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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谈判中，有两个中国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人，叫伍廷芳。
伍廷芳从英国留学归来，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也是参与处理“长崎事件”的主要人物。
作为法学专家，伍廷芳一上来就先把“长崎事件”定性为一般刑事案件，避免上升到国家纠纷。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伍廷芳就提出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公正为准绳”。他通过询问双方人证、伤口验伤等各种方式，指出中国水兵的伤口多为刀伤，而日本人的伤口多为钝器（木棒）伤害，这些都可以证明日本人是蓄意挑起争端，有备而来。
伍廷芳后来在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
此外，伍廷芳为显示公正，请英国律师担任中方的律师，参与一系列取证、辩论程序。
经过大量证人的证词和证物取证，“长崎事件”的来龙去脉不难厘清：8月13日那场小摩擦是双方在无意中引发的，而8月15日那场造成多人死亡的械斗，长崎警方有备而来，蓄意报复，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日本方面却绝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认为8月15日的械斗是中国水兵蓄意报复日本警察。日本方面也高价聘请了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与中国进行诉讼。“长崎事件”的调查审理从8月拖到了11月，双方谈判超过了30次，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这也是日本方面的策略：他们通过不断要求调取新证人和提供新证物的手段，开始拖延时间。而中方因为要提供人证，有100多名北洋水师的水兵留在长崎不能回国，每天的律师聘请费用高达300两白银，所以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11月20日，中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不再要求日本道歉，双方按照各自的损失，向对方进行补偿。
其实这个方案中国已经在原则问题上退了一步，但日方依旧拒绝了这个提议。
于是，第二个人就出场了。这个人，叫徐承祖。
徐承祖是当时清朝的驻日公使。“长崎事件”发生后，徐承祖也在第一时间参与了处理，和日本外相井上馨进行了多次交涉。
如果说伍廷芳唱的是“文戏”的话，那么徐承祖配合上演的就是“武戏”。
早在9月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徐承祖就向李鸿章提议“用武力作为后盾”——不是真要全面开战，而是让中方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彼时，日本虽然开始高速发展，但在人口、经济、军队数量等各方面，还无法与清朝匹敌，所以徐承祖提出的建议是具备一定可行性的。
但是，当时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顾虑重重的李鸿章并没有同意徐承祖这个建议。尽管他曾在“长崎事件”发生后召见过日本驻天津公使，提出“……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威吓。
11月20日中方的“折中方案”，其实就是徐承祖提出来的。再次被日方拒绝后，徐承祖立刻上书李鸿章：“非绝交无别法”——立刻撤回公使，与日本断交。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伍廷芳的认可。
国与国之间如果一旦撤使和断交，尤其是邻国，那么离开战也不远了。
李鸿章充分考虑了徐承祖的提议后，觉得断交引发的连锁反应还是太大，选择了轻一个程度的措施：停审。
停审，意味着中方代表将全部撤出关于“长崎事件”的调查和审理，潜台词就是：这事儿就这么悬着吧，接下来我们走着瞧！
中方一停审，日方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