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统治中国
1206年，铁木真（1162—1227）统一了蒙古各部族，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成吉思”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释为“海洋”，亦只是位备一说而已。据笔者蒙古籍友人所言，“成吉思”为“伟大的”之意，似应采信。蒙古人大约与中国历史上的东胡、突厥都有血缘关系，是散居在今蒙古国、中国内蒙古一带以氏族为单位的游牧部族，原臣属于金，关系也只限于进贡而已。铁木真崛起后，改革以氏族为单位的传统，以十户、百户、千户的新制，将蒙古人重新组合起来，凡男丁年十五至七十均为兵，平时则屯聚牧养。其后增设万户。千户长、万户长均由大汗委派。另选精锐一万人为卫队，直接受大汗指挥，号曰“怯薛”。成吉思汗当时已有兵十万，可见当时蒙古人口并不多。自1205年起，成吉思汗即三次进攻西夏，西夏屈服，蒙古人获得大量物资。1211年，蒙古攻金，大败金军，四年后陷金之中都（燕京），金廷被逼迁都汴京（开封）。至此，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不到十年，但已占领黄河北岸地区，旋即遣将远征乃蛮（1204年，乃蛮太阳汗为成吉思汗所败，其子屈出律逃往西辽。西辽为辽亡后宗室耶律大石于今新疆一带所建的政权，后为乃蛮屈出律与花剌子模所灭，领土被瓜分）。此为蒙古首次向西发展。
灭乃蛮之次年（1219），成吉思汗亲率二十万大军，进攻中亚最强大国家花剌子模，一路势如破竹，穷追花剌子模国王直至里海，使其病死在海岛上。花剌子模新王嗣位后仍不敌蒙古军，逃至印度，蒙古军遂侵入印度北部。此为蒙古第一次西征，势力扩张至中亚及东欧部分地区。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长子共同率领，以长子的长子拔都为首，前后十年（1235—1244），北路征服俄罗斯，南路经今波兰、匈牙利、奥地利而达地中海。适大汗窝阔台（元太宗）死讯至，拔都乃班师。第三次西征（1253—1259）由旭烈兀率领，蒙古军征服了波斯及中东各地，进迫埃及。三次西征的结果，使蒙古创造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蒙古设四大汗国以统治之：察合台汗国（中亚南部）、窝阔台汗国（中亚北部，后部分归附钦察汗国，部分被并入元朝）、伊儿汗国（波斯与中东）、钦察汗国（俄国的欧洲部分）。蒙古西征最重大的影响是使中西交通畅通，中西文化有了交互的影响，但他们铁蹄所至杀戮之残忍，焚毁之剧烈，也令人怵惕。蒙古西征属于世界历史的范畴，本书只是略及之。
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原因，纯粹是花剌子模国王过分凌辱而起。按蒙古自灭乃蛮后，与花剌子模直接为邻，遂遣使赍礼物多种赠送花剌子模，称其为“极大之邦”，并述自己并无领土野心，只求通商，花剌子模国王允之。未几，蒙古即派四百余位商人（均畏兀儿人）随西域商人赴花剌子模贸易，但这些商人全部被杀，仅一人逃回。成吉思汗乃遣使前往责问，花剌子模国王杀其正使，并将随行四位蒙古官员的须发剃去后释归以辱之，由是激怒了成吉思汗，引发了蒙古西征。以后两次西征，均与消灭花剌子模残余势力有关。蒙古人之南征金、南宋，则系预定计划，成吉思汗临终前尚殷殷以灭金之方略告左右。
成吉思汗于灭西夏时去世（1227），遗策是假道于宋抄攻汴京。南宋理宗及权臣史嵩之认为此乃收复失地之良机，准许蒙古军假道河南西南部攻金（1232），两年后金亡（1234）。蒙古何曾想助成南宋收复河南的美梦，从此蒙古与南宋之间便展开了四十余年残酷激烈的战争，这也是蒙古剽悍铁骑征服各地最艰苦、最费时的长期战争（1235—1279）。蒙古军正面攻击，在今湖北北部的襄阳、樊城被阻，与南宋形成对峙局势。其第四任大汗蒙哥（元宪宗）命弟弟忽必烈南下，灭掉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国（937—1253），完成对南宋大包围的形势。1258年，蒙哥命忽必烈攻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击潭州（今长沙），他则亲自攻打四川，准备会武昌灭南宋，不意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郊外的钓鱼城中流矢而死。蒙古被迫权且与南宋和，贾似道却虚报胜敌，赢得至高荣誉，权位日隆。1260，忽必烈继位为第五任大汗（元世祖），因整理内部政争，延至1268年始再度大举进攻。蒙古军将主力置于襄阳、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英勇坚忍，抗守六年，至1273年，在敌军“炮火”的攻击下投降。他的战绩当令欧洲战将羞愧。襄、樊失守后，贾似道隐匿前方军情，谎称获胜，与姬妾在园中斗蟋蟀。三年后元军（1271年改国号为元）兵临临安府，南宋恭帝降，被虏北去。文天祥、陆秀夫等拥立宗室于福州，称端宗，负隅抵抗。不久端宗崩，稚龄之末帝赵昺立，为元军所逼，陆秀夫于崖山负赵昺蹈海死（1279）。
南宋灭亡留下了许多英勇报国、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事迹。如守钓鱼城的王坚，守重庆的张珏，在襄阳突围，出生入死的张顺、张贵等人士。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容就义的文天祥（号文山）。他于敌军兵临城下之际受命为丞相，赴元营谈判，拒降被扣留，中途逃脱，再结义师抗元。文天祥被俘后在元大都（今北京）被囚近四年，忽必烈亲自召见他，欲畀以宰相之职，但他仍不屈，见皇帝时昂然站立，只求殉国。他在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临刑前所书的绝命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均至足表露出他的襟怀与节操。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经得起文文山的这种考验！
忽必烈为蒙古大汗，1271年建国号曰元，1276年攻克临安府，1279年南宋帝昺崩。至1368年元顺帝被逐出北京为止，元朝统治中国共八十九年，凡十一帝。其中世祖（忽必烈）在位十五年（1279—1294，这里按统治中国的时间计算——编者注），顺帝（1333—1368）在位三十五年，余下三十九年有九位皇帝，平均每位皇帝在位时间不过四年余，甚至在一年之内出现过四位皇帝（1328年，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破历史纪录。导致这一奇事发生的原因，乃蒙古没有承继法。
按蒙古人武功旷世，但文化很低，初期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曾借用畏兀儿文字传布命令，至1269年始有吐蕃僧八思巴为之制蒙文。其大汗位置由大贵族所组成的“库里台大会”推选，窝阔台（元太宗）为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继任是成吉思汗临终的遗命，故无异议。但蒙古又有末子承继祖业的传统，因年长诸子在外已先后获得土地财富，幼子长期侍奉父亲，故父死多以一己所有传给幼子。拖雷为成吉思汗幼子，甚有才德，深受成吉思汗钟爱，亦甚孚众望，应继位为大汗。太宗崩后，皇后掌权，经四年之布置，其子贵由得当选为大汗（元定宗），定宗（1246—1249在位）于1249年崩，其后欲依样葫芦掌权，布置两年，但仍在“库里台大会”上失败。大家怀念拖雷，推出拖雷之子蒙哥（元宪宗，1251—1259在位）为大汗，定宗皇后被杀。从此大汗及以后的元代皇帝，均由拖雷一系承继。宪宗崩于合州，其弟忽必烈手握重兵，但同母幼弟阿里不哥在王公中势力强大，遂召集附己的王公开会，亦被拥为大汗（1260）。阿里不哥在和林（今乌兰巴托附近）上尊号为大汗，引发阋墙战争数年（1260—1266），“多戕宗室，死士卒无算”。阿里不哥兵败而降，旋即疾卒。此后太宗之孙海都，宪宗之子昔里吉等，相继叛变，均为争夺大汗宝座。忽必烈之世已如此，后代更是纠纷百出，政局极不稳定。忽必烈迁都大都，兼为元皇帝，意即皇位传子，大汗可不再由推选，但未定立客观之储位制度。皇帝多由大臣推戴，名义上无“库里台大会”，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朝廷排挤倾轧，永无宁日。这是元代政局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蒙古征服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掠夺财富以供享用。因此元代统治者统治的鹄的也只限于聚敛财富与镇压被征服者两大目标。综观蒙古统治中国近九十年的措施，均以这两大目标为中心。
蒙古征服的目的，是直接掠夺被征服者的财富，幸赖耶律楚材（1190—1244）教他们课税的方法，他们才放弃直接劫掠的方式。耶律楚材为辽宗室后裔，世居燕京，汉化程度很深，父亲曾任金尚书右丞，谙习政事。成吉思汗攻克燕京，求辽宗室，得耶律楚材，“楚材身长八尺，修髯过腹，……置左右以备咨访”，常呼之“长髯人”而不名。成吉思汗晚年，“官吏聚敛自私”，私产很富足，而仓库空空如也，于是朝廷有人认为汉人既无补于国，“不若尽去之，空为草地，以广畜牧”。耶律楚材认为汉人可以纳税，如征“地税、商税”等，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大汗曰：“试为我行之。”楚材乃设官征税，届期如数缴纳与大汗。“汗笑谓楚材曰：‘卿不去朕左右，而能使钱谷流入如此，不审南国复有卿比者否？’”由这一件事，我们可知蒙古人当时之浅陋，将政府可以征税当作变戏法一般的奇事。从此，元朝统治者不尽去汉人了。
元朝统治者觉得由政府征税也麻烦，因此想出“扑买制”，即由人承包天下课税，承包者每年缴纳一定银钱与朝廷。包税人自行去征税，实际征收者大约十倍于缴纳的包税银。耶律楚材虽强烈反对也无效。扑买制是蒙古人搜刮财富的方法之一。
除实行“扑买制”之外，蒙古人掠夺财富的第二个措施是强占民地，将降民直接掳为奴隶或由政府赏赐农地与贵族、军人、僧侣，让降民、奴隶为之耕种及服各种劳役。强占民地之事，贵族、军人及僧侣均大规模施行，占地动辄千顷，奴隶也以千计，有多至十万户者。特别是在灭南宋后，这些人更是“恣行俘掠”，所以赵翼说：“民之生于是时者，何以为生耶？”（《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
元朝规模最大的敛财方法是发行“交钞”，类似宋代的“会子”。元朝的“交钞”自窝阔台开始发行（1236），到忽必烈即位（1260）时即大量发行。按忽必烈的统治年号，“交钞”有“中统钞”与“至元钞”之分；面额分十文、二十文、百文、二百文、一贯（千文）、二贯等共十一种之多，每两贯值银一两，钞用丝印成。终元之世，政府只大量印钞票，从未铸钱，白银也只存库而不流通。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印钞票是最简捷的搜刮方法。钞之昏烂者曰“昏钞”，按理可换“新钞”，但官府不愿换，指为“伪钞”，亦不能作纳税用。真的“伪钞”也确出现，吴友文所发行的伪钞，因为有信用，反倒很流行。通货膨胀而复紊乱，到后来一千万文只能买一饼，生民痛苦可知。
为了达到长期搜刮被征服者膏脂的目的，蒙古人的统治政策只有一个目标，即防止反叛。元世祖置中书省，有中书令，置左右丞相各一，下设六部，综理各项政务。另设枢密院，掌军事。军分四类：蒙古军、探马赤军（边军）、汉军（由原金统治区域的各族人民组成）、新附军（南宋人）。中书省所辖之地称“腹里”，相当于今河北、山东、山西地区。政府又将全国分为十区，设“行中书省”，治理各个地区。划分的标准是以军事为主，其十个“行省”，今存者有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西五省，受其影响者有辽阳、河南江北、江浙、湖广等地区。“行中书省”制，是将中央政府分设各地，可以专擅地方大政。路、府、州、县的主官，均称“达鲁花赤”（断事官），汉人、南人均不得充任此职，元开国之初此职系世袭，很近似裂土分封。
蒙古统治者分人民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域人）、汉人（金人）、南人（南宋人），四种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无异于四个阶级。例如汉人、南人杀蒙古人、色目人均处死刑，其家属并得赔埋葬费；后者如杀前者则罚款而已，约一驴之值。汉人、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斗殴，前者不得还手，只可诉之于官。汉人、南人均不得收藏兵器，并不得养马。其他对汉人、南人的禁令很多，如禁田猎、禁聚众祠祷、禁习武、禁夜行等。政府又设里甲，以监视南人。二十家为一甲，设甲主，甲主对此等人家是“饮食男女唯所欲，童男少女唯所命”。蒙古人对中国的压制与蹂躏，已到史无先例的程度，但比起他们西征时动辄屠城的残暴行径来看，似尚聊胜一筹，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留下百姓以课税。元代后来也劝农桑，讲水利，自然也与培植税源有关。
耶律楚材告诉窝阔台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守成者必用儒臣”，故大汗亦考试“儒士”，且免儒士之被掳为奴者，但不久即废。元仁宗二年（1313）始开科举（至1341年停），以四书命题自此始。元代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试，取录百人，四等人各二十五名，共举行二十次，汉人、南人中进士者，前后总共不超过一千人，按人口比例而言，实微不足道。元代不仅帝王不识汉文，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有大臣巡视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因为如此，所以蒙古人、色目人为官者，例以象牙或木刻印以为花押，中国人重视印章取信，是蒙古遗风。蒙古人统治中国八十九年，完全没有汉化。即使是史称“最能亲儒重道”的元仁宗（1312—1320在位），也只能命人节译《大学衍义》以读之。总之，蒙古的统治只以朘刮为事，没有文化意识，与清的加速汉化迥异。
蒙古铁蹄所到之处破坏剧烈，从第一位由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遣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柏朗嘉宾所述可知，是时正值蒙古第二次西征后不久，兵燹之余，沿途名城大镇，都只剩下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凄惨不堪。但也有正面的影响：即中西交通大开，中国同欧洲有了直接的接触。蒙古的四个汗国虽各自为政，但名义仍尊在北京的大汗（汗巴里）为主，所以只要持有大汗的金牌，即可通行无阻。西欧想用宗教的力量感化蒙古，所以屡次派传教士东来，追求财富的商人也络绎不绝。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相当流行，蒙古贵族亦有信奉者，据说窝阔台汗（太宗）也信教。商人之中，以马可·波罗最著名。他幼年随父到中国，被元世祖留充侍卫，在中国住了十七年（1275—1292）。他返回意大利后所口述的游记，成为中古欧洲妇孺皆知的名著。他对中国繁华富庶、珠宝遍布、光辉照耀、夜晚走路不用掌灯的夸张描述，是激发日后西欧竭力寻求航路通东方的原动力，也因而发现了美洲。中国到过西方的有邱处机，此事有他弟子所记的《西游记》为证。丘处机足迹所及，止于中亚。蒙古时代中西交通畅通，对人类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蒙古大汗直辖的疆土除中国本土外，吐蕃（西藏）、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缅甸、暹罗（泰国）等地均称臣纳贡。高句丽于窝阔台时入贡（1240），世祖时在高句丽设“征东行中书省”，使高句丽成为元直接管辖的“行省”之一，直至元亡，凡一百二十余年。元世祖时曾两次征日本，第一次（1274）以一万五千人出征，战胜日军，以矢尽，“唯虏四境而归”；第二次（1281）以十万大军出征，遇风，为日军所乘，“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蒙军多苦于航海，加上指挥将官昏聩，再遇到台风，所以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