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草文件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
按照常规，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必须起草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谁作政治报告没有什么可争的，毛主席早就指定林彪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按照惯例，修改党章也要向大会作正式报告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但关于修改党章的问题是否还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没有定下来，谁作报告没有谈过，一切都要主席来定。
关于修改党章的问题，早在六八年三月间中央碰头会议就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为修改党章的起草小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上海帮一手包办的。六八年九月间，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参加了一次张春桥主持的新党章的座谈会。在会上，张春桥首先说：「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党章草稿，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集体创作。完稿后，又在群众中广泛地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这个稿子。大家可以提意见，可以局部推翻，也可以全部推翻。」稍后，张春桥带有得意的神态说：「新起草的党章只有三千多字，恐怕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短的党章吧。大家还可以增加与减少。增加容易，减少就有困难了。」他讲完后就起身走了，由一般工作人员收集座谈意见。结果是座谈会变成了「无言会」，一个发言的也没有，「座谈会」也就结束了。
我看到的新党章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总看到之后，甚为吃惊！六八年九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这次讨论，到会的人比较多，除了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之外，还有各单位的一部分负责人到了会，我也代表军委办事组参加了会议。林总在会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但是会场上关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呼声是一边倒的，对新党章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会议开了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议讨论之后，将新党章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例如，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了。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起草政治报告的斗争，同样是复杂而又尖锐的，陈伯达向我们靠近后，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不久，陈伯达就向毛主席请示了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具体指示，起草时间就拖到六九年春节之后了。主席叫陈伯达去谈了一次起草报告的问题。主席说：对这个问题，现在就得做准备了，凡事赶早不赶晚嘛。主席指示，由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姚文元辅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陈伯达同林总去商量。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自己就开始拉条子，并告办公室的同志们他已有了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下来，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提出这样的思想，对经过几年暴风骤雨的文化革命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克己复礼」的思想就很重了，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化革命这几年确实搞得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经济形势不好，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陈伯达也注意到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看来，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陈伯达初稿的第一部分就出来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他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样，江青一伙来劲了，他们明明知道是主席指定林彪做政治报告，也知道林、陈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但江青装着不知道，指着陈伯达的鼻子大发脾气，把他大骂了一通。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上的观点1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放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主席同意了江青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是主席本来就对陈伯达失去兴趣，青睐张春桥、姚文元，从而对陈伯达来了个「欲擒故纵」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事情的结果来看，是这样的。尔后，主席又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重新起草，从此，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权力，上海帮就夺到手了。
其实，张春桥、姚文元早就在上海组织人起草好了政治报告。三两天之后，稿子就拿出来，直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对稿子做了很多的修改。江青看到他们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毛主席都看过了，也就是「过关」了，她高兴极了，在一次会上，江青对陈伯达用「商量」的语气挖苦说：「对我们起草的政治报告，请你在毛主席修改的稿子上再修改吧！」
陈伯达还老实巴交地说：「我拥护毛主席的修改！」他的用词也很有意思：不说同意稿子，只说拥护修改！
林总知道江青把他和陈伯达共同起草的报告「枪毙」了之后，对报告的问题，就当「闭口道士」了，此后有关报告的全过程，林总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政治报告是上海帮包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