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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浙江慈溪人——没错，是蒋介石的老乡。

1911年，也就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岁的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随后实现了他的夙愿——进入上海的《天铎报》，成了一名记者。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陈布雷连写10篇《谭鄂》，按天发表，在当时上海很多报纸称武昌起义军为“逆军”的背景下，对起义进行大力的颂扬。他在文章中指出：

“鄂事成败之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无万劫回复之日。”

在那几年里，无论是在《天铎报》还是后来去《商报》担任主编，陈布雷凭借自己充满激情和预见性的评论，大力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声名鹊起。

《天铎报》

陈布雷当时对国内局势的评述和对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称他写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宣传革命更有成绩；共产党方面，当时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专门致函《商报》，称主笔（即陈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曾在《生活》周刊上评价陈布雷：“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那个时期，陈布雷的文字，立论客观，分析透彻，但同时又充满着热血激情，气势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凯欲称帝时写过这样的句子：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布雷”这个笔名在当时名闻遐迩，人们称他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诗僧八指头陀曾赠诗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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