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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崎事件”对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最终以中方获得赔偿较多而结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相对“体面”的。也正是因此，清廷从上至下，对日本开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认为以目前北洋舰队的实力，已足以“震慑”对方。
这种心理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海军升级的速度开始大大放缓：从1887年到1888年的两年时间里，北洋舰队虽然又购置了10艘巡洋舰和鱼雷艇，但已经放弃购买“定远”级的铁甲舰。
自1885年起，慈禧太后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就开始从海军费用中挪用。从1885年到1895年的10年间，总计挪用1300万两白银——足以再购买9艘“定远”级别的铁甲舰。
而这10年，恰恰是全世界海军技术大飞跃的10年，整个军舰技术水平完全升级换代。丁汝昌曾在1893年提出要为“定远”等三舰购置新式克虏伯快炮18门，李鸿章因为经费捉襟见肘，最终只批准先在“定远”号和“镇远”号上各配6门——但后来一门也没有配备。
事实上，从1888年到1894年的6年间，北洋舰队再未添置一舰一炮。
北洋舰队由邓世昌统率的“致远”号是整支舰队里航速最快的，但最高设计航速也只有18.5节，且是1887年完工。即便如此，在甲午海战爆发前，“致远”号也是北洋水师中最新的一艘军舰了
而“长崎事件”带给日本的影响，却恰恰相反。
外国水兵到本国国土上“撒野”，最后反而本国赔款要远多于对方，这被日本朝野上下视为“奇耻大辱”。那为什么要被迫接受这种“耻辱”？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看法是：“日本当时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
与慈禧太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长崎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元，带头表态支持日本海军建设。首相伊藤博文借此机会，在日本达官贵人的社交场所鹿鸣馆发表演说，呼吁大家为日本海军建设捐款，半年就获得献金203万元。
日本政府不顾国家财政困难，开始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同时开始发行海军公债。受“长崎事件”刺激，日本民众竞相购买，公债仅1886年一年就发行1700万元，超过预期目标4倍。当时日本民间孩子们玩军事游戏，喊的口号都是“击沉定远”，“摧毁镇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海军以“超越北洋舰队”为目标，开始迅速崛起。
在甲午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吉野”号，1893年9月刚刚完工，排水量为4150吨，最高航速高达23节。所以当时最高航速只有18.5节（还不算折损）的“致远”号想要“撞沉吉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888年到1894年，在北洋舰队“不购一舰一炮”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共添置12艘最新式的军舰，其中“松岛”“桥立”“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自造铁甲舰，完全以击沉“定远”和“镇远”两艘军舰为目标，虽然吨位不及对手，但主炮口径已经超越。此外，日本趁着世界海军技术大发展，大量购置了中小口径的速射炮，数量达到了北洋舰队配备的7倍之多。
截至1894年，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总吨位已经达到了37222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的27470吨（整个舰队的总吨位也已超越）。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虽重创日本海军五舰，但被击沉五舰，损失惨重。
北洋舰队退守刘公岛后，四面楚歌。
提督丁汝昌最终服毒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