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之衰与张居正之改革
推行绝对君主独裁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君主英明干练、精力过人。不幸的是明代自太祖、成祖两帝后，两百二十年间，除明孝宗弘治十八年颇有小康局面之外，其余的皇帝均属庸愔荒怠之君。宦官与权臣遂应运而生，与君主独裁互为表里。在这种混乱的情势下，士人阶级对政治有了不同的反应，激荡交汇而酿成党争。宦官、权奸、党争三者盘根错节地发展，再益以流寇与边患，大明帝国便如摧枯拉朽一般覆亡了。
皇帝是明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唯一重心。英宗昏聩，首幸宦官王振，酿成巨祸，被俘受侮，不知惕悔，复辟后仍宠任宦官，上文已述及。明宪宗（1465—1487在位，年号成化）专任阉人汪直，设立西厂（1477），由汪直主之，凡有异己，皆逮之处重刑，甚至“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其他宦官如梁芳、钱能等均贪黩弄权，鱼肉官民。宦官并非全坏，亦有例外，如孝宗为太子时之“老阉”覃吉，劝太子读《孝经》，史称孝宗之世，“政治淳美，君德清明”，这与覃吉之化育有关。可惜孝宗（1488—1505在位）治世不长久。武宗（1506—1521在位，年号正德）继位时年十五，是历史上有名的昏聩荒淫的君主。武宗昵宠刘瑾等八名宦官，人称“八虎”。“刘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换言之，即刘瑾可以专断批红，他就是“皇帝”。因此他作威作福的事，罄竹难书；戮屠无辜的事迹，令人发指。他经常将满朝大臣罚跪，有名的王守仁（即王阳明），也被刘瑾罚跪在金水桥南一次（1506）。他又设立“内行厂”，较东、西厂“尤酷烈”。一家犯罪，邻里皆连坐，有濒河居而无邻里者，则“以河外居民坐之”。刘瑾横行约五年，以图谋反被磔。武宗再宠江彬，江彬专门诱导武宗微服出游，寻求美女。良家妇女、官吏妻妾女儿，只要武宗中意，无不“纳”之；并“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有死者”！他确到过大同冶游（1518），时年二十八岁。宁王宸濠作乱，为王守仁所平，武宗以此为名，巡江南，“遍刷处女、寡妇”。有廷臣百余人伏阙谏者，全部被下狱，杖死多人。这种皇帝应该是旷古绝今了。这位荒淫无度的少年，过了十六年放纵的生活，自知“疾不可为矣”，于三十一岁时去世，结束了他丑恶无耻的一生。武宗无子，也是明代皇室的例外（熹宗亦无子）。因有明皇子多迎娶中流家庭女子，甚少与功臣宿将之贵胄通婚，其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外戚当权之弊端。中流阶级之女子，不似养尊处优者，入选者多为身体健康之人，故羸弱不育之事很少发生。武宗之绝嗣，实为例外，也因此引发了“大礼之议”之争，为明代的党争之发端，权奸严嵩也趁此时机脱颖而出。
武宗无嗣，明廷迎孝宗弟兴献王之子，年仅十三之朱厚熜为帝，即明世宗（1522—1566在位，年号嘉靖）。他即位后立即有“大礼之议”，即对自己的生父母应如何尊称的问题。世宗与死去的武宗是堂兄弟，故不能成为子嗣，上一辈孝宗是世宗的伯父。有人主张应尊孝宗为“皇考”，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有人反对，认为称生父为叔父，是违背伦常；应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尊孝宗为“皇伯考”。双方各持一端，争论了两年余，世宗虽“下廷臣议”，但内心自是赞成尊生父为皇考。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将反对尊兴献王为皇考的一百三十四人俱下狱，杖死者十八人。朱家的人对已逝长者的称呼如何，本无关国民生计，但当时的廷臣冒生命危险力争，黠狡者揣摩皇帝的私心得宠，严嵩便是显著的例子。
严嵩是进士出身，“疏眉目，大声音。……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已。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因佞悦世宗以兴献王入祀太庙，得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六年后任大学士仍兼礼部尚书。按大学士系正五品，自明仁宗开始（1424），大学士加官衔，加三师者为一品，尚书者为二品，侍郎者三品。时严嵩已年六十五岁，他朝夕入直，“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竟用忙到不洗澡的方式去取悦皇帝，可称千古奇闻。他“短项体肥，眇一目”的儿子严世蕃，与他狼狈为奸，贪赃罔法，穷奢极欲，无所不为。凡弹劾其罪恶的均得罪，惨死狱中的杨继盛便是其中之一。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1542—1562），明政之败坏，从此开始。世宗驭宦官严厉，故终其世虽仍有秉笔太监（如冯保），但无弄权之事，唯权奸代替宦官而已。世宗自其母死后“即不视朝”（1539），两年后因宫婢之变（宫婢欲谋杀皇帝），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接见”，此为严嵩得弄权之主因。君主独而未裁，自有人代劳，无论是宦官或权奸，或两者合作。
继位的明穆宗（1567—1572在位，年号隆庆），平庸无甚建树，在位六年而崩，由年方十岁的儿子继统，是为明神宗（1573—1620在位，年号万历）。明穆宗在位时徐阶、高拱、张居正继严嵩秉国政，徐阶为高拱所倾轧，去位。神宗立后，张居正阴结太监冯保，谗高拱于太后之前，神宗即逐高拱，以张居正为首辅。张居正从此当政十年，太后、皇帝均尊称他为“先生”。张居正内结司礼监冯保为助，对国政确多兴革，有人誉之为明代的王安石，亦非虚美。有史家论张居正之排挤高拱为秕行，其实高拱亦罪有应得。穆宗崩后，高拱说：“十岁太子，何以治天下！”太后及太子闻之皆大惊失色，故不待谗言，有此“躁论”，必被逐也。
张居正时代（1573—1582），明代的衰象毕露，其显著有三：首先是土地兼并之情势日炽。按自明成祖初设“皇庄”（即属于皇帝的私有田地）开始，到刘瑾擅权为止，一百一十年间，皇庄的数目增加到三百余个，占地三万七千余顷（每顷百亩），多系侵占民田或军屯而来。皇亲国戚、宦官豪强原都有朝廷颁赐的庄田，再用巧取豪夺的手段侵占土地，到武宗时，京畿以内这类庄田已达二十万顷。这种被强占的耕地，包括卫所军户的耕地在内，因此军户逃亡殆尽，有一个百户所仅存一人。既无军户，一旦边疆有警，只有募兵，兵需饷糈只能由中央政府负担，朝廷的财政负担日增。土地普遍大规模兼并的结果，是应交赋税的田地数目减少，因为皇庄及庄田均免税，故武宗时税田较太祖时几乎减少了一半。但额定税收不能减少，于是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贪渎舞弊，将赋税转嫁到农民肩上。农民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只有逃亡。这类逃亡到各地栖身的人，被称为“流民”。英宗时不过开国六七十年，流民已很多，他们“车载幼子，男女牵扶……采野菜，煮榆皮而食，百十为群，沿途住宿”。至宪宗时，单湖北北部已有流民一百五十万人。流亡愈多，农民的负担愈重，如此循环发展，社会更紊乱，朝廷的收入也日减，这都是土地兼并的恶果。
其次是朝廷的支出日益增加，造成财政的极度困境。支出增加的缘由有三：
一、王室的奢靡无度。明神宗时，锦衣卫人数已达一万七千余，内府监匠亦如此，单是厨役已近八千余人，开支浩繁。皇帝又滥行赏赐，方士进丹、伶人献伎等，均获厚赏或颁爵禄。世宗崇道，时营斋醮，宫中年费黄、白蜡三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靡费惊人。
二、宗室的豢养之资。按明制，藩王长子袭爵，别子为郡王，郡王亦然，别子为镇国将军，八世以后为奉国中尉，世世拜中尉，均有爵禄，不得为四民之业。至世宗末年（1562），全国供北京粮食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米需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及禄米之一半。需供养、坐耗禄米之朱子朱孙，日益滋生。亲王、郡王之类的藩王，奢靡更甚，奴使夫役百余万。百姓在淫威之下呻吟而已。
三、文武官员的泛滥。职官之人数从开国时的一万八千余，一百五十余年后（武宗时）膨胀到十二万余，增加了五倍有余，较之宋代极冗时期超出近四倍，其中武官达十万。如果加上官之外真正承办事务的五万余“吏”，官吏合计共约十七万。明代官俸虽很低，远低于前代（正一品官月俸仅八十七石米），但如此庞大的冗员，供给自极艰难，府库耗竭，而官仍不足以自存，故贪污成风。严嵩父子当权，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已成风尚。继严嵩后的徐阶，当权时颇有风骨，被当时人推为名相，然其致仕归松江，舟连百里皆载其财富。据说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后来他的政敌高拱当政，地方官“尽夺其田”，是真悖入悖出，亦足见明代贪赃罔法之盛。
最后是吏治废弛败坏达于极点。吏是事务官，历代各有称谓，汉代称掾属或掾吏，此后大致通称吏胥或令史，士人亦有为之者。元代因科举制未上轨道，士人之欲求显达者，多投身为吏；吏之品级亦高，有高至六品者，与状元初任官相同。进士出身而任掾吏者很多，故有儒吏之称。至明而吏、士分途，儒士不屑为吏，吏胥遂成为世代相传之专业，被称为“封建之吏”。官可以五日京兆，吏则衣钵相传，故为吏者深悉令例，为官者必须与之夤缘为奸，始可狼狈。此辈无名位前途，自然夙夜唯利是图，此在中央、地方皆然。清明廉洁的政治，逐渐转移成为吏胥政治之后，成为黑暗贪赃的政治。一切美法良策，经吏胥之手后，都成为具文，或鱼肉生民的借口。
“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的张居正，面对上述局面，既任首辅，自有一番作为。史称“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虽未必全是事实，但在他的时代，确是政体整肃，“一切不敢饰非”。他将明太祖以来各皇帝有关为人治事的“宝训”，分列为“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四十项，命经筵官为年幼的皇帝讲解。神宗年事渐长后，日习奢靡，张居正命户部将国家收支情形陈进，置于皇帝坐旁，使他洞悉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量入为出，罢节浮费”。他改革政风，收效时日不长久，他一死，不良政风便立刻故态复萌。但改革漕运，漕粮不受夏季运输时水患的影响，“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对于明廷有很大的裨益。
张居正政绩中影响最重大的除改良漕运外，尚有两事，即治黄河与行“一条鞭法”。明中叶后，黄河常决口为患，淤塞漕运，直接威胁北京政府的生存。故若干治河的官吏，以保运河为主旨。浙江义乌人潘季驯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黄河、淮河、运河是三位一体，必须三者通盘筹划，才能收到弭水患的效果。世宗四十四年（1565）及穆宗四年（1570），潘季驯两次受命治河，均因治河大原则有违众议而离职。神宗六年（1578）黄河决口，“居正深以为忧”，乃起用潘季驯，全力支持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新方法，收到预期的效果。上文所述漕粮畅运，与治河生效有关。张居正死后，“家属尽幽系”，乘时而攻讦张居正者蜂起，潘季驯仗义执言，被劾“党庇居正，落职为民”。六年后黄河再决，朝廷始起用潘季驯。潘季驯著有《河防一览》十四卷，并绘图说明。以现代的观点视之，他的治河之法固非治本之道，但较之同代诸人，则见识超群。如果没有张居正的专任，潘季驯也无由一显身手，造福黄淮居民。
张居正在整理财政上的工作是丈量土地，清查溢额、脱漏、诡借等弊端，然后改革税制。他重新丈量土地的结果是使全国“税田”多得三百余万顷，增加五分之二强，可见昔日亲贵豪强欺隐之严重。这种欺隐的结果，是转嫁到普通农人身上，即小民之“虚粮”。清查漏税的税田后，张居正于神宗九年（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即以往的一切赋役杂税，一律征收银两，按耕地的亩数计算征收。但因全国各地的情况复杂，有的地方是按正规处理，有些地方仍以人丁为主，耕地为辅，如按“丁六粮四”的比例纳税银。这种简化赋税制度的优点很多，主要有五点：
一、吏胥不能再巧立名目剥削农民。
二、农民不服徭役，获得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多余的时间专注农耕。生产增加，也可以自由转业，为城市的工商业提供更多的人力。
三、百姓纳税比较公允，大地主的人口少，徭役负担自然轻，今徭役计亩征税，则耕地少的农民，徭役的负担自然成比例地少于大地主。
四、因为拥有土地须纳徭役税，故工商界不愿投资土地，大地主亦增加出售土地的愿望，自耕农取得耕地的机会增加。
五、贡输的实物均折合为银两，运输的损耗和运费以及吏胥征收实物时的各种刁难苛扰，均全部免去，朝廷与平民均受惠。
一条鞭法并不始于张居正。世宗时（1531），南方即有一位知县试行此制，海瑞为淳安（今浙江境内）知县时也曾推行一条鞭法（1561），数年后（1570）他做应天巡抚，也实施此法，因土地未整理，成效不彰。张居正丈量土地于先，费时三年始清整完毕，次年始令全国通行一条鞭法，一年后他逝世，但此法仍继续被推行，十年后才真正普及全国。一条鞭法去除明中叶以后政治与财政上的弊端很多，无异为衰颓腐朽的明朝注射了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使明祚得以苟延数十年。
张居正治事持法严峻，父死未丁忧，神宗“夺情”，居正“以青衣、服素、角带入阁治政”，引起非议。翰林院编修王锡爵、吏部尚书张瀚等均因反对夺情被谪斥或廷杖，“人情汹汹，指目居正”，甚至街上也有谤书出现。皇帝乃下令再谤者，“诛无赦，谤乃止”。居正病逝后，太监张诚告诉神宗居正与冯保之“宝藏逾天府”，“帝心动”，乃抄冯保家，得“金银珠宝巨万”，以为居正家必更富有，“益心艳之”。张居正的敌人乘势群起弹劾居正，皇帝贪得其家财，于是被神宗尊为“太师张太岳先生”的家被抄了，得黄金万两，银十万两（严嵩籍没之数为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家人被禁饿死者十余人，长子自杀。神宗并欲将居正破棺戮尸，凡附居正者均遭贬斥。张居正一家的命运，不如王安石多矣。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自十七年开始即不上朝，三十一年间，只在“梃击案”时召见群臣于慈宁宫一次，临崩前三个月，召见唯一阁臣方从哲一次。廷臣上奏，多置之不理，史称“不报”。偶尔下一诏谕，多与搜刮金银珠宝有关。内外百官，有缺不补，到晚年内阁只剩方从哲一人。方从哲请增设，每月请求一次，“帝以一人足办，不增设”。方从哲先后上疏数十次，均不报。是故内外百官多空悬。六部尚书、侍郎应有十八人，仅有四五人；许多人年老多病，请辞不理，乃“拜疏自去”！六科给事中应有五十余员，仅存四人，有五科的印无人掌管；十三道御史应有百余员，后只剩五人。地方官缺巡抚三，布政使、按察使六十六，均虚悬不补，任职者做到老死为止，亦千古奇闻。政治瘫痪废弛，已达于极点，狡吏遂得势，鱼肉百姓。有人解释神宗如此，是为了省钱。他的贪财，确也破历史纪录。生儿诞女，皇子大婚，公主下嫁，均是敛财的借口，诏令“进银”若干，以供挥霍，是一位想积“金银珠宝若泰山”的人物。从二十七岁开始，到死为止，在三十一年漫长的岁月中，他在深宫日夜与宦官宫妾如何度过，史无记载，成为一个谜。有人说他抽鸦片，亦无确证。
自神宗二十四年（1596）开始，朝廷遣宦官为“矿监”与“税监”，在全国各地开矿，开征行商通行税。太监开矿的方法很简单，富民的良田美宅祖茔，平民的“丘陇阡陌”，“皆矿也”，如不纳贿，必遭破坏。贿银的一部分，贡入神宗，称为“矿银”。十年之间皇帝得到矿银三百万两。矿监多兼税监，他们在各地设关卡，任意需索，虽穷乡僻壤间米、盐、猪、鸡的流通，都要征税。遇上懦弱的人，关吏便直接掠夺。有一二里之间设关卡两处者。这种横征暴敛，与土匪无异，使百姓恨入骨髓，所以民变四起。杨荣为云南税监，“肆行威虐”，百姓恨之入骨，焚税厂，杨荣怒，杖毙数千人。冤民万人愤而焚杨荣府第，杀杨荣及其党二百余，神宗“为之不食者累日”。这类民变在神宗时史不绝书，多得举不胜举。矿税监设置的结果，不仅殷富之家破产，升斗平民亦逼至无以为生的境地，所以至神宗崩时，明朝已遍地“火药”，只待人去引发。
在民间已危机四伏的情势下，朝廷却有朋党之祸。首先是“建储”问题。神宗十年（1582）长子朱常洛出生，其母王恭妃无宠。神宗十四年次子朱常洵出生，其母郑贵妃有宠。神宗有意立次子为太子。主张立长子的自以为理直气壮，是正派；揣摩神宗心思的人，遂被目为邪派。吏部郎中顾宪成属于前者，曾以拒绝列名为张居正病祈祷而闻名。神宗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罢官归里（无锡）后，与弟弟顾允成修复宋代杨时讲学之东林书院，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顾宪成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东林书院确是一个在野士人臧否朝政的集议处，顾宪成的政敌沈一贯，制造“东林党”的名词，作为排斥异己的帽子，随时扣在敌对者头上。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后，被牵涉进李三才事件。淮抚李三才力陈矿税祸国殃民之弊，受到阿谀皇帝者的攻击。顾宪成独延誉之，于是阿谀皇帝者群起诟责宪成，“恣意诬诋”，说他擅收水税，向人索厚馈，“仆从如云”等。当然均非事实，但诋毁者咻咻不停。神宗四十年（1612），顾宪成死后，“攻者犹未止”。攻者将凡持异己之言论者，均指为东林党。“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发生后，朋党之势更炽，这批人“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一空。……小人卒大炽，祸于中国，迄明亡而后已”。
“梃击”“红丸”“移宫”三事，习称“三案”。神宗四十三年（1615），莽夫张差执木棒击伤太子朱常洛宫门人，冲入前殿被捕。一派认为张差乃欲立其子朱常洵为太子的郑贵妃所指使，一派认为张差系癫狂之人而已，此即梃击案。朱常洛即位（即明光宗）不及一月，患痢疾，病甚，郑贵妃使太监崔文升进药，病更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色丸药，朱常洛吞两粒即崩。首辅方从哲拟赏李可灼，引发反对，结果崔、李二人均被遣戍，此即红丸案。明熹宗即位，生母早死。明光宗所宠幸选侍李氏有野心，帝崩后即移入例为皇太后所居之乾清宫，时人均传其欲听政。周嘉谟、左光斗等疏请迁出，李氏被逼迁入仁寿宫，是为移宫案。朝臣对此三案议论纷纭，敌垒分明。认定张差是受郑贵妃指使欲刺杀太子，主张将崔文升、李可灼严惩，与乎坚持李选侍移宫者是一派，被目为东林党，反之，即是奸党。东林党并非朋党，只不过不惧权势，敢于抗议直言之士而已；奸党亦非朋党，主要是揣摩帝王旨意，阿谀求进之徒。“奸党”彼此之间，也时有矛盾，互相攻讦诟谇。简而言之，即一群以一己眼前利害而结合的奸人而已，无政见主张，形成利害休戚的相关朋党，所以他们后来尽附魏忠贤以去东林党。
熹宗（1621—1627在位）即位时年十五，僻宠乳母客氏。宦官魏忠贤，“少无赖”，以赌博负债，“恚而自宫”，入宫后与客氏通。“客氏淫而狠”，魏忠贤“猜忍阴毒”，青年皇帝偏“深信此两人”。魏忠贤目不识丁，却任司礼监，由反东林党之廷臣佐之。魏忠贤自掌东厂，以弟子任锦衣卫指挥佥事，任意“批红”，自首辅百僚到各省督抚三司，均任意黜陟升迁，于是“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内外大权一归忠贤”。趋炎附势之文武百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魏忠贤经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呼“九千岁”，诸督抚大吏争立“生祠”以歌颂其圣德。全国官吏、武夫、商人、无赖子均群起效之，在建生祠的名目下“穷极工巧，攘夺田庐，斩伐墓木”，强筹金钱，任意掠取。甚至有太学生请以魏忠贤配孔子！有疏陈其罪者，如左光斗、杨涟、汪文言等，均被下狱拷死。附魏廷臣陈《点将录》，胪列不附忠贤者，称东林党人，均遭罢斥或残杀。以一位目不识丁的无赖，能在六七年间做到权倾天下，德配孔子，知识分子俯仰脚下，犬豕不如，是政治史上之奇迹。
历代宦官跋扈专横，到魏忠贤而登峰造极，至明思宗（即崇祯帝）继位，其权势立刻化为乌有，其故何在？盖东汉及唐代之宦官弄权，在其掌握军权，皇帝受其挟制，成为其傀儡，所谓受制于家奴是也，宦官甚至弑杀皇帝，任意废立。故东汉、唐代皇帝欲去宦官，必须暗中设法假手外力以除之。明代君主独裁制确立，皇权无限，宦官之揽权而肆无忌惮，乃由于得皇帝之专任，其作威作福，均利用皇权而来，是“宦”假“帝”威。如英宗之于曹吉祥，武宗之于刘瑾，皇帝一不加信任，便皆伏诛。明思宗即位不及三月即杀魏忠贤，笞死客氏，其故亦在此。
明思宗为明熹宗异母弟，年号崇祯（1628—1644）。从即位开始，李自成已起兵陕西，次年满洲兵即首次围攻北京。这位十八岁便即位的君主，便在民变、边患与朋党交相熬煎中度过了十七年，而后身死国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