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字数:1064

1933年，陈布雷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关键一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觉得身边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在1933年设立了“侍从室”。

陈布雷和陈诚，堪称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大亲信

“侍从室”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机构，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军机处。“侍从室”下辖三个处，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三处主管人事考察，二处主管党务和政治业务——出任二处主任的，就是陈布雷。

可以说，陈布雷经此一步，成了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长”。

但他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开始。

在这个时期，最让陈布雷纠结的，就是抗日的问题。

从个人意愿来说，陈布雷当然是主张积极抗日的，但从他所处的职位而言，却必须服从蒋介石的意志：隐忍，退让，攘外先安内。

而且，陈布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蒋介石的笔，他必须将蒋介石的这个思路充分阐述出来，动之以情，说服众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外交报告交由陈布雷起草。

这是一份要表明蒋介石“暂缓抗日”意图的报告，却和陈布雷的本意相悖，几度修改之后，终于成文。

11月1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朗读了这篇当时著名的对日政策演说，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让人咀嚼出主笔人内心的艰涩：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但让陈布雷感到痛苦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陈布雷本来是要跟随蒋介石去西安的，却因为在洛阳时生病没能同行。“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不是感到庆幸，而是感到后悔——当时没能和蒋介石在一起。

但是，被张学良护送回来的蒋介石，很快给陈布雷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写一部记录“西安事变”经过的《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对陈布雷下达的要求很明确：

第一，要让世人知道张杨二人犯上作乱的狼子野心；

第二，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感化张杨二人的；

第三，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化险为夷的。

这就让陈布雷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犯上”的目的并不是要“篡位谋反”，而是要“逼蒋抗日”。而且，在整个记录中，只字不能提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作用。

陈布雷一开始以“不熟悉事变经过”为由推辞，但蒋介石再三表示只能由他写才放心。结果这篇文章耗费了陈布雷的大量心血，却迟迟不能完稿。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陈布雷交出第一稿，蒋介石不满意，回去改了再交，蒋介石仍不满意，再改——这在陈布雷的“作文”生涯中是很罕见的。

而陈布雷的家人也罕有地见到了陈布雷发火的一幕——他枯坐在书桌前，许久不能写下一字，拿着笔在纸上乱涂一气，最终愤怒地把自己心爱的毛笔给戳断了。

两个月后，《西安半月记》附加了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终于问世，重印30余次，成为畅销书。

蒋介石本人非常满意，但不知他是否知道陈布雷所经受的折磨。陈布雷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