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之衰亡
明代自明成祖以后，即时有变乱，其中规模最大、旷日持久者是“倭寇”（1523—1564），前后持续四十一年。中国北起辽东，南至闽粤，均受到骚扰。倭寇是介乎内乱与外患之间的变乱，因为真正的倭人不过十分之二三，大多数为中国人，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富商大贾、官僚地主等各色人等，他们各为自身利害而与倭人勾串，骚扰劫掠沿海各省。
按明廷规定，不入贡者不得贸易，各国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因入贡土产，赏赐丰盛；既可贸易，兼可走私夹带，何乐而不为？这是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受明成祖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原因，目的在于取得贸易权。明廷允其十年一贡，“使额勿过二百，船止二艘”。此项“贸易权”所获利益，均为贵胄及特权者所独占，一般日本人并不能享有，于是日本人与中国商人合作走私，舟山群岛中的双屿岛遂成为走私的大本营，大约自明初即是如此。此时日本内部分裂，诸侯林列，明世宗二年（1523）遂发生“争贡”事件。两批日本贡使在宁波因验货之先后及宴席座次之高低大打出手。其中一位贡使“毁嘉宾馆，劫东库”，并杀明朝将官多人，“浙中大震”。朝廷乃下令禁止倭人通商，从此倭寇兴起，蹂躏海疆，以南直隶、浙江两省受祸最严重。“倭寇”气焰嚣张之原因有三：
一、明代的卫所制的“军户”经一百五十余年之腐蚀，已毫无战斗力，所谓“官军素愞怯，所至崩溃”是也。
二、“奸民”太多。奸民包括好乱的平民、不得志的书生，他们均受利诱而为向导，故倭寇尽知官兵虚实。这类人中，以汪直最著名，“攻城掠邑，莫敢谁何”。
三、宦官、权臣弄权。如讨倭寇名将俞大猷讨寇大捷之后，不仅不叙功，反被谪。倭寇终为俞大猷与戚继光所募之“兵”（有别于卫所“军”）平定，但四十一年的劳师糜饷，东南沿海富饶之区的破坏，税收锐减，是明廷财政陷入窘境的主因之一。
明代内乱很多，成祖极盛时期山东便有唐赛儿民变（1420）。唐赛儿聚众万余，攻掠莒、即墨两城。后变乱被戡平，唐赛儿逃逸。英宗时民变时起，初年有浙江叶留宗等民变。民变军剽掠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叶留宗的部将陈鉴胡哄杀叶留宗后，“自称大王，国号太平，建元泰定”。英宗十三年（1448），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起事，聚众数万人，攻陷二十余县，称“铲平王”，时福建布政使宋新为宦官王振爪牙，“侵渔贪恶，民不能堪，益相率从乱，东南骚动”。次年为丁瑄所敉平。贵州李添保、广东黄萧养等民变，均发生于明英宗时。此后宪宗时湖广有刘千斤、李胡子拥流民起事，“流民归（李胡子）者四十万”！
至明武宗时，刘瑾当权，官吏贪赃枉法，激起大规模民变，特别以发生在北京附近的刘宠、刘宸、赵燧民变最剧烈。武宗五年（1510），京畿一带连年饥荒，朝廷不仅不赈济灾荒，反而不断催缴积欠，百姓嗟怨，民心思变之象已成。刘宠、刘宸兄弟都很“骁悍”，为地方官捕盗有功，“刘瑾家人索贿不得，遂诬为盗”，刘氏兄弟（又称刘六、刘七）乃投大盗家而叛。附叛者如燎原之势，声势浩大，聚众十余万，“纵横数千里，所过如无人”，曾数次威胁北京，武宗急调边军解危。刘军剽掠所及，达到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江西等省。赵燧，人称“赵疯子”，是文士，起事后，戒部下“勿淫掠，勿妄杀；移檄州府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这个扰攘半壁河山的大变动，历时两年始被戡平。劫后满目疮痍，而官吏的贪残如故，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
与刘宠等人同时起事的还有江西的王钰五等十余人；四川的蓝廷瑞等数人，分别自称“顺天王”“刮地王”“扫地王”，有众十万，蔓延到陕西、湖广等地，官兵征讨，恣行残暴，民间谣称：“贼兵梳，官兵篦，士兵剃”；又称：“土贼犹可，士兵杀我”。这些民间谣传充分道出百姓的心声，也可以看出明代官军军纪之败坏。
明代自明成祖晚年开始，全国各地几乎均有民变发生，地方糜烂而苛税增加。以苏州和松江为例，普通农民的租税有高达十分之八者，顾亭林称“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斯之重者也”（《日知录》卷十四）。农民在重赋的压榨下，卖儿鬻女仍不足以偿苛税，只有流亡之一途；田地荒芜，政府收入减少，政府乃将租赋转嫁到其他农民身上；其他农民在绝境时，也只有弃地逃亡；如此恶性循环，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流民的数目日益膨胀。情况更恶劣的是“庄田”，即皇室及亲贵所有之田地，由农民为之耕种纳租，田租重到每亩纳一石二三斗，故有“今日完租而乞贷者”。庄田设有“庄头”，这些人任意蹂躏所辖佃农，“惨毒不忍闻”，使得“民心伤痛入骨”，佃农对庄头自然恨之入骨。
明代征商税的名目繁多，任何买卖都要征税。由于用兵的缘故，要征额外饷税，计有“辽饷”“剿饷”“练饷”三种，农、商均要纳此额外附加税。最严重的是“矿税”（见本章第四节），它使全国殷庶之家破产变成贫民，为明末天下大崩溃埋下种子。流民、庄田佃农、赤贫市民等，都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基层。
明直接亡于民变，变始兴于陕西。明思宗（1628—1644在位）崇祯元年陕西连年饥荒，百姓初食蓬草，继食树皮。至是年冬，树皮已尽，“掘山中之石块而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他们被逼为盗之原因，只求不吃石块死去而已，凄惨之至。兵部右侍郎李继贞奏“请以帑金十万赈之”，思宗不许，可称残忍。曾以贩马为业的高迎祥聚饥民起事，自称“闯王”，部将称“闯将”而不名。李自成、张献忠均为闯将。时朝廷裁驿卒，驿卒无所依食，“俱从贼”。延安张献忠聚众联“八大王”，与高迎祥汇合，拥众达二十余万，自陕西入山西，掠河南、扰湖广，及四川东北境。克敌有功之两员大将张道浚、曹文诏均被谗劾罢去。大学士温体仁告山西巡抚吴甡曰：“流贼癣疥疾，勿忧也。”可见朝廷态度之一般。时（1635）各路流民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过天星、九条龙等十三家七十二营（从十三家名称，可知其文化程度），决议分头四窜。李自成独主联合对抗，自是始崭露头角；且他与十三家约定，“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高迎祥与张献忠东下，攻陷凤阳，将朱元璋的父陵焚毁，高迎祥自称“古元真龙皇帝”。陷“皇陵”时，张献忠得小宦官善鼓吹者，李自成求之，张献忠不与，两人始交恶。从此高迎祥与李自成北回陕西，张献忠留江南。思宗九年（1636），高迎祥被擒，磔死，李自成袭称闯王，与张献忠同为民变两大势力。
从此时起，李自成独当一面者凡九年（1636—1645）。史称他“高颧深䫜，鸱目曷鼻，声如狼，性猜忍”。他部下网罗了两位河南举人，一是李信（父曾为尚书），曾出粟赈救饿民，民感激之曰：“李公子活我。”投李自成后，改名李岩。李岩劝李自成：“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又分散所掠财物济饥民，受惠者杂呼“李公子活我”，分不清是李岩或李自成，以此提高李自成的形象。李岩复创“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李岩善用心战。另一举人牛金星为李自成建制度，立官守。得此二人后，李自成以一求食之驿卒，觊觎皇帝的野心油然而生。
我们都习于将张献忠、李自成并称，似乎两人是一类人。细读两人的传记，确有若干共通之习性，如残忍嗜杀、气度不恢宏等，为争一个善鼓吹的小宦官而交恶，即可见两人的度量小。不过李自成确有一些行为与张献忠迥异。史称“自成不好酒色”，三餐皆“粗粝”，与士卒共甘苦；“每三日必亲赴教场校射”；兵临其故乡米脂时，遗金与知县，“令修文庙”等；均非张献忠所能及。他的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这种军队，自能受到百姓的欢迎。思宗十六年（1643），李自成先取陕西东部，攻占西安，改称西京，“兵所至风靡”，占领陕西全境，兼及兰州，建国号曰“大顺”，自称王，设官封爵。
次年（1644）元月，李自成率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东向攻山西，军令严整，严禁犯民，“纵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之各地方官“多望风送款”。三月十七日大兵临北京，京师城外守兵全投降，“京师犹不知也”。因思宗信用太监守城，“百司不敢问”。思宗最宠幸的太监曹化淳于十八日夜开彰仪门，李自成入北京，次日思宗自缢于煤山，明亡。李自成封思宗太子为宋王，并为被思宗砍杀未死之长平公主疗伤，释放刑部及锦衣卫的囚犯，明廷百官四品以下皆受职如旧。至于明之勋戚、文武大员八百余人，则送至军营拷打，逼彼等将贪污所得之财富献出。山东、河南等地，亦望风归顺，李自成遂称帝，时已奄有黄河流域各省。若非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他可能成为朱元璋第二。
李自成败于清兵后，逃归西安，途中听信谗言杀谋主李岩。次年（1645）清兵陷潼关，李自成南逃至武昌，尚有众五十余万，为清兵所击，或降或逃。九月，李自成率二十余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遂自杀，或曰为村民所击杀。牛金星逃逸。
延安人张献忠原为士兵，犯法当斩，逃亡为盗，与高迎祥等流窜各地。他曾投降明将两次。第一次是向总督洪承畴投降（1630），不久叛。他的部众作战的实况是：“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第二次投降明将熊文灿（1638），张献忠为左良玉“所创甚，不能战，大恐”，乃请降。次年张献忠叛，在长江中下游四处劫掠，蹂躏百姓，屠戮宗室（朱元璋后代）。两年后在信阳再为左良玉所败，受伤而逃奔李自成，李自成本欲杀之，罗汝才以为不如“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张献忠五百骑而纵之。此后张献忠流窜南直隶、湖广等地，糜烂地方，屠戮百姓。他陷武昌（1643）后，男子十五至二十者全部编入部下，其余尽杀之。长江浮尸蔽江，“踰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次年他入四川，破重庆，陷成都，时南明福王已无暇西顾，张献忠遂在成都称“大西国王”，据有四川。1646年，清兵入川，擒献忠，斩之。
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记录骇人听闻。据称他“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他宣布开科取士，应考者会聚之后，他却尽杀之，遗下笔墨堆积如丘冢。卫军十之九皆被杀，成都的百姓全遭坑死。他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剥完先死者，刑者抵罪。其都督张君用等数十人皆因杀少而被剥皮，并遭屠全家。“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他死后，四川城市无人烟，少数百姓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明代在众多生性稀奇古怪的皇帝、鄙劣不文的太监、贪渎弄权的大臣、扰攘盗名的士人等因素相互交织、倾轧攻讦之下，以至于腐烂虚弱，哪经得起流民的棒打拳击。流民对腐烂虚弱的明廷，可以横行无忌，有如摧枯拉朽，但一遭遇关外新兴的势力，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