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政局
明太祖的三十一年统治，将专制君主的残暴淫威发展到顶峰。胡惟庸案与蓝玉案是最显著的例子。纯就胡、蓝二人之行径而言，固有取死之道。因胡惟庸身为宰相，确是心怀叵测，阴谋杀害皇帝。蓝玉更是秉性狠愎，恃功横暴，竟至捶逐审案之御史，深夜纵兵攻毁关塞，对太祖本人亦举动傲慢，“无人臣礼”，最后仍要谋反。胡案株连被杀者一万五千人，十年后（1390）又有“胡党”之狱，诛杀三万余人。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迟至十余年始败露者？很显然朱元璋是借题发挥，试图杀尽所有功臣宿将。蓝玉之狱，株连被杀一万五千余人。所以赵翼说明太祖本性好杀，“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胡蓝之狱》条）。他的朝臣每晨入朝，便与家人诀别，嘱咐身后事，及暮平安归来，“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同上）。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刑部主事茹太素（举人出身）奏称，天下才能之士被屠戮到“百无一二”，因此天下官吏，多是“迂儒吏”。茹太素因此被廷杖。日后太祖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后朱元璋果然将茹太素杀掉。有一儒臣曾秉正以忤旨罢职，“贫不能归（南昌），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处腐刑。杀尽功臣宿将，尚有为保子孙万世皇位的动机，茹太素之被杀与曾秉正之处腐刑，只是表露他“千古所未有”的残忍天性而已。
这种残忍的天性，更可由明初的酷刑得其端倪。黥、刺、劓、腐、割等刑，是轻刑，最残忍的是凌迟、刷洗、枭令、抽肠、剥皮、五刑等。凌迟是将犯人割三千五百五十七刀，每割十刀一歇一吆喊。刀数未满而犯人已死者，行刑人有罪。刷洗是将犯人置铁床上，用滚水烫其皮肤，再用铁刷去其皮肉。枭令是将铁钩钩入犯人的背脊骨，将犯人横挂在竿上。抽肠是将犯人挂在竿上，以钩钩入肛门将肠子抽出。五刑是黥面、刺身、挑筋、去膝、剁指，有同时受五刑者。以上刑罚，均令受刑人在狂叫呻吟中慢慢死去，其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专门惩治朝臣的有廷杖。行刑时由宦官及锦衣卫监视，众官皆作朝服出席，下列官兵百人，执木棍，受刑人上身由麻布袋束缚，两足用绳捆扎，露股受杖。受杖者多死，幸而未死者，亦必医治数月。明太祖发怒时，常命武士揪着触忤者的头，将其撞死于阶下。这种凌辱士大夫的传统，有明两百七十余年，一直奉行不渝。朝臣受廷杖者，明世宗时有一次达一百三十四人之多（1524），被杖死的有十八人。明代专制君主的淫威，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有出其右者。
朱元璋统治时期的文字狱之残忍，不仅“千古所未有”，其荒谬绝伦之处，已到匪夷所思之境地。且举例以明之。凡上奏表中有下列文辞者，皆被杀：“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建中作则”“圣德作则”，因为“则”音若“贼”，朱元璋有心病故，以为是讽刺他曾为贼。如此看来他离开皇觉寺在外流浪的三年，大概确曾做过小贼。另外的如“睿性生知”“天下有道”，“生”被解释为“僧”，“道”为“盗”；“藻饰太平”，被解为“早失太平”，皆处斩。杭州教授上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遂斩之”。有位远方僧说来自“殊域”，明太祖认为“殊”分开为“歹朱”，遂将远方僧砍头！尚有以言语得祸者。明太祖微服出访，有个老妪称皇帝为“老头儿”，结果那一带的居民都被抄家。有人绘一大脚女怀中抱一西瓜，贴在墙上。因朱元璋常自称“淮西布衣”，马皇后是天足，故该画被释为污辱皇后为淮西大脚。朱元璋搜主绘者不得，屠其街坊。
观察朱元璋作为皇帝以后的行谊，他是生活在恐惧、猜疑、自卑、自大四种情绪的错综复杂中，日夜都在受这四种情绪交缠斗争的折磨。据说他晚年上朝时，如果玉带高翘，表示心情好，少杀人；如果玉带下垂到肚子，则表示要大发雷霆，大开杀戒，所以人人战栗，个个惊心。
朱元璋于七十一岁高龄病逝，由他年已二十二的皇太孙继位，即建文帝（1399—1402在位），史称其“天资仁厚”。人人都希望恐怖时期快点过去，不料建文帝即位仅年余，即有“靖难之变”。按明太祖为了巩固朱家天下而尽封二十四子为藩王，藩王各拥兵三千到一万九千不等，一切仪仗仅“下天子一等”，地方长官自然俯伏听命。尤其封在边境的藩王，更是手握重兵，边将亦归其“节制”。其中封于燕京（原元之大都）的四子燕王朱棣，因居要冲，地位特殊，太祖临崩前一个月，尚命都督杨文、武定侯郭英，“俱听燕王节制”。据说太子朱标病死后（1392），太祖即有立燕王为太子之意，后仍立朱标之次子、年十六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在藩第时即对他的老师黄子澄谈到藩王拥重兵、骄纵不法之事。即帝位后，他立刻实行削藩的计划。他最顾忌的是燕王，所以决定先对燕王的同母弟，封在开封的周王下手。建文帝即位之初即遣将李景隆领兵，道经开封，“猝围王宫”，执周王，将之废为庶人，锢之于南京。废周王是建文帝剪除燕王羽翼的第一步，他连接再废四个位居要冲的藩王。燕王朱棣深知自己是最后被废的目标，于是早作准备。建文元年（1399）夏，朱棣以“清君侧”为口号反。此后连续战争三年，1402年，燕兵入南京，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终”，后得其尸于火中。民间因怀念建文帝的“仁厚”，盛传他化装为僧人，自地道中逃出。笔者读书时曾游昆明西山，有庙之偏殿中塑一老僧像，据说是建文帝，自是稗官野史。建文帝死后三四十年，有本名杨行祥者，自云南到广西，自称建文帝，后下狱死。清修明史，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
燕王朱棣入南京后称帝，史称明成祖，年号永乐（1403—1424）。燕王军事获胜的原因，主要是功臣宿将已被明太祖斩尽杀绝，建文帝朝中皆新进之儒臣，迂阔无能。硕果仅存之宿将唯耿炳文一人，他被任为大将军领兵讨燕王时已年六十五。耿炳文所率军队号称统兵三十万，实际上仅十三万，后为燕兵所挫。建文帝用李景隆代替耿炳文，李景隆为太祖姊子李文忠之长子，是“读书通典故”之“纨绮少年”，这位“贵公子，不知兵，唯自尊大，诸宿将均怏怏不为用”，所率六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后的统帅是“不知何许人也”的盛庸，盛尚能作战，然大势已去。建文帝宫中的宦官，痛恨皇帝因情绪恶劣，动辄鞭笞的苦楚，遣人密告燕王南京防守空虚的情况，燕军直薄南京，李景隆开城迎接。在李景隆的心目中，建文帝是表弟，燕王棣是表叔（或者表伯），谁当皇帝都是一样的。部分史家强调燕王麾下有蒙古骑兵，认为此乃制胜的主因，其实并非事实，建文帝的将帅无能才是失败的主因。
史称明成祖“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观他在位二十二年的措施，确是“有大略”的君主。他五次出塞亲征“北元”（顺帝北逃后史称北元，1403年改称鞑靼），迁都北京以及遣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都是后世所乐道的。不过他无视太祖的谆谆告诫，首先任用宦官，始作俑者，也贻后世无穷之祸。
明太祖定都南京，对北元采取守势，沿长城设九个军事重镇，称为“九边”。他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一带，设三个“卫”，与九边互通声气，成掎角之势，目的只在维持和平通商的局势。成祖改变长城以北的设施，将长城以北的三卫委任蒙古降将兀良哈，用羁縻政策使蒙古人为他防守边疆，抵御元朝的残余势力。成祖七年（1409），鞑靼可汗杀明使，明兵出征，十万精骑，全军覆没。次年，成祖亲率大军五十万北征，大败鞑靼，其可汗仅以七骑逃往今中国新疆境之瓦剌。不久鞑靼投降称臣，受封为和宁王。自后鞑靼叛服无常，成祖在位十四年间五次亲征，最后一次亲征，病逝于归途中（今多伦附近），享年六十五岁。他是中国历史上亲自率兵在塞外与异族搏斗次数最多的皇帝。
成祖有鉴于明朝的最大威胁来自蒙古，所以主张迁都燕京。成祖五年议定，十八年（1420）改建完成，次年正月正式定都，改燕京为北京，改南京为“留都”，设置象征式的中央政府。事实上，成祖自1409年开始经略漠北后，即很少到南京。北京略南于元之大都，皇城、宫殿、社稷坛、天坛等，均在二十三万工匠及百万劳工的努力之下完成，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雄伟壮丽的城市。清代仍定都于此，一切均承袭明的建设，只略有损益。瞻仰过明、清首都的人，都由衷地承认明成祖确是有“大略”的伟人。如果明成祖是一位畏难苟安的人，他何必将首都建在敌人铁骑朝发夕至的地方；如果不是他高瞻远瞩，气魄宏大，明太祖所收复的曾沦为异族统治四百余年的幽云十六州能保持多久，确是疑问。大明帝国没有沦落到两宋偏安的局面，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是关键之所在。20世纪初叶，日本对华野心已昭然若揭，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之举，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倘使当年国民革命军会师后，首都由南京北迁，自“九一八事变”到其后华北的糜烂局势是否可以避免，“北不平”的情况是否会发生，还有待识者深思。奠都是立国的大问题！明成祖的建都北京，是一面明镜。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事，笔者将在本章第五节叙述。此处先将明成祖最为后世诟病的首肇太监弄权的秕政提出。明太祖有鉴于前代宦官弄权的恶例，所以严禁宦官干政，他在宫门口挂起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他将宦官的人数限制在百人以内，令其只负责宫中粗重工作，严禁其识字读书，更不允许他们与外朝交通。靖难之役，明成祖得宦官为内应，正位后，对之很优遇；更因为被人目为得位不正，为防止腹诽谗谤，故遣派宦官为耳目，秘密侦察朝臣及民间的言行。明成祖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到数千人，有十二监、八局、四司等机构，合称“二十四衙门”，俨然是“内朝廷”。二十四衙门之长，称太监，习久之后，凡宦官均被尊称为太监。明成祖为监视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常遣太监担任出使、镇守、专征、监军等职务，似是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便是有名的出使太监。明太祖时设有锦衣卫，为皇帝卫队兼耳目，后废除。明成祖恢复之，再加设“东厂”（1420），命“中官剌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明成祖本人雄才大略，宦官不过其运用之爪牙，不足为患；一旦皇帝暗庸幼稚，便弊窦丛生，太监跋扈专恣，直到亡国而后已。
明成祖崩后，明仁宗继位，即位后任用为太子时的老师杨士奇、杨荣、杨溥（世称“三杨”）为内阁大学士（任期均超过三十年）。大学士品位虽低（正五品），但得天子信任。大学士常与皇帝“造膝密谈，人不得与闻”，是“内阁制”之滥觞。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明宣宗（1426—1435在位）继位，仍崇信三杨，始命阁臣对中外奏章用小票墨书意见，贴各奏章上面呈皇帝，皇帝则据之以裁决国事。这种用小票向皇帝陈述政见的方式，史称“票拟”，又称“拟旨”，有票拟之权者，即无异于宰相矣！宣宗时设“内书堂”，教太监识字，此乃破坏祖制之始。英宗（分别于1436—1449、1457—1464在位）立时，年仅九岁，由祖母张太皇太后辅政。在张太皇太后的七年辅政时期，皇帝一切均尊重三杨的票拟，只用朱笔将票拟内容照抄在奏章上面，作为御批，然后交由六部执行。内阁的相权，由此更加确立。
张太皇太后逝于英宗七年（1442），太监王振开始弄权。缘王振少选入内书堂，于英宗为太子时便侍候之，因“狡黠得帝欢”，后任司礼监，时三杨及张太皇太后尚在，故尚未专恣。英宗七年时，杨荣早死，杨士奇致仕，杨溥老病，新任阁士马愉等“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明英宗即位称王振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其权位之隆可以想见。太监的专横跋扈实在导源于明代的君主独裁政体。按内阁的职权只不过是皇帝个人的助理、顾问而已，票拟只是帮助皇帝处理大政的献议，最后决定的权柄仍操在皇帝一人手中，朱批才有权力。皇帝的精力有限，似乎也很少有耐心去将票拟内容照抄一遍，因此这项刻板的工作，便由太监代劳，这种太监被称为“秉笔太监”，属于司礼监。皇帝只在票拟上盖一个印，秉笔太监便照票拟为皇帝代笔，书写在奏疏上，称为“批红”。批红均王振主持，自可上下其手。王振因为贪赃而启边衅，引起瓦剌（元裔之一）入寇。王振嗾使英宗亲征，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为护卫将军樊忠以铁锤锤死，史称“土木堡之变”（1449）。
明英宗被俘后，明廷立其弟为帝，是为明景帝（1450—1457）。朝廷籍王振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当权不过七年耳。瓦剌的大军俘虏英宗后，廷臣多主张南迁，兵部侍郎于谦等主战。后主战派胜利，朝廷任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躬自策划防守北京军事，与瓦剌军血战于北京城四周者五日，军民合力守卫，瓦剌军不得逞，恐各地勤王之师断其归路，遂退兵。这是明朝生死存亡之战，于谦忠勇沉着，功绩最著。瓦剌本拟以英宗作要挟，索取大量赎金财货。于谦以国家为重，不因个人运命而屈服，瓦剌只得将“奇货”英宗释回。英宗已被尊为太上皇，但宦官曹吉祥等人阴谋使英宗复辟。七年后景帝病重，曹吉祥等人夺宫而拥立英宗，幽杀景帝于西宫，景帝死时年仅三十岁。景帝缺少一位“秦桧”能使瓦剌扣留英宗。英宗复辟后以谋逆罪杀于谦，“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岳飞与于谦同为公忠为国而为私欲熏心的皇帝所杀戮的民族英雄。英宗不悟昔日嬖昵王振之非，仍然宠信曹吉祥，几招身死国灭之祸，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想当皇帝）谋反被杀。明代阉祸之剧烈，成祖是始作俑者，他死后二十余年，英宗时始露端倪。王振首创宦官弄权之先例，此后愈演愈烈，直到明亡国。追源溯本，成祖不得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