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开国政策
元代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是蒙古第五任大汗。赵翼说他天性“嗜利黩武”，专任敛财苛征之官吏，在位期间“无岁不用兵”（《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世祖嗜利黩武》条）。后继十帝凡七十四年，多权臣肆意妄行，任意拥立。这些皇帝有共同的嗜好，即崇信吐蕃僧人，并赏赐给僧人大量的田地与奴仆。元世祖末年，天下已有庙宇四万两千余所，各拥良田数万至数十万顷不等。元代最后的君主元顺帝（1333—1368在位）见到拥立他为帝的权臣燕铁木儿时，恐惧到口不能言的程度。他十三岁即帝位，四十九岁时，朱元璋北伐军至通州，元臣劝其固守北京，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两年后患痢疾卒于外蒙古（今蒙古国）。明太祖以其“知顺天命”而逃，故号之曰“顺帝”，封其孙为“崇礼侯”。元顺帝尊崇吐蕃僧人，参喜乐禅，教太子亦习之，云可以延寿。太子悦之，云从师习儒学多年，犹不省书中所言何事，从吐蕃僧人学禅，一夜便通晓！当顺帝父子与姬妾共参喜乐禅的时候，长江一带已群雄蜂起矣。
最先起兵的是浙江的盐贩方国珍（1348），此后三四年间，相继起兵的有河南白莲教韩山童（子韩林儿）与刘福通、湖北的布贩徐寿辉（后为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原是渔夫）、江苏盐贩张士诚、四川平民明玉珍。安徽郭子兴之父乃卜人，娶同邑富人之盲女而生子兴。郭子兴似为元季群雄中唯一能“散家资”的人物。这些人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平民，不似后汉末、隋末、唐末，称兵者颇多阀阅世家。原因是汉人在元代地位低微卑下，无法形成有权势的集团。但上述起兵者都不是农民。
元末群雄初起时势力都不大，而且各自为政，以元代的军力而言，是可以逐步敉平的。但元廷内讧，互相倾轧的结果是使最有能力的丞相脱脱冤死（1356），各地变乱遂扩大，朱元璋因利乘便，逐步统一南方，最终创立大明帝国（1368）。
朱元璋出身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极贫苦的家庭。年十七遭天灾（1344），父母及长兄相继死亡，无地葬埋，邻居刘继祖慷慨赠地，始得“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他做皇帝之后十年，不要“儒臣粉饰之文”的皇陵碑，自制碑文，文辞虽欠雅驯，但十分坦直。他叙述丧父母后骨肉离散之凄惨，后由汪氏老母送入皇觉寺为僧，居两月后，以粮食欠缺而被迫离寺。三年的流浪生活，“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有时连古寺也找不到，只有露宿在郊野，“听猿啼夜月而凄凉”。这三年悲惨的流浪生涯靠何谋生，他没有说出，大约行乞、小偷都做过。观他后来兴文字狱时，杀掉歌颂他“为世作则”（“则”与“贼”同音之故）的人，可知其心病。这三年艰苦的生活，使他对江淮的地势及风土人情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再回到皇觉寺为僧，时年已二十。在寺三年，除操劳而外，大约也免不了要受一些佛说的熏染，这可能是他后来对众生恤悯（对敌人迥异）的原因。时郭子兴起兵，陷凤阳城，小僧朱元璋面临危难，求卜于神，“卜逃卜守”均不吉，乃“就凶”而投入郭军（1352），时年二十五岁。郭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并妻以养女马氏，即日后之马皇后。次年朱元璋得徐达与李善长。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言”，劝朱元璋学刘邦的“知人善任，不嗜杀人”，朱元璋深信其言。李善长遂成为朱元璋的谋主。1358年，朱元璋攻占金华。两年后，他聘刘基（字伯温）与宋濂。刘基和宋濂均以文才名于浙江，与李善长同为筹划大政的股肱。世间对刘基的传说很多，多附会之辞，但他观察敏锐，料事精确，常献计谋，则是事实。史称他“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曰“吾之子房（刘邦的谋臣张良）也”，足见依畀之深。朱元璋与陈友谅之战，是关系重大的战争，诱敌深入以骄之的计策，是刘基所献。朱元璋成为皇帝后，李善长于七十七岁时满门七十余口被杀；宋濂于七十岁高龄时亦几被杀，遣置四川茂州，次年卒于途中；刘基被“夺禄”，留南京，不敢归家乡，放归后一月而卒，有谓胡惟庸所毒死。这三位佐命之人，结局如此。不过朱元璋在创业之初时，对这三个人确实很敬重。
朱元璋能自群雄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是他三年的流浪生涯，使他对江淮地区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有了深刻的了解。自他投入郭子兴军后（1352）到1359年降方国珍，成为江南三大势力之一（另二人为陈友谅与张士诚）的七八年间，他大约均在自己当年漂泊的地区内活动，这为他能克敌制胜，将兵力扩张到十万大军的主因，从而奠定了他日后统一群雄的基础。
第二是他能礼贤下士，结纳知识分子，一反刘福通之以白莲教为主流的用迷信凝集群众，排斥儒士的作风。徐寿辉、陈友谅等人乃剽悍武夫；张士诚虽颇得民心，但无大志，不具规模。朱元璋投军后两年即得儒生李善长，一心向往刘邦。既然心怀大志，一切作风自有异于一般草莽英雄之处。他又采纳儒生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前两点巩固根本，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缓称王”表示野心不大，避免在羽毛未丰满时，遭嫉妒而被剪除。所以他在灭陈友谅（陈于1360年已称帝）一年后才称吴王（1364），但仍奉韩林儿的“龙凤”年号，因刘福通、韩山童等人最先以白莲教为基础起兵抗元，颇有号召力。他在御制皇陵碑文中责备元纲不振，也谴责群雄“何有乎仁良”？
第三是朱元璋多行“仁良”。赵翼有“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之论。他举了很多事例说明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攻克镇江之役：
及将取镇江，先坐诸将以重罪，令（李）善长再三求释，乃下令（城破后）庐舍不焚，民无酷掠，方许免罪，于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条）。
其用心亦良苦矣。1366年，朱元璋围攻张士诚于平江，士诚颇得民心，民众助其防守，故朱元璋围城几一年始克。张士诚被俘，为乱棒打杀，而百姓“晏然”。朱元璋的部将“皆承顺风旨，咸以杀掠为戒”。
至于朱元璋本人雄才大略，明断果决，自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他判断如先攻张士诚，则野心勃勃的陈友谅必乘机出兵夹击；如先袭陈友谅，张士诚必不出兵，果如所料。北伐元都的战略，也是朱元璋的策划，他主张先取山东，再攻河南，“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结果也一如其预料。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即帝位，史称明太祖（1368—1398在位），建年号为洪武，实行一帝一年号的制度，废除了汉武帝以来皇帝随时改年号的谬妄行为。他于二十五岁投军，经过十五年的艰辛奋斗，四十岁一统中华，再做了三十一年皇帝。他北伐的檄文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又说“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与唐太宗兼容各民族的气度相同。太祖元年（1368），明军入大都，顺帝阖家北遁入上都（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石敬瑭所割弃幽云十六州，沦为异族统治四百三十年之久的国土，终于光复。此后十年，太祖先后征服四川的大夏政权（1371）、云南的蒙古残余，并进兵东北，将辽河流域纳入版图（1378），建立了可以媲美唐代的大帝国。
明太祖的施政，大体上均遵循如何改革蒙古统治的弊政与乎如何巩固皇权两个大方针进行。他个人的出身与经历，更影响了他的具体措施。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将明初的史实归纳成政治、军事与经济三个重点，分别叙述。
政治上，朱元璋整饬吏治，严惩贪污，是由他出身寒微，身受元代吏治废弛、平民备受贪官及豪强之朘削与凌辱而发。他诏令天下百姓可入京控告贪官，“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另剥皮实草（人皮内塞入草）”，在地方官吏“公座”旁设一“皮场庙”，“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他曾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有一次谪贬到凤阳去屯田的贪官达万余人。因“空印案”而处死刑的长官数百人，佐贰数倍之，受笞刑戍边者达数千人。所谓“空印”，即远道地方政府遣人到户部报销钱粮军糈时，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如户部有驳斥，立即改填呈报。此谓之方便处理亦可，但太祖仍以贪污严惩之，可见其持法之严厉。对廉洁的地方官，他亦有不次之赏擢。他常赏银、酒与廉能之地方官，芝阳知县李行素有善政而被擢升为刑部侍郎。太祖曾召集府州县官入朝，并面告以天下百姓在丧乱之后，“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史称由于太祖的严惩贪墨，使明代吏治澄清百余年。后世虽然“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废，故祸乱易弭也”，“令守畏法，洁己爱民”，故“民人安乐”。
明太祖在政治上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废宰相，实行君主独裁制。按自秦汉以来，宰相综揽全国庶政。“宰相”的名称虽各代不尽相同，但其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不变。宰相之任命权全操在皇帝手中，并无客观标准。君主任命宰相主政，故君主不亲理庶政，故称君主专制。明君多有贤相，昏君则多权奸，但也有不少例外。如唐玄宗可算是明君，但宠幸李林甫与杨国忠。废宰相后，皇帝个人直接总理天下庶政，百僚直接对皇帝负责，故称君主独裁，与君主专制有别。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发生于太祖十三年（1380），自是朱元璋不再设宰相，嗣后如有请置相者，处死刑。从此皇帝直辖六部，即自兼宰相之意。皇帝在宫廷内置大学士数人，官阶仅正五品而已，以协助皇帝处理天下庶政。清沿袭明制，君主独裁制在中国推行了五百三十一年（1380—1911）。
明初（1376）即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废除元代各区各自为政的形同半独立的行中书省，分全国为十三区，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各个地区的民政财政；地方为三级制，下设府、州、县。州是比较重要或比较大的县。另有按察司掌全区（省）司法，都指挥司掌军政，与布政使司合称三司，分别为地方最高长官，执行中央军政命令。
太祖为巩固朱家王朝，分封诸子为王，分布全国及边塞冲要，各统兵自三千到一万九千不等。太祖有子二十六，除太子朱标及皇子朱楠（早死）未封外，共封二十四藩王。燕王朱棣于“靖难之役”后为帝，故通称“二十三宗藩”。
明朝军事上的措施很重要。太祖创设“卫所制”，在全国设内外卫所三百二十九，每卫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分由十个百户所统率，每个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故每卫有官兵约五千六百人。一卫设指挥使，负责训练与管理，若干指挥使上设一都指挥使，另有六十五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凡隶属卫所的称“军户”，全国有军户一百八十万。每军户授田五十亩，边地军户平时十分之三的时间防守，十分之七的时间屯种；内地则二分防守，八分屯种。军户收获的粮食，其中约四分之一贮存仓库，听本军自支，剩余的供本卫所官军俸粮。这类似唐代的府兵制，即所有的兵都是农夫。这个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军队自给自足，所以明太祖很自负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中央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军都督府，分别统辖几个都指挥司，督导军队之管理与训练。军队的指挥权则属兵部。有事时由兵部秉承皇帝旨意，委派总兵官，颁发印信，调遣卫所官兵供其指挥。战争结束，总兵官缴还印信与兵部，士卒各还其卫所，如此则将帅拥兵自恃的弊端不会发生，皇帝集全国军权于一身。
卫所制的弊端之一是总兵官不知兵之习性，军队的战斗力很弱。其二是卫所官员良莠不齐，常有任意奴役虐待军人之事发生，军户逃亡者日多。明英宗三年（1438），朝廷调查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军户逃亡，有一个百户所仅有一人存留！此时距开国不过七十年，距太祖之死不过四十年。因此有事时只得募“兵”，以别于卫所的“军”。到明世宗嘉靖（1522—1566在位）时期，因倭乱猖獗，募兵已代卫所军而成为战争主力。戚继光的“戚家军”便应运而生。
朱元璋出身贫苦民间，深知民生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在元代废弛的政治下，农民受尽官吏贪残与豪强压榨之苦，再益以灾荒、瘟疫及长期战争的摧残，结果是田园寥落，极目凄凉，所以他一开国即奋力开荒屯田。他常遣发罪人、降人或流民去屯垦，也常大规模强制迁移地狭人稠地区的百姓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开垦。政府为开荒者发放牛、车、种粮，并有免租三年的优待。同时他也很重视水利工程，以利农业。他有一次强制迁移江南豪强十四万户到江北，除了屯垦的用意之外，也有借之剪除地方恶势力的目的。政府和百姓努力屯垦的效率很高，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全国垦田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余顷，到太祖二十六年（1393），全国耕地已达八百五十余万顷，较之洪武元年的一百八十余万顷增加了六百七十余万顷，二十六年间新增耕田近四倍，是年全国人口已达六千余万（1391年的统计）。扶植农业、复兴农村是明太祖经济政策的根本，他做到了。
此外如调查全国户口，制成“黄册”。户部有全国各布政司的黄册，各司有全省的黄册，各府、州、县亦然。明朝最小的行政单位为里，辖一百一十户。全国役赋根据黄册编制。登记土地丈量的册子称“鱼麟册”，去除隐漏田地逃税与乎纳税欠公平的弊端，也使农民受惠。明太祖常以减征或全免赋税以救济灾荒，地方官迟报饥荒的要受严惩，又规定可以先开仓救济，然后再入报。他幼年深受饥荒之苦，终生未忘。
除了上述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措施外，他对科举制的变更，影响中国五百余年。
明代殊重视学校，府、州、县设学舍，官员子弟及民年十五以上入学曰“生员”，给廩饩。优秀者选送入京曰“贡生”，天子亲试，拔优分科擢用。乡里设社学，令守择师教之。中央设国子监，监生除攻读而外，按期分派赴政府实习，期满回国子监攻读，如此历练十余年，始分派为官，通常均在六品以上。太祖二十六年（1393），朝廷一次尽擢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按察使及四方大吏，这是名副其实的学而优则仕。学校初甚受重视，后乃逐渐为科举所兴代。
太祖十七年（1384）政府颁布条例，对科举制举行的程序、时间、试题内容及文体，均有明确的规定，以后清代的科举制也全部遵循这个条例奉行不渝。考试分三级：
第一试是在所属布政司所在地（省会）举行，称乡试，参加的人必须是府、州、县学的入学学生，即生员，俗称秀才。乡试的榜首，曰解元，及第者为举人。
次年各地举人赴京考试，曰会试，因系春季举行，又称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是为第二试。及第者曰贡士，榜首称会元。
贡士到奉天殿，由皇帝亲自命题策试，曰殿试。第三试是最高级的考试，及第者称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曰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及第；三甲称赐同进士及第。凡进士均可由吏部授官。每三年一次，进士及第多者四百七十二人，少者三十二人，大致每科录取在三百人左右。
三年一试的科举，分三场考试，首场考经义，二场考论、判等官府的应用文，三场考经史时务策论。第一场试经义最重要，试题范围限于朱熹所注《四书》。考生答卷的文体，严格规定为八股（段），由“破题”到“束股”，即解释试题到结论共八股，每股以百字左右为宜。文体的规定很严格，八股文只重形式，内容空洞，试题又限制在狭窄的朱注中，所以一般士人终身孜孜矻矻钻研的只是公式化的“说理”和死板化的文体。等而下之，背诵模范文选。《儒林外史》对明清科举制的毒害有极深刻的描绘，书中有个人物马二先生，他的专长是试前猜题。
进士第一甲可入翰林院。自秦汉以降，中央政府常备不授实职的各色专长人士，以备顾问或供奉。唐初之翰林待诏中，包括能弈、善书、精批答文章之士。唐玄宗置学士院，渐称翰林学士，为皇帝掌诏令，地位日隆。宋代翰林学士，是所谓的“馆阁之选”，将膺大任者始得充任，是政府储才养望之职，但选拔并无一定之标准。明代使殿试一甲入翰林院，使入翰林院有客观之标准，是一大进步。翰林院中的侍读、侍讲、经筵官在学术上陶冶皇帝，旁支詹事府主太子之教育。废相后的内阁学士均出自翰林院，在政治上成为皇帝的左右手，所以明代的翰林院是合学术与政治为一的机关。二、三甲进士中的青年俊秀，亦可被选拔入翰苑为庶吉士在院研习。庶吉士的人数不等，多者六十二人，少者仅一人，成绩优良者均授较高职位。有些史家对明代的翰林院制度颇有佳评，清代沿袭此制，也产生了若干正面的影响，不过与八股取士为祸之烈相较，就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