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代的文化
元明及清初五百余年间，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特风格。明末西洋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其影响在清代才显露出来，关于这一内容，笔者会在下一章叙述。
文学创作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灵魂。元代文学的代表是“曲”，由杂剧演变而来。先民自有歌舞，遭变而成春秋之俳优，最有名的如楚之优孟。汉武帝常观角抵戏，角抵戏是以角抵为基础、有故事情节和配乐的武打娱乐活动。载歌载舞以演出有剧情之戏剧，始于北齐（6世纪中期），今知其著名者有三种，如《兰陵王长恭故事》，略知内容而不详其台词。唐宋沿袭旧例，杂剧之种类增加，有滑稽、故事、歌舞、清唱四类。有少许台词传留，如“秦楼有女字罗敷，二十未满十五余”“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城西渡头”，为押韵之口语形式。辽、金均发源于东北荒寒之区，得国之后，锦绣河山可供其尽情享受，杂剧极受欢迎。蒙古来自荒漠酷寒之漠北，能满足其耳目之欲者，亦以美妙旋律为最。舞蹈歌唱，在贵族饮宴及民间集庆均甚流行。汉人、南人在科举已半废，受尽歧视之余，满腹幽怨，有志难申，往往寄情歌曲，以宣泄胸中块垒，同时也不失为谋生之道。于是元代杂剧、歌曲盛行，成为元代文学最辉煌的一面。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为冠绝古今的文学成就。元曲的名家约二百余人，最负盛名的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五人，前四人被尊为元曲“四大家”。曲谱之杂剧约五百余种，今存者有一百三十六种。元代伶人的地位很高，礼部下设有仪凤司、教坊司，专掌剧曲之职事。元武宗（1308—1311在位）以上述两司主管遥领平章政事（宰相），继位的皇帝拟任教坊司使为礼部尚书，因人谏以“伶人为大宗伯，何以示后世”而止。帝王贵胄耽于娱乐，是元曲发达的原因之一。
元曲的著者不限于“落魄”士人，还包括文武官员、商人医生以及倡优本身。关汉卿的生卒年不详，其作品有六十四种，今存十四种及残曲三种，最著名者为《窦娥冤》。马致远作品凡十七种，今存七种，以《汉宫秋》享誉最隆。郑光祖作品十五种，今存四种，以《倩女离魂》最著名。白朴作品十五种，今存仅两种，《梧桐雨》描写杨玉环悲惨的遭遇，使人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王实甫作品十四种，今存三种，最脍炙人口的《西厢记》，已译成多种外文，成为元曲的代表作。元曲描写细腻，刻画传神，尽态极妍；情节凄凉婉转，曲折有致；含冤凄厉，雄伟悲壮，清逸俊飘，绮丽纤秾，兼而有之。元曲佚散虽多，然其故事多流传人间。近世的京戏及地方戏按其故事演出者，不胜枚举，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与曲类似的“传奇”，或称“南戏”，约源起于浙江温州之杂戏脚本，南宋偏安江南后南戏颇盛于临安。亦有称其系自印度传入者，印度戏曲与南戏在角色、结构以及剧中人身份表达方式上均极类似。最有力的证据是人们在温州天台附近一座庙宇中发现梵文写稿，经证明为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作品《沙恭达罗》的一部分。南戏大概受到佛教传入的附带影响，是可以相信的。今存南戏三种，大约形成于宋末元初时期，颇似清唱，唯歌者不止一人，或亦合唱，属于比较原始形态的戏剧，颇似希腊所谓的荷马史诗。元中叶以后，若干杂剧作家，以写作北方杂剧的经验改良南戏，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高明（字则诚）的《琵琶记》和施惠（字君美）的《拜月亭记》。南戏至明中叶后发展成为“昆腔”，将昆山地方性歌曲改良最多者，为昆山人魏良辅，有人奉之为昆曲之创始人。昆曲导源于元代，至明清两代始盛。
蒙古以异族入主中国，但不干涉中华文化之发展。中央有蒙古、回回、汉文三个国子学，地方学校数目颇多，但因无出路，故无甚影响。有志之士则设书院讲学，公家亦设书院，掌院务者称“山长”。据考元代书院数目超过宋代，故中华文化仍能薪火相传也。有人因元代也尊重儒者，故“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不可信。其实两者并非矛盾。因纯就蒙古统治的两大方针——搜刮财富与镇压反叛而言，娼尚有取乐与剥削价值，儒则毫无经济价值，丐的专职是损人利己，蒙古人也是乞丐巧取的对象之一，所以地位最低。蒙古人从经济的角度将儒列于丐之上，从政治的角度尊儒，因其有利于统治。
元代的科学最有成就的是郭守敬（1231—1316）的天文学。史称郭守敬“巧思绝人”。他改良天文仪器，发明观测精确的“简仪”，另在南北遍设二十七个观测天文的“测景”站，最北的测景站在北纬64.5度。他通过观测结果修正了以往历法的误差。元世祖二十二年（1281）颁布的《授时历》（郭守敬编制的新历法）实行了三百六十余年，直到清初为《时宪历》替代，与以往一千二百余年间修改历法七十次，平均不足十九年更改一次大异，可见其观测之精确。郭守敬测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与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与教皇格里高利所颁的历法相同，但是格历晚于《授时历》三百年。清代阮元作《畴人传》，称赞郭守敬是历代“莫之伦比”的天文学家，实际上他在数学、水利、地理等各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他的禀赋与辛勤工作，是成功的主因；西方及阿拉伯科学知识与技艺的传入，对其成就也有间接的影响。元代其他工艺均有创新，因吸取杂糅外来知识之故耳。自元世祖初年即开始海运米粮到北方，成宗十二年（1306）即规定岁运米一百四十五万石，因此造船技术、航海知识大有进步，为郑和下西洋打下基础。此外，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也于此时顺利输入欧洲，印刷术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非楮墨所能道于万一。
明承元曲之余绪，著作家人数很多，作品也极丰富，最享隆誉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描述杜丽娘与柳梦梅（原名柳春卿）由梦中相爱以致美满团圆的故事，写尽“少女情怀”，结构转折有致，较元曲进步。据说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尝掩袂痛哭，盖写情时已与剧中人合而为一，故能动人心弦。《牡丹亭》脍炙人口，成为千古名著。此外如张凤翼之《红拂记》、阮大铖的《燕子笺》等，都颇负时誉。与戏曲同样很发达的有“传奇”，即短篇小说。小说以冯梦龙、凌濛初的作品最著名，流传到今的短篇小说作品，也以他们的最多。
在文学方面，明代的诗、词、歌、赋均很平庸，唯有长篇章回小说，不仅创始于明代，而且明代的成就最大。如今家喻户晓的名著，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产生于明代。这三部巨著对中国人的影响极为广大与深远，它们真正是家传户诵，自宫廷庙堂，以至茶房酒肆；自博学鸿儒，以至贩夫走卒，无不受其影响，甚至关系一国之兴衰（清人入关前即热衷于阅读《三国演义》，他们从中吸取并应用了许多军政方略，明思宗杀大将袁崇焕，是清人学习了《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的结果）。但这三本书的著者，在当时均默默无闻。《三国演义》的著者罗贯中的生卒年代及籍贯都不详，只知他是元末明初的人，有说是太原人，亦有称其籍贯杭州者，相距很远。自宋、元以来，民间流行说三国故事，话本零星散乱，罗贯中将之整理贯串，修饰润泽，使之成为极可读之小说。著者有其中心思想，在刻画人物时就特别成功。据专家考证，《三国演义》只有五分之一是虚矫，罗贯中能用五分之四的史事，凭己意制造历史人物的形象，使人深信不疑，其才华与功力实均有过人之处。施耐庵据说是罗贯中的学生，一说罗贯中写《水浒传》未成而卒，施耐庵续成之。自南宋以还，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平话很多，施耐庵的主要工作与罗贯中的相似。《水浒传》不仅是文学杰作，当作社会史去阅读，也极有价值。
《西游记》的著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生活于明中叶，一生贫苦，中年后曾为县丞，此书系他辞职归故里后所著的作品。书中所叙均光怪离奇、怪诞不经之事，有视为著者借此讽刺人世之黑暗腐败，其实其中含有高深之哲理。著者将“人”分析为理性、思想、情欲、愚蔽四种心态，唐僧是一个人的理性，孙悟空代表思想，猪八戒反映情欲，沙和尚表现愚蔽，取经途中的妖魔鬼怪，是一个人一生各色各样的际遇。每历一个际遇，“人”的四种心态都对之有不同的反应。用这个观点去读《西游记》，或许可以明白为何唐僧一定端端正正，财色不动心，猪八戒正相反，沙僧明知故犯，孙悟空一翻筋斗十万八千里了。吴承恩的这部书是真正的创作，他想象之丰富，意情之高妙，哲理之幽邃，均出类拔萃。他一定精通佛理，彻悟人生。此外还有《金瓶梅》（作者不详），该书揭露社会黑暗丑恶、贪酷荒淫之态，描绘细腻，以西门庆及潘金莲为中心，贯串人物。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大致受到《金瓶梅》的影响，至少在体例上是如此。冯梦龙的“三言”是指《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写的《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均是短篇小说，反映当时社会实况，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读者也可以从中体会明代社会实况。
我们应在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加上“明小说”。如果纯就创意之超轶，影响之深远而言，明小说应居首位。
明代在文化上的主要贡献还有科技著作，最重要的是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之父为医生，故李时珍考中秀才后不久即从父学医。他年三十四岁时被选入太医院为医师，工作一年后辞职回家乡湖北蕲春专心撰写《本草纲目》。他孜孜矻矻，穷二十六年之力，经过数次修正，最终于明神宗六年（1578）完成这部近两百万字的药学巨著。该书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一千〇九十六则，插图一千一百一十幅。在写作过程中，他穷研古代药学书籍，配合个人的实际观察分析与实验，绝不“纸上猜度”而下判断。这部备受中外医药学界推崇的学术著作有四个深受重视之处：
一、分类的方法很进步。他将植物按照生长的环境分类，动物则分为虫、鳞、介、禽、兽五类，一百六十余年后欧洲才有这样的动植物分类法。
二、他竭力驳斥所谓长生不老药的谬说，特别是中国自古传下来的水银炼丹术，明确指出水银有毒。
三、订正了前人记载药性的错误与乎种类混淆不清的地方。
四、他发现一些药物的药性，有时以自己做实验，如发现曼陀罗花有麻醉功能等。
限于当时的科技知识，李时珍也有误谬之处，如马钱子是有毒者，他却视为无毒；他的书中也载有少许怪诞的药名，如“死人枕席”“人魄”之类。《本草纲目》对医药的贡献乃世界公认，它至今仍蕴含了不少真知，有待科学方法去发掘。
《天工开物》是明代伟大的科技著作。著者宋应星生于明神宗时代，曾任地方官吏，明亡后归乡不仕，卒年不详。此书于明思宗十年（1637）刊印，故为明代著品。《天工开物》对当时手工业的工艺机械，生产技术，船、车制造，矿产的冶炼，西方军器的铸造等均有记载，并附有两百余幅插图，使人一目了然。他最早提出施用磷肥；蚕蛾杂配可产生优良品种；金、银、铜的比重等科技新知。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明代中国人的科技进步的程度，绝非当时西欧人所能及。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1562—1633）在受到当时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影响后，再应用西方研究科技的态度与方法，整理中国历代传留下来的很丰富的农田水利知识宝库，并结合实际观察而成的巨著，凡五十余万字。徐光启死后六年，该书才被刊行（1639）。书中描绘了农业生产的工具、水利工程与机械，很详细地说明了改良品种和增加生产的方法。徐光启不是纸上谈“农”，他常亲自参加农事。上述三书，同是明代留给后世的巨著。
徐霞客（1587—1641），江苏江阴人，是明代最有名的地理学家。他认为旧籍中对地理的记载多有失实，因此他从二十二岁开始直到逝世前一年为止，穷毕生三十余年的时光，遍历十六省，并用日记的体裁，将所经历地方的地形地质、水道气候、风俗物产等，详加记载，订正旧说缺失谬误并有若干新发现。徐霞客的考察艰难困苦，险阻丛生，但他绝不退缩，而是锲而不舍，坚持工作。他的记载客观深切，许多创发经后世调查均证明确切。特别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西南境蛮荒瘴疠、虎狼毒蛇遍布、人迹不到之地实际观察的记述更足珍贵。他精通古籍，兼具科学素养，能够总结出植物生长与环境的关系，令人佩服。他准备登昆仑山探险，事未成便辞世，年五十五岁。他的遗著《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地理学的瑰宝。以上四书，足以代表明代有关科学的成就。
此外便是大家常提到的《永乐大典》。永乐是明成祖的年号，《永乐大典》于明成祖时期完成，故名。这部汇集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医卜阴阳、佛道技艺等各色书籍的丛书，计有两万两千九百三十卷，只有抄本两套，并未刊行。此后《永乐大典》屡经火灾、兵灾、盗窃，迭有佚散。1860年英法联军、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外国人焚劫，大典损失殆尽。现存者有原本二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本，共得七百三十卷，多残篇断卷，只供人凭吊。以明代之财力，当时若刻版刊印，《永乐大典》必能永垂后世，负起保存与发扬文化的功能。明成祖耗费偌大的人力、财力抄成孤本，藏之深宫，仅供极少数人私享，其自私与愚蠢均不可及。
世人常称“宋明理学”，可见明代学术思想以“理”著名。其实《明儒学案》中的理学家虽不少，类多祖述先儒或支衍时贤之学，能独树一帜，创发新意者，唯王守仁（1472—1529）一人。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原名云，五岁不能言，“更名守仁，乃言”。父名王华，是明宪宗十七年（1481）的状元，武宗时已官至礼部侍郎，事母至孝。王华年逾七十，犹躬亲侍候年已百岁的母亲，世多誉之。王守仁自幼即随父在北京，及长，曾到长城内外游览，“纵观山川形胜”，似因此激发他澄清天下之宏愿。年二十一中举后，“益好言兵，且善射”。七年后中进士，回乡筑室阳明洞苦读。初入仕即上奏论西北边防之事。王守仁因忤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驿，其父也连累罢官，时年王守仁三十五岁。因“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物”。从此时开始，直到他逝世的二十二年间（卒年五十七），他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唯心学说。因他年轻时曾在绍兴的阳明洞读书，世称“阳明先生”，其学人称“阳明学”。刘瑾败后，王守仁被召还，逐次擢升至南赣巡抚，平定当地变乱（1516—1518）及宁王宸濠的反叛。从王守仁传中，我们知道他允文允武，精通人情世故，且能与太监妥协，以求免祸。他的敌人称“王公素多诈”，可见他不是一个迂腐的道学家。他逝世的前一年还替朝廷立下军功，后在军中病甚，朝命未至即卸职归家，卒于途中，被劾“擅离职守”。反对他的人指摘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说他反对朱熹，罪大恶极，请求朝廷“禁邪说以正人心”。四十年后，新皇帝（明穆宗）即位才“平反”了王守仁的罪状，又十余年（1584）以王守仁入祀孔庙。
其实王守仁自十七岁有志于学开始，也是朱熹的崇拜者。他遵朱熹“格物穷理”的指示，相信任何一物均涵有“至理”，必“格”尽天下之物，才能通“天理”。“格”是观察体会之意。守仁在秋风萧瑟中面对翠竹去格，如此七天七夜，“至理”未得，人却病倒，始转而钻研释、老。释、老之哲理在他脑中起了作用。他在穷荒的贵州龙场驿中的心情，我们读他的《瘗旅文》可知。身处凄怆蹙郁的绝望情景中，他“顿悟”曰：“道在是矣！”认为一切“知”与“理”，均在我心之中，天下无物可格。综述阳明学的要点如下：
首先确定“心外无物”。人之主宰是心（古代以为一切思考均出自心，不知有脑），心之动是意，天意即是知（识），意所及便是物；物是由心而有，无心即无物；即是说我想到的才存在，我未想的即不存在。所以他说：离却我的心，便无所谓天地、鬼神、万物。有人反驳王守仁的说法，说王守仁死后，天地万物仍存在。从王守仁的立场来说，他死后“心”中已无天地万物，于他而言，天地万物已算不存在了，它们只“存在”于他人心中而已。
其次是致良知。良知即孟子论性善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良知乃与生俱来者。这种人类与生俱有的知，是“良”好的“知”，扩而充之，称之曰：“致”。人与人的关系（人伦）有五种，五伦要由“致良知”去维系。
王守仁不同意朱熹先知而后行的理论，提“知行合一”的学说。知而不能行，不是真知。如一人能说出行孝的大道理而悖逆不孝，便可说他并不知孝。王守仁说：“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具体表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果）。若会得时（知行合一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他更进一步指出只要动一恶念，就等于已行了，所以必须立即摒除，因为它不是良知。
阳明学颇近宋代陆九渊的学说，因此学者常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为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
明代阳明学盛行，史称其“弟子盈天下”，然真正笃行的很少，形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据”的浮薄士风。诚如清初颜元（号习斋）所说，明末社会上弥漫着“无事袖手谈心性”风尚。清初的大学者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将明之覆亡归罪于王守仁的谈心性。但我们综观王守仁一生，他确是一位抱着经国济世之志而身体力行的人物。至于末流，附庸道学，利欲熏心，骗诈无耻，非守仁提倡心学时始料所能及。王守仁个人及其学说的本身，与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宜混为一谈。
元明两代三百六十余年间，唯独史学极贫乏。元修辽、金、宋三史，疏漏冗杂；明修《元史》，五月成书，谬误芜漏百出，有一人而两传者。此殆为《春秋》以降，中国史学最落后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