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世纪末年的新学
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介绍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作比较系统介绍，还是从19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早在60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的建议[81]，大意谓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所谓“西学”的内容只限于数、理、化学和地理的知识。他把“西学”包括在“洋务”之中，着重指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冯桂芬的见解基本相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虽然提出政治上应该变革的主张[82]，但在学术思想上仍坚持“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只是他所谓“西学”的内容包括较广，格致舆地以外，兼及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83]。王韬[84]完全同意郑观应论西学的见解，并著《普法战纪》等书。马建忠[85]精通欧洲文字，留学法国专攻法律数年。他主张应译的西学书籍中，比别人多加了法律一门，包括罗马法、国际法判例、各国商法等。郑、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把西学列为独立的一科。
严复的译述工作 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开始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学说。这和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有关。严复痛心中日战争的失败，在1895年以数月之力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86]，此后他继续译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籍多种，在乙未到戊戌几年中脱稿的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他又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西洋的逻辑学。他着重介绍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种生物进化论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社会进步观点。在当时中国要求民族生存和变法维新的具体条件下，这些学说的介绍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他又主张社会只可逐渐改良，“不能期之以骤”，这就是这些学说必然引导出来的结论。严复采用的译述方法，是半译半述，准确程度往往不够，但他所提出的对于译文的“信、达、雅”的标准，在今天还是值得提倡的。他在译述中创造了许多新名词，经过严复的系统介绍，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才有较多的了解。
严复以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传播“西学”，并发表《辟韩》等文以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攻击韩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称“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引起当时极大的震动。张之洞力诋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辨辟韩书》驳之，并警告严复“毋易由言”不要随便说话。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这时期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这可以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和谭嗣同的《仁学》为代表。大同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化观点。康有为以《礼运》解释公羊，把三世说解释为“乱世”、“小康”和“大同之世”，这就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说。他把三代和汉、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汉学、宋学所崇奉的不论荀卿、刘歆、朱熹的学说一概列于“小康之道”，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利用孔子名义来推行他的学说，替他作“离经悖道”的挡箭牌。大同学说这样极有创造性的见解，在发展中显然也受到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说的影响，他还尖锐地批判“弱肉强食”的理论，说“若循天演之义……其卒也仅余强者之一人，则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87]。
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在《仁学》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一种见解，认为“以太”构成客观物质世界。他又用儒家所讲的“仁”来解释“以太”的作用，认为“以太”是体，“仁”是“用”。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既假定“以太”充满宇宙，儒家传统说法又认为“仁”“充塞乎天地之间”，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联系起来，又区别二者体用的不同。这样大胆的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假设也不是出于偶然，因为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则无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既然“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其用”，那么借“以太”作为“仁”（就是“道”，“理”）的本体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设。这种哲学观点和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仁学》中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这就是《仁学》的基本思想。
对外国历史的介绍研究 资产阶级维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绍外国历史。康有为编写《波兰分灭记》，促使国人警惕敌人的瓜分阴谋。他以《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宣传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光绪皇帝戊戌维新的榜样。黄遵宪[88]于1887年编成《日本国志》，目的也是在于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新学”传播刚刚开始，《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杰出的著作都还没有公开刊布，“旧学”的维护者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已经急急发表《劝学篇》（1898年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文人叶德辉编印《翼教丛编》，极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离经悖道”的见解。但维新派也并不是主张舍“中学”而就“西学”的。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也同样的是以封建学问为主。戊戌变法《定国是诏》中明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和《劝学篇》的主旨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维新派所谓“新学”对封建主义文化妥协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旧派连这些改良的主张也不肯接受。
文体、文法与拼音方案的创造 在19世纪末新学的传播中，文体也初步突破了一些旧的拘束。特别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明快晓畅，通俗易懂，笔锋常带感情，最受年轻人的欢迎。此外，从实用语言的角度作出的贡献，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年出版）。这部书参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后、唐韩愈以前若干作家的一些词语，成为一部系统的汉文文法。至晚从1898年开始，白话文报纸已经出现于无锡等地。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儿童教育为目的拟出了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案。
“诗界革命” 在文学方面产生了当时所谓的“诗界革命”。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都以西学的新名词入诗。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最大。他早年就在《杂感》诗中提出反对因袭古人。在历次反侵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中，他以强烈的热情、通俗的语句和新颖的形式写出爱国主义的诗篇。其中传诵最广的是反对割台的《台湾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银无万数”等句歌颂中国人民的辛勤缔造，如“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这样雄壮的诗句表达中国人民誓不放弃台湾的斗志和决心。他的诗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有新的创造，有不少诗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翻译工作也已开始。林纾[89]译法国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于1899年在福州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