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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章 中纪委的审查
所谓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中央审査组，对所谓我在总后机关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的进行了反复审查。本来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经过总后造反派的捣乱，破坏，颠倒黑白，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搞乱了。
总后机关是全军文革支持造反派的发源地，全军文革学着中央文革所谓「相信群众，支持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调子，纵容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红纵」，在六六年八月底就到北京进住了总后机关大院。全军文革依靠这支队伍，把总后机关搞乱了，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打击了造反派的反动气焰。六七年五月十三日，驻京各机关的革命派站出来了，把反党乱军、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打垮了。总后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对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中央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后，造反派的首恶和骨干分子受到审查和处理。
第一，总后党委决定，对二医大「红纵」，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机关造反派三个造反派，实行彻底搞垮的方针。当时对造反派的打击，同文革结束以后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
第二，动员广大群众，对上述三个造反派的罪行，实行彻底揭发批判，对造反派头子进行了整肃。
第三，对造反派后台进行了坚决批判。总后政治部充当造反派后台的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政由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元帅批准，由卫戍区逮捕法办。充当各大单位造反派后台的领导干部也受到了应有批判。我们对造反派的斗争是坚决的，否则，造反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六九年机关整编才基本告一段落。总后机关打击造反派，对总后机关正常工作和机关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中，整过头，甚至整错了的情况肯定会有的，这在运动后期会甄别和纠错的。但我们在运动中就被打倒了，很多工作并没有来得及做。
总后死人的问题是重点审查的主要内容。审查组问：「总后死人不少，以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有的人与你有直接关系。」
我回答说：「总后死了多少人，我的确不知道。虽然文化大革命是特殊的政治运动，但我是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我有领导责任。人命关天，死了人总是大事，要深刻汲取教训。」
「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之死你有直接的责任！」
我说：「总后死的人，除后勤学院的王述臣是他老婆利用送饭的机会，用药毒死的，属他杀，周长庚是病故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自杀的。这总是事实吧！如果说有直接责任的话，全军文革比我的责任大得多，全军文革不把总后搞乱，那些自杀的人不造总后党委的反，不搞打、砸、抢，事后也不会被审查，自然也不会自杀了。」中央审査小组的人把话题一转说：「这样谈不解决问题。我们谈具体的人吧？」。
审查小组提出，有八个人之死与我有直接关系。这八个人就是：汤平（总后副部长），周长庚（后政副主任），杨树声（后政保卫科长），申茂功（后政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王述臣（后勤学院教员），顾子庄（营房部设计院工程师），毕迪平（军械部助理员），张凌斗（工程学院秘书）。他们提出八个人的名单，我感到有些突然，因为这八个人，我认识的人只有汤平、周长庚、申茂功。王述臣只知道其名，没有见过面，其余的我根本不认识。
关于周长庚之死。周长庚是六九年冬战备疏散到四川广元总后仓库的，因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抢救无效而病故的。
周长庚是红二方面军老医务干部之一。原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后调总后政治部任副主任。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之后，才认识他，他对我当总后部长真诚拥护，在工作中合作很好，周长庚在总后的工作中，始终都是站在党委一边的。六三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反对总后副部长饶正锡，我和李聚奎找贺诚、周长庚谈过一次话，周坚决站在总后常委一边，对贺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长庚即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徐向前给我下命令把我送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上的第四天，即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周长庚找了少数几个人研究过「总后文化大革命的前途问题」。他们认为我肯定要被打倒，他准备对造反派表态支持；但他们的大字报还没有公布出去，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就派叶群把我抢救出去了，周长庚等人的态度又变过来了。后来，政治部的干部群众就抓住周长庚的这个问题不放，一直过不了关。
六九年冬，中央决定实行战备疏散，「闲人」一律送到北京以外地区。在军委办事组的战备疏散计划之下，总后也搞了一个战备疏散名单，我在该名单上划了一个圈，周长庚就是这样被送到外地去了。
周长庚死后开了追悼会，《解放军报》发了消息。在文革的情况下，我和总后党委算是尽到力了。我在疏散的文件上划了一个圈就要抵偿一个人的命，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后来的总后王平政委，依从了造反派不符合事实的意见，不仅把周长庚的病死算我的罪行，还对政治部关广发、周子健等同志进行了严惩。
关于申茂兴之死。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申茂兴是在六九年自杀死的。申茂兴我是认识的。六十年代初，正在困难时期，我对俱乐部经常搞舞会曾经提出过批评。当时，总后政治部的领导，在批评申时也话里有话地说：「邱部长不会跳舞，你们搞这么多舞会干什么？」俱乐部对我的批评不满，他们认为，我是不会跳舞不参加舞会，才批评他们的。
六七年八月间，上海二医大「红纵」进驻总后机关之后，申茂兴就是造反分子之一，他秘密同二医大「红纵」联系，曾经被保卫部门抓过。当时，总后政治部要把申茂兴下放基层去锻炼，我没有同意。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徐向前给我下命令之后，总后政治部立即成立了机关造反总部，申茂兴是造反派的武斗队长。为了对我进行批斗，申茂兴领着武斗队进行了三次演练，并多次用活人做道具演练「喷气式」，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医大「红纵」在总后礼堂斗我，申茂兴担任武斗总指挥，并亲自上阵对我搞「喷气式」，几次指使人揪我的头发，他叫嚣「要揪掉才是对三反分子的阶级感情」，并叫人穿上大头鞋踢我的肝部和腰部。造反派垮台之后，他自知罪过太大，认为检讨也过不了关，精神高度紧张。当时，毛主席正好有「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批示，我认为申茂兴的问题不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叛徒、特务那样的历史问题，因此，我在总后政治部一份简报上批示：「对申茂兴实行群众专政。」
总后俱乐部是造反派武斗队的主力，他们见申茂兴被专政了，怕申茂兴把他们都供出去，为掩盖他们自己的劣迹而过关，纷纷起来揭发申茂兴，把罪过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这些「群众」贼喊捉贼地毒打申茂兴，申茂兴深知这些「群众」的意图，他感到无望，又忍受不了毒打，就自杀了。
关于王述臣之死。王述臣是后勤学院的教员，在文革中是后勤学院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的主要头子之一，是第一勤务员。六九年冬或七〇年春，组织上查出王述臣解放前当过伪警长，根据当时的中央《公安六条》，他属于不准参加群众组织，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对他实行隔离审查。
王述臣是个不折不扣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趁文革之机，坚决反对总后党委，坚决反对后勤学院党委。他带领「星火燎原」干尽了当时所有的坏事，如冲击国防部，参加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与外交部造反派一起造陈毅的反，自称反了九个元帅（除林彪），更严重的是他带人砸了总后保密室。
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总在总后召开干部大会，总理对我发表长篇鼓励的话。「星火燎原」感到末日来临了，为了把罪行推到王述臣的身上，他们就决定对王述臣下毒手，实行杀人灭口。王述臣自己也认为在劫难逃，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叫他老婆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在饭里放了毒药，共同自杀，王述臣自己吃了，中毒而死。
星火燎原的「高参组」、「勤务组」在后勤学院小山会议室开过一次会，那次会是疯狂攻击毛主席的。这样的恶毒攻击，我看到的还没几个。对这样的问题，我不仅当时站在党的立场上，现在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还会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的。对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相信，除了反革命分子之外，都会站在党的立场上的！
过了几天，审查组说：「对死人的具体情况就不再说了，今天着重谈认识问题。对死人的问题，希望你在认识上能提高一步。」
根据审查组提出的问题，我讲了自己的看法，我坚持如下三点：
第一，总后死了人，是由于造反派把总后搞乱了，被揪斗的各级领导干部太多了的后果。造反派不把总后搞乱，就不会发生治乱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对造反派仇恨太深，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另外，如果全军文革不下命令，不要说一个造反派组织，十个造反派组织也搞不乱总后的。所以把死人的责任加到全军文革头上，是合适的，因为是全军文革下命令把总后搞乱的。
第二，总后死了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我都承担责任，因为我是总后主要负责人。清理阶级队伍，虽然当时有分工，但我决不把领导责任推给别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的指示，当时，说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国都按中央的指示搞，总后不可能不搞。
第三，总后死人，除王述臣是他杀，周长庚是病故的之外，其他的都是自杀的。其中有的是造反派借刀杀人，把人整死。死了人是当时执行党的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总后死了人我负责，全国死了人主席负责，这是对的，但这不涉及到法律问题。如果有人企图用法律手段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死人的问题，这是否定毛主席的恶毒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