分顾全大局的人。总理虽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后面支持我们，有时在会上还故意「和稀泥」。只要是总理和了稀泥，会后他会我们说明，并教育我们有些非原则的事，不要搞得太冲突。譬如，大会堂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再过去，其他同志也过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
这个「反」不简单呀，是拥护毛主席，反对江青，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和我们又是一致的，这样就扼制了江青一伙不少对中央正常工作的扰乱。九大以后，有一段形势不错，就是通过抵制江青一伙，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被江青一伙搬弄得往更「左」的方向发展、蔓延。
我抵制江青的事例，还记得一些，例举如下若干条：
1、同邱国光的谈话。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邱国光调任中央卫生部军管小组组长。到任之前，黄永胜和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直截了当地向邱国光说了不要上江青的当，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医院「三一〇」项目。我同他说，北京医院的项目是江青亲自设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别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会被变为项目对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会变转为项目对象的。二是，中央卫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们广州的「广交会」一样的，你只要不注意，别人就会同你做交易的。我说了之后，黄永胜还接着说了：「你们一家子（都姓邱）说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又要特别保密。如果传出去了，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选举前的一天，办事组的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在会上专门讲了毛主席强调要自主选举，不要受制于他人，散会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会投11楼的票。」黄永胜胆子好大，因为温玉成、刘贤权等也在场，甚至记录的秘书也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我没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选举的。选举之后，江青少了若干张票，叶群则少的不多。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简直不是问题，对江青则是大得了不起的问题。在唱票时，江青听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这个结果是出乎江青预料之外的。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提出要査选票，他说：「江青少了若干张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这不是得票多少的问题，是政治斗争。」毛主席知道后，可能嫌江青他们太嚣张，主席说：「你们要违背刚刚通过的党章，你们就去查，我是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的。」这样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但双方结成大仇。
3、劝丁盛不投江青的票。九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会之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外面，我同丁盛一边喝水，一边闲谈。我说：「等一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有江青的名字，就不要投她的票。她是一个反军派，也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健将！」丁盛回答我说：「江青是这样一个人啊！谁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我们不答应！谁还投她的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江青一伙都少了好几张票，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意外，没有想到的问题。
4、拒绝为江青选调护士。一九七〇年秋，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要我为她选换一个护士。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现在的护士，是我们俩人共同在总后系统选的。她快要生孩子，请你还是在总后系统选换一个为好。」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自己直接找曹根慧（三〇一医院副院长）办吧，我再不造孽了（指江青对护士太厉害了）！」江青听到我说话之后，她睁大两只眼瞪着我，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正在这时，叶群插上话来了。她说：「为江青选调护士的事，由我来办。」这样江青的火才没有发出来。
5、拒绝陪江青上井冈山。一九七一年七月，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我准备上井冈山去接受历史教育，要有一个适当的人陪我一起去。」接着，江青对着我说：「吴法宪陪我去过海南岛，李作鹏陪我去过一次青岛，下次上井冈山该你陪我去了。」我调侃地拒绝说：「我没有上过井冈山。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脱了开裆裤子还不久呢。」江青外出，为什么一定要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陪同？我认为这也是她恶霸作风的一种表现。首先她认为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外出应当受到特殊的保护。其次，她认为自己是中央的「要人」，解放军有保护自己的责任。第三，她认为只有解放军、公安、卫生部门保驾外出，才够出风头的。总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能够享受的待遇，江青都要争着享受。
6、拒绝为江青的样板团做演出服。江青有意把她的样板团打扮打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事非找我就不能解决问题。江青对着我说：「你们部队的毛料子的确良很好，适宜做演出服。样板团的演出服需要解决。」江青有意没有把话说完，她的意思是要我主动提出来。但我就是不说那句话，她当场就感到有点难受。当时，总理正在会场上吃饭，他知道我不会主动为江青办事的。总理怕江青为此事发我脾气，就一边吃饭一边说：「样板团演出服，由我来同邱会作同志商量。」江青听到总理的话，就面上带有笑容地说：「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总理办事的精神。」
7、拒绝管电影、电视工业。从一九六九年起，我是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统管国防工业。几年来国防工业管得不错，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表扬我。当时的电影、电视工业厂子虽然不多，但问题很多，总理也正在考虑「两电」工业划归国防工业系统管理，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总理说：「总理交代我办的事，除了执行之外我不会有任何考虑的。我不想管『两电』不是怕工作多，就怕吃冤枉！」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江青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她直截了当地同我说：「电影电视工业由你来管，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办好这一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国防工业就够我管的了，我管不了电影电视工业。」江青立即向我大发脾气说：「国防工业的工厂数以百计，你都管得了，就管不了电影电视几个工厂，真是岂有此理！」黄永胜看到我不好下台了，他插话说：「电影电视工业怎么样管，要由总理来考虑决定，因为还有与国务院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周总理接着说：「对！由我召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一下，再决定管理办法。」江青听到黄永胜和总理的话之后，没有再发火了，但撅着一个嘴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也坐在那里不吭气就是了。
8、要丁盛防范江青。一九七一年五月间，我陪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去广州参观访问时，我同丁盛说：「江青最近接连来过广州两次，从她的嘴里可以听到她对广州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也很感兴趣。她还会来的，她可能给你什么好处，可最终会是你的灾难，你可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要吃亏、上当的。」我接着还说了：「江青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她要是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宵还嫌低，她要是不用你，则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还嫌浅呢。」我最后还说了：「防范她的办法很多，不要单独接近她，不要向她请示汇报什么问题。」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我不了解江青，没有个别接触过她，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对她敬而远之。在文革中，看她那样飞扬跋扈，我不理解；她3乱点老干部的名，我开始厌恶她，后来我知道她整我之后，我就开始反对她。我是不怕江青的，敢于对她顶撞。我认为江青不过是一只镀了金的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黄、吴、李、邱反江青是众所周知的，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我是无法回忆全面的。
对江青一伙的问题，无论在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之内，或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行动是统一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更多的事例是在九大之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之后，张春桥就说过：「过去中央政治局开会，有大会也有小会，大会常常搞不过小会。」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抵制某些问题的统一行动。张春桥又说：「过去在福建厅（政治局会场）开会，每次开会吴法宪至少要打三次电话。」林彪、江青之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存在矛盾。这种矛盾，随着形势的进展，一直在斗争，并且逐渐尖锐化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明朗化了，九大之后就尖锐化了，九届二中全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斗争的结果是林彪失败了，江青胜利了。这就是林彪、江青之间的真正历史。
话又说回来，江青遭人恨是事实，但江青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意识和思想质量问题，这里面有江青的责任，这是主要的；也有毛主席的迁就，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总起来说，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仍是党内问题，和公审搞的是两回事。公审是通过搞江青否定文革，搞臭毛主席罢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间，中央项目组李震、郭玉峰、吴忠在对我审査时，就指出了我们反对江青的三个问题：（一）「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问题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二）你们反对江青是经常的，可以说达到了无事不反的程度了；（三）九大时有组织地减少江青的选票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对他们说的，我除了没有同意「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之外，其余的我都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