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文化的日益没落
经学考据与子书研究 从曾国藩提出保卫“名教”抵制农民革命以后，经过整个19世纪后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质更加显著，封建学术也更委靡不振。顽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绝学习外国一切事物。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封建正统文化的坚持者。这时期程朱理学恢复了统治。经学继承了汉学派的余绪而更偏重于细碎烦琐的研究。其中礼学号称最有成绩，特别是孙诒让[68]的《周礼正义》。这部著作被称为“朴学殿军”。作者费尽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严辨汉儒家法，但他不敢丝毫怀疑《周礼》本身的可靠性。清代考据学派把唐以后学者已经不很讲求的古代礼书捧出来，并高抬其身价。他们把研究引导到两千年名物（宫室、衣物、饮食）、制度（井田、赋役、军制）和繁文缛节（《仪礼》的冠、昏、丧、祭）的争论中去。一般经学研究也就限于训诂上细碎的发明。较有名的如俞樾[69]的《群经平议》只是墨守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成法。这些朴学家力求“以经说经”，一般都过信经文，对材料也不可能进行真正严格的审查。这时期子书方面研究，成绩较大。经学考据既难于超越乾嘉时代，更多朴学家的目光转向诸子书。太平天国革命后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来，这也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但子书研究成绩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训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后语》，以及湖南顽固派学者王先谦[70]的《荀子集解》。荀学比在乾隆时代初被提倡时占着更有影响的地位。顽固士绅宣称荀学比孟学更“醇正”，因为孟子书中还有“民贵君轻”之类的说法，可以被人利用来鼓吹革命。浙江文人李慈铭[71]本来自署“孟学斋”，后来竟改署“荀学斋”了。
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 金石学的地位逐渐提高，主要是由于达官贵人对碑版彝器的贪求无厌，题跋考释成为一时文人风尚。但大多数人只讲鉴别以定真赝高低，少数人如王懿荣[72]、吴大澂[73]考释比较精审，大体上能够继承顾炎武、钱大昕的朴实传统。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古文字学的研究。但无论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当时都只限在“小学”范围，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响。
光绪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绪中叶又很兴盛。提倡者是国子监祭酒清宗室盛昱[74]和李文田[75]、洪钧[76]、文廷式[77]等人。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风尚一般限于史料秘本的传抄笺注，缺乏实际调查，地理考证往往流于臆测，没有发挥前此张穆、何秋涛等讲求实际的研究精神。洪钧译注西域史料，成《元史译文证补》，是当时较重要的著作。史地研究极端脱离实际的情况，也是封建主义学术文化日趋没落的一种表现。
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译述介绍 这时期的自然科学还没有成为知识界的一门主要学问。四五十年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学习西方科学的主张，但影响不大。一些人企图模仿西洋制造轮船、鱼雷，试验不断失败。从60年代开始，清政府和湘、淮军阀主要为满足军事要求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机构。北京同文馆在1866年添设天文算学馆，讲授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湘、淮军阀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一个翻译馆，对西方科学技术作了较广泛的初步介绍。这些机构也招聘了一批科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兰[78]，任同文馆教习，充军机衙门章京。他自己对数学曾有发明，并有在上海和外国教士合译数学力学书籍的经验，但年事已老不能再从事译述。在江南制造局以译书著称的有华蘅芳[79]和徐寿、徐建寅[80]父子。徐建寅充驻德使馆参赞几年，译武器制造和外国各种军事章程多种，因为揭发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替李鸿章购买军火舞弊，被排挤回国。在洋务派垄断把持之下，科学得不到发展，科学家也没有前途。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推行传教和文化事业，设立学堂，开办印书局，出版报纸。几十年中它们所译科学、技术书籍种数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较粗浅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