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这期间，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虽然主席的开场白都是惯有的、满不在乎的调侃，但讲着讲着就讲到路线问题上，中心意思就是，从陈独秀开始，历届党的领导人都是不成的，都是错误路线。当时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认为主席是无比正确的，主席是伟大的。主席的谈话距今已经三十年了，有些情景还历历在目。下面我不是按主席谈话的时间，而是按内容加以回忆。
第一次谈话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主席说：「会议已经开始了几天了。大家对大会有什么看法，这样开下去行不行？」
许世友说：「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在小组会谈得可热闹了！参加会议的人，心情都很舒畅。」
毛主席又问：「今天在坐的同志有多少参加过七大的？」
周总理插话：「参加过举手。」
毛主席说：「啊，人很少，除了当时就在中央工作的人之外，只有许世友、陈锡联、黄永胜、杨得志、邱会作等人（毛主席一个一个点名的）。当时是战争环境，很多人都在前方，打仗第一。参加过七大的人可以对比回忆一下，看看两个大会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我说：「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
黄永胜、陈锡联先后说：「我们大家都感到，我们的党所以能够这样有力量，同人民群众关系那样密切，党内上下那样团结，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深入人心！」
周总理说：「领袖的力量是无穷的！」
陈伯达说：「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所有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过去没有好好宣传这个问题，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感到很惭愧！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应当归功于林副主席。」
许世友楞头楞脑的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的。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对许世友提的这个问题，没有人敢附和。
接着，主席像往常一样，都是扳着手指，把党在历史上的各次路线斗争，一口气讲下来，把每次路线斗争的主要问题，主要负责人和党受到的主要损失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毛主席这样的讲话，我已经多次了，因此，我听得很熟悉，也能理解。
主席说：「我们犯路线错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只是照书本行事，或者搬用别人的经验。例如，在中央苏区反敌人第五次「围剿」，提出保卫每一寸土地。好不好呢？但哪里保得住啊！所以路线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主席说：「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二次是王明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三次是刘少奇。其他都是局部的错误，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张国焘以势力大小为依据，这是标准的军阀主义，他看四方面军的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党，其实一方面军出发时力量也大。我们是为了党不分裂，团结张国焘，最后也只是他一个人跑了。罗章龙、张国焘都另立过中央，他们都没有搞几天。」
主席在谈话时提到党内三次「左倾」的问题，主席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世，他们和我们有一条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又和国民党斗争。我们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王明不是反他们的「左」而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李立三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了。中间党派有些可以联合的但没有联合，城市小作坊主，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逼着一部分党员，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要「上山下乡」才能活命，才能发展。
王明的「左」倾，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了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了几支相当大的军队；白区的党也发展起来了。
这些都让王明送掉了。道叫做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红军被迫长征。他们都是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反越「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就是为反李立三的「左」倾而写的。当时，红军总数十万，王明在莫斯科一指挥就剩下三万了，他也舒服了。
一九三八年王明由莫斯科回国后，就由「左」变为右倾机会主义了。当时党内有一种思潮，就是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什么「抗战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就成了道种思潮的头子。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搞根据地。延安整风时，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道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舆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但总打过些仗。
在主席的谈话中，他对刘少奇是不满意的。主席说f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大革命时，刘少奇搞总工会，让工人纠察队向敌人交了枪。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请我们去谈判，开头是我去，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他们去了。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报告，说抗战胜利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并向各地发了电报。我们按照七大团结胜利的路线，进城以后，把刘、邓团结起来了。」看来毛主席对刘少奇的问题，是了如指掌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我本以为九大时要追认一下，毕竟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呀，但九大没有这个议程。
主席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项英夺了军权，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没有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吃得开，我们这些人都是右派。项英一个时期没有转过来，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才接受教训。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不能不利用他们，不能不限制他们，也不能不改造他们。对待富农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会历史地看问题。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只联合不要斗争是右倾；只斗争，不要联合是左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刘少奇、向忠发、项英、利瓦伊汉就只讲同国民党联合，国民党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蒋汪叛变了就不要联合了，打倒一切！
第二天继续谈路线问题，毛主席说：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是开成了团结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确实团结起来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要选他们。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我们不在大会上批评他们，事先把他们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他们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丄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其实他们在苏区与朱德、陈毅差不多。七次大会，王稼祥，王明都落选，是经过做工作第二次选举才选上的，这种团结，是在正确路线之上的团结。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时，还在打仗，没有机会同大家讲，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刘少奇他们还是讲利用，不讲限制和改造。
主席在会上讲：要把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选进去。这当然是很好的，当时我就认为团结的人还不够，那个时候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主席说到邓华，邓华就是中央候补委员，再能多团结一点人就好了。如李志民、胡耀邦等人都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选进来应该是可以的：再如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主席也挂在嘴上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其实他们在党内早已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也都是继续革命努力奋斗的。选进来主席威信会更高，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