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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章 中纪委的审查
关于医疗保健问题
对这个问题，主持审査的人要求我交代的有：徐海东、罗瑞卿、陈毅、贺龙、傅连暲等五人的问题。我当时情绪也比较大，这是上面为了打倒我们故意让总后造反派丑化我。但他们抓我的辫子没抓到，反而披露出文革时搞项目的一些情况。
其实，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项目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〇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三〇一医院仅是总后的直属单位而已。这如同你租用了我的房子，但房子里死了人，并不能算到我头上。另外，这个问题我也是很难启齿的，因为这些事是由中央项目组办的，一说就扯出主席、总理，我当时真不知怎么说好。我绕了一个弯子说：「为了便于说明这些问题，要先将当时医疗管理的情况简要加以说明。」
对军队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卫生部规定：军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上将以上的医疗保健由中央卫生部保健局统一管理，并由北京医院承担医疗任务。后来，军队干部提出在北京医院看病诸多不便，于是不少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则转为以军队为主，总医院承担医疗任务。
在文化大革命前，军队的医疗保健工作，有些不成文的规定。对元帅配有保健护士，外出时派保健医生，并定期供应保健药品；大将按需要也能享受元帅级的待遇；上将以上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时，可以住南楼三层的套间大病房，看病可以在南楼高干病房就诊；对中将以下的则没有什么规定，由各单位的医疗机构负责。多年来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那些不成文的规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医院的医疗保健机构被造反派砸烂了。此后，不仅军队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完全由三〇一医院负责，中央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也经过不同的渠道转到三〇一医院来了。但原来整个医疗保健的管理制度，则尚未改变。
一九六七年五月间，周总理召集我、汪东兴、以及搞保健工作的医务干部吴阶平、蒲荣钦（三〇一医院副院长）李晋（三〇一医院南楼医务主任）等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过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医疗保健工作。在会上，周总理同大家一起商定了五条。
一、成立中央医疗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的医疗保健工作。为了保证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需要，在中央警卫局三〇五医院内设立特别小型药房。周总理还宣布：「中央医疗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统一负责。」
二、军队所有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由周恩来、邱会作、汪东兴负责，以三〇一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量力而行，担负医疗任务。取消纯粹保健药品的供应，需要者可以代办，自己照价付款。中央举行会议时的医务工作，列入保健工作范围之内，统一领导管理。
三、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〇一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
四、对外的医疗工作，由外交部承办，经总理批准，委托有关人员办。例如，一九六八年派去阿尔巴尼亚为霍查治病的医疗小组，就是周总理委托我一手承办的。
五、从国外进口医疗器材和药品，一律经周总理批准，交由外贸部承办。
六九年，三〇一医院在深入「斗、批、改」之后，对军队领导下部的医疗保健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在报告中，对个别人的特殊化提出了批评。总医院提出的改进措施，包括彻底取消纯粹的保健药品，私人不得占用总医院过多的医疗人员，总后党委批准了总医院的报告，并报告军委办事组审批。军委办事组郑重其事地讨论了总医院的报告，并原则上予以批准。其中还特别指出：对老帅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定要做好，但对不够合理的要求，要做耐心的工作。还指出对新调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干部医疗保健工作，要认真做好。
以上对医疗保健历史情况的简要叙述，目的是便于说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医疗保健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〇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〇一的医疗造成的。这里要说有责任应该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林彪，与总后无关，与三〇一医院的专家教授及医护人员更无关。靳来川、曹根慧及三〇一医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是我军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靳来川是宁都暴动的红军干部，长征过来的。远的不说，在文革中，他们给老帅治病，给总理批准送来的中央领导治病，给军队的高级干部治病是有功的。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品德好，工作任劳任怨，每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三〇一医院的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爱护，有人甚至说文革中知识分子在三〇一真是在天堂一样，因为他们的老同学、老同行，在文革中大部分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牛棚」之苦。
在文革中，中央卫生部被冠名为「老爷卫生部」，卫生部直属的大医院如北京医院，协和医院，造反很厉害，老干部住院很困难，住进去也不得安宁。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总理把中央的医疗保健任务交到了三〇一医院，这是为什么，就是三〇一医院信得过嘛！因此三〇一医院收治老干部的任务很重，为了更好的给老干部治病，在医院南楼（高干病房），又设了专门及时抢救老干部的「门诊」，要求随时做到实施抢救任务，医院南楼还专门设立了药检室，药品经检验室检验后才能给病人服用，尤其为主席进口的药都要经过严格化验才给主席服用，有一次为主席在香港进口治支气管炎的药，曹根慧坐飞机昼夜兼程，不辞辛苦顺利完成了任务。为了老干部治病，他们还专门搞了一个全国、全军专家联络名单，当时，地方的专家、教授、知识分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很多，蹲「牛棚」的也很多，为了解决医院领导的顾虑和困难，我说：「管他是不是牛鬼蛇神，能认真治病就成。」这句话也成了我的罪状。黄永胜总参谋长对老干部很关心，对三〇一医院的工作很支持，他对给他出诊的医院领导说：「你们不要管外面收进来的人是怎么回事，总理叫收进来就是病人，你们只管认真治病，不能出任何问题，一出问题就要『通天』。病好了也不要催人家出院，要听安排。」三〇一医院对所有住进来的病人都进行了认真的医治。
但是，「九一三」之后，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冤屈和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