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化
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文学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给中国文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反侵略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从三元里抗敌开始，文学就成为动员和鼓舞反侵略斗争的工具。其中有旧式诗文，也有通俗文字。著名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其中宣传团练、激励士气的语句，如“仿范里连衡之制，指顾得百万之师，按尝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悉能谈兵”。揭露内奸的语句，如“黄阁主和戎之议，自撤藩篱，乌云多蔽日之奸，甘为缪丑”。一望而知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并且是骈俪文字，但传抄甚广，所起作用甚大。张维屏的《三元里》诗，魏源斥责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斗争中出现的好诗篇。旧诗体裁被广泛地应用在歌颂英勇斗争的人民和将士们。有的诗篇虽不甚工，但很能传达当时斗争的实况。如梁信芳关于三元里乡民在牛栏冈会盟的描写，就是一例[67]。至于乡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传唱的歌谣，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国对文体的改革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给封建文化以很大的冲击。宣传革命的书籍，由天京的镌刻营和删书衙刊印，大量颁发。从儒家经籍的删改到新历的创造，都表示农民领袖们改造传统文化的意图。他们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这不但有利于革命宣传，也针对着空疏晦涩的坏文风，提出纠正原则。在太平天国书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浅显朴素，有时杂以广西方言，革命意识也都鲜明强烈。但农民终究不能创造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新东西。太平天国领袖们所赖以和顽固思想作斗争的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只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会教义。而他们的文学改造又被和教义宣传密切地联系起来，正如《钦定士阶条例》所说的：“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来，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因此宣传容易流于说教形式。这种情况到后期更加严重。就文体上说，许多宣传文字实际上采用西方教会小册子的形式，而考试取士则袭用传统的策赋律诗。可以看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创立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创立一种内容和形式很好统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