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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布雷的房间里，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写的多封遗书。

他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

……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而他在给蒋介石的《上总统书》中写的是：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

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还写了多封遗书，给朋友，给夫人，给秘书。他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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