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前几年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进展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旧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之后，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势力对人们的控制。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1913年10月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订的《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尊孔尚孟”。于是无论大、中、小学教育都在提倡复古，君主虽然已被打倒，“至圣先师”的牌位却仍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帝国主义分子也时常发出中国必须尊孔复古的谬论。原来的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也攻击革命派“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宣称救国必须提倡孔教。各地士绅纷纷组织“孔教会”或“尊孔会”，并发行报刊。其中有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年2月创刊）。资产阶级“新学”当时被压挤得透不过气来，没有还手的力量。一般知识分子感到惶惑没有出路。
袁世凯反动势力加紧压迫舆论，控制新闻业。民国建立的时候，全国报纸共达五百家左右，仅北京一地就有约一百家。二次革命后，反袁、反帝制的报刊饱受摧残，报纸数目大大减少，内容也充满着反动落后的东西。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甲寅》等杂志，其中有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表文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并且批判知识界中的悲观厌世消极思想[99]，起了有益的影响。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 文化思想战线上空前剧烈的战斗是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杂志的创办者是陈独秀[100]，在当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张中国必须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抨击反动派提倡的国粹。杂志从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移至北京。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101]、鲁迅[102]，积极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学者胡适、钱玄同等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和撰述。这个刊物联系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前此留学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于1916年初回国办报，并从事著述。鲁迅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坚决反袁。当时他们和陈独秀以及其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冲击的队伍，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这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专制，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号召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103]。同时，他们主张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反对迷信落后，宣传无神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集中于反动派极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权和封建旧礼教。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的问题，这引起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04]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05]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有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礼教进行最激烈挑战的是鲁迅和另一激进民主主义者吴虞。吴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106]。鲁迅在1918年4月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更愤怒地揭露在封建礼教的“仁义道德”背后实在是“吃人”二字。
“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主张。早在1915年，李大钊已提出文人的任务是“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107]，但在当时文学界中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只是到思想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以后，新文学运动才随之兴起。当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提倡白话文和一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108]等。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109]，鲜明地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学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学革命中的主将是鲁迅，他从1918年5月起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对反动势力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点。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成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弱点和十月革命后运动的迅速向前发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本身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和限制，这给运动带来严重的缺点。由于他们忽视人民群众，运动被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由于他们不敢明确指出他们所进行的实际上就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企图回避“批评时政”的罪名，新文化运动没有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使运动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他们对于文化遗产不能正确地提出批判继承的主张，而采取偏激的，甚至全部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弱点。但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对知识青年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起了巨大的作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迅速地引起中国先进人物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烈欢迎和认真学习。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通过1919年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终于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01—114页（英约），第181—191页（美约），第192—199页（日约）。
[2] 《张文襄公电稿》卷四五，第31页。
[3] 同上书，卷四二，第16页。
[4]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1940年），浙江绍兴人。
[5]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
[6] 邹容，原名绍陶，字蔚丹（1885—1905年），四川巴县人。
[7] 陈天华，字星台，别号思黄（1875—1905年），湖南新化人。
[8] 黄兴，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1874—1916年），湖南善化（长沙）人。
[9] 宋教仁，字遯初，署桃源渔父（1882—1913年），湖南桃源人。
[10] 陶成章，字焕卿（1877—1912年），浙江绍兴人。
[11]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原油印本，存上海历史研究所）。
[12]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三号。
[13] 即《罗脱（Root)、高平协定》。
[14] 史密斯（Smith) 。
[15] 汤化龙等在10月16日草拟了《军政府组织条例》，串通革命党人居正出面伪称为同盟会本部所拟，开会通过。根据这条例组成的军政府，除由都督黎元洪总揽军、政两方面大权外，军事方面的参谋部（谋略处撤销并人参谋部）和军令部部长都由旧军官担任，只有军务部长为革命党人孙武；行政方面由汤化龙任政事部长，其下所属内务、外交，理财、司法等各局负责人全部由汤化龙拉进立宪派人充任。立宪派人的这种包揽阴谋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于10月25日开会改订条例，取消政事部，改所属各局为部，新立各部多数由革命党人负责，仅任汤化龙以编制部长闲职，汤不久即去上海、南京活动。
[16]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25页。
[17]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第356—357页。
[18] 《太炎先生（章炳麟）自定年谱》，载于《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5页。
[19]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0页。
[2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
[21]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页。
[22] 同上书，第100页。
[23]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947—949页。
[24] 《袁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会文堂，1925年版，第97页。
[25] 意思是说：革命军已起，革命党应该取消了。
[26] “宪友会”见本章第二节。
[27] 据《张謇日记》(1962年影印本）第二十四册，壬子三月，“二十三日（即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公会、共进会合并，开成立共和党大会”。
[28]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第127页。
[29] 魏宸组的演说词见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二。
[30] 张勋得到德、日帝国主义的支持，蓄意推翻民国，进行复辟。他和所率的定武军都仍留发辫，被称为“辫子军”。
[31] 日俄第四次密约第一条为：“两缔约国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第三国即指美国。条约全文见尹寿松编《中日条约汇纂》，第865—867页。
[32] 其中约一亿四五千万日元的借款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经手，通常称为“西原借款”。
[33] 协定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365—1370页。
[34] 日本政府在1917年6月曾向美国声明：“日本在华向有卓越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石井在向蓝辛说明“特殊利益”的内容时，曾举例说：假如中国遭受天灾或瘟疫，或发生内乱，或“成为共产主义的巢窠”，日本安全便受到“威胁”，便可作干涉中国内政的“自卫”行动。实际即要把中国当作日本的保护国。见《石井子爵回忆录》。
[35] 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为了把当选议员限制于地主、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修订的议员选举法中规定了极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例如在北京参加选参议员的选举人必须是“年纳直接税1000元以上者，或有100万元以上之财产，经营农工商业，经主管官厅证明者”，或“曾在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其所学任事满三年者”。
[36] 根据总统徐世昌在《裁兵计划》中的说明。
[37] 有的著作根据《东方杂志》第三十卷十八号，说耕地面积以1914年为100%，至1918年缩为83%。但这个数字是缺乏分析的，不可作为依据。
[38] 就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时报》上极不完全的记录，农民骚动在1915年有17次，1916年14次，1917年22次，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15次，共计68次。其中有人数记载的40次，约有33.7万余人。
[39]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十五表，杨端六等编。
[40]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4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6—188页。
[42]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39页。
[43]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页。
[44] 同上书，第129页。
[45] 同上书，第124页。
[4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9、221页。
[47]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第27、51页。
[48] 同上书，第62页。
[4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6页。
[5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十九章，附录（三）。
[51] 据当时农商部统计，1914年至1922年上海批发物价增涨140%，米价增135%，而工资只增80%。
[52] 如《暂行新刑律》第224条：“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款，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
[53]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盒（1792—1841年），浙江仁和人。
[54] 魏源，字汉士，一字默深（1794—1856年），湖南邵阳人。
[55]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别署安吴先生（1775—1855年），安徽泾县人。
[56] 庄存与，字方耕，一字善恬（1719—1788年），江苏阳湖（常州）人。
[57] 刘逢禄，字申受（1776—1829年），江苏阳湖（常州）人。
[58] 魏源《董子春秋发微》。
[59]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1795—1873年），山西五台人。
[60] 1850年印行。1859年和1860年在日本翻印两次。
[61] 张穆，原名瀛暹，字诵风，号石洲（1805—1849年），山西平定人。
[62] 事见《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一册，第92页。
[63] 何秋涛，字愿船（1824—1862年），福建光泽人。
[64] 《潜研堂集》卷三十三，《与友人书》。
[65] 《复鲁絜非书》。
[66]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文。
[67] 诗题《牛栏冈》，其中有句如：“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计不反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男方弱冠频请缨，妇能执爨愿从征。……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68] 孙诒让，字仲容（1848—1908年），浙江瑞安人。
[69]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2—1907年），浙江德清人。
[70] 王先谦，字益吾（1842—1917年），湖南长沙人。
[71] 李慈铭，字爱伯，号莼客（1829—1894年），浙江绍兴人。
[72] 王懿荣，字廉生（1845—1900年），山东福山人。
[73] 吴大澂，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1835—1902年），江苏吴县人。
[74] 盛昱，字伯羲（1850—1900年），满洲镶白旗人。
[75] 李文田，字仲约，号若农（1834—1895年），广东顺德人。
[76] 洪钧，号文卿（1839—1893年），江苏吴县人。
[77] 文廷式，字道希（1856—1904年），江西萍乡人。
[78] 李善兰，字壬叔（1810—1882年），浙江海宁人。
[79] 华蘅芬，字若汀（1833—1902年），江苏无锡人。
[80] 徐寿，字雪村（1818—1884年），徐建寅，字仲篪（1845—1901年），江苏无锡人。
[81]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1809—1874年），江苏吴县人。参阅《校邠庐抗议》中《采西学议》。
[82] 见《盛世危言》的自序和《议院》篇。
[83] 同上书，《西学》篇。
[84] 王韬，一名王瀚，又名利宾，字仲，号兰卿，又号紫铨，别署天南遁叟（1828—1897年），江苏长洲（属苏州府）人。
[85] 马建忠，字眉叔（1845—1900年），江苏丹徒人。
[86]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87] 《大同书》辛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页。
[88] 黄遵宪，字公度（1848—1905年），广东梅县人，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时署湖南按察使。
[89]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1924年），福建闽县（福州）人。
[90] 这是张相文1902年的译本。这个译本是从日本人自英译本转为日文的本子再转译过来的，错误甚多而且实际只译了上册（译本见《南园丛稿》第二辑）。严复不满意这个本子，他约在同时期从事另译，书名译为《法意》，但到了191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商务印书馆已另出版了新的译本《论法的精神》。
[91]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改称《中国古代史》。
[92] 《国故论衡》（章氏丛书本）卷上，第4页。
[93] 《国故论衡》（章氏丛书本）卷中，第59页。
[94] 同上书，第93页。
[95] 同上。
[96] 李宝嘉，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1867—1906年），江苏武进人。
[97] 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趼人，别署我佛山人（1866—1910年），广东南海人。
[98] 曾朴，字孟朴，别署东亚病夫（1871—1935年），江苏常熟人。
[99] 如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原载1915年8月《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
[100] 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年），安徽怀宁人。
[101] 李大钊，字守常（1888—1927年），河北乐亭人。
[102]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
[10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1916年2月发表于《青年杂志》一卷六号。
[104] 原载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二卷四号。
[105] 原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见《李大钊选集》第77—80页。
[106]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107] 《厌世心与自觉心》，原载1915年8月10日《甲寅杂志》一卷八号。
[108]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二卷二号，《胡适致陈独秀书》。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109] 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五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思想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