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十字街头
回到家，父亲给我报了户口，又去派出所填写了“旧军官登记表”。时局日益紧张，岳父也结束了汉口的钱庄生意，经南昌回临川。
这年春节，我们仍和往年一样玩牌消遣。但年一过，就要考虑今后的谋生了。岳父也在想办法。年后他来到南昌和父亲商量，准备给我俩开一家店。但做什么生意呢？我们怕单纯的“买卖”难做，想做点有劳动力的加工产品，要么，就开个切面店吧。买来面粉，自己加工做切面，这样便属手工业。计议定当，岳父托人从汉口买来一台切面机器。起初岳父拟取名“利群面店”，父亲又觉得“群”字笔画较繁，不如改为“利民面店”。
岳父自己出去找店面。我只想租个小店面，卖点熟面试试，但岳父大概做惯大生意，看中了珠市街口、象山南路一家新盖好的店面，门面约有三十平方，上下两层，店租每月四石米。楼下左首有一间小房间，岳父便住在这里。外面就是店堂。
我申请了工商牌照，并印了数百张包干面的卷纸，上面有利民面店的招牌和店址。父亲的书记员赵椿林此时也无事可做，自愿来店里帮忙做面、挑水，管吃住，工资不论，每月拿五角钱零用。我们又花三元买了一只旧的、半圆弧形的黑漆柜台，在左首摆放了一个雅致的玻璃门书橱。那原是毛贻荪的书橱，现在拿来作摆放卷子面之用，可算是“斯文扫地”了。店堂前堆放二三十袋“兵船牌”面粉，是最优质的品牌。一张方桌，供吃饭和待客之用。右首墙边是我们的切面机。最后面是厨房。屋后有个宽敞的院子，总有五六十个平方，未经收拾，只围以竹篱。除了晾晒衣物以外，那年中秋，我们也曾在那里摆过一张小桌，供奉果品，以事赏月。美棠和我住在楼上。
我和赵椿林到别家面店去偷师取经，观察老师傅的做面方法。自己回来多次试验，总算做成，但质量很不稳定，不是太湿，就是偏干。
筹备工作持续到一九五○年三月，我们的面店正式开张了。美棠那时已经怀孕，开张那日岳父兴致很高，置办了不少酒菜，请一众亲友来店里吃饭。那日店里热气腾腾，众声喧哗，大家笑着谈着，欢声好像昨日。
美棠与我在象山南路闲逛时，有一天忽见路旁有块牌子上书：松鹤园。我俩张望了一下，它也并非店铺，而是居家的屋子，桌子仅有两张，也未见其他顾客。专做锅贴饺子。我们好奇得很，就进去尝试，发现味极佳美：这锅贴做得皮薄而脆，金黄而没有焦黑，火候适中，馅子鲜嫩多汁，价亦公道。此后我们便常常去此地。
棋盘街十字街口转角处，有家油炸豆腐专卖店，颇有名气。他家豆腐块头大，油炸过后再投入大锅，加入佐料，长时间地炖煮着。故豆腐外焦黄而内白嫩，热热地打上来，鲜嫩有异香。晚上我常常拿碗去打四块豆腐回家和美棠作夜宵。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十时许，美棠在楼上卧室里阵痛加剧，急去请来医师，父亲和姨姐闻讯也赶来宽慰美棠。两三个小时，希曾出生了，大家高兴极了。“希曾”的名字是父亲所取，他还说，就在前数日他曾得一梦，梦见一条黑龙在面店门口翻腾飞舞。
岳父很会烹调，每日买猪肚猪肝等给美棠加强营养，岳母也从临川赶来，带来了手做的婴儿鞋帽等物，家里天天欢喜忙碌。满月那天，我们在面店办满月酒，大家又热闹一番。
至于店里的生意，却十分不尽如人意。湿面一天只能卖个三五斤。有一天夜里，店里来了个贼，偷去一把中号的切面机器刀，顺便还背走一袋面粉。中刀乃是常用的刀，失去了它，我们就只能切出宽面和细面，不能切出中等宽度的面了。我们起初怀疑是一百米开外的一家老切面店找人干的，后来又怀疑常在附近卖草药卖膏药的一个山东大汉，因他一面卖膏药，一面也卖弄武功……不过怎么说都是些无凭无据的猜测罢了。再后来，店堂里堆积的那些面粉则因为阳光曝晒而生出小虫，并且略带些酸味。如此，生意也更差了。
七月里一日晚上，我忽然被屋外喧闹声惊醒。推窗一看，但见街对面之店铺已尽着火，熊熊烈焰，扑面生痛。南昌民房多为砖木结构，除主墙以砖墙隔开外，屋内板壁一般均用木料。若天干物燥，就极易着火。万幸的是风向并不正对我店，窗棂虽然被外面高温烤得枯焦，但最终不曾起火。美棠抱着希曾回陈家桥，我与赵椿林留下看店。大火烧到天亮，总算扑灭。
到了八月间，开店已近半年，美棠一结算，亏损甚大。我们盘算一番，决定关门大吉，切面机、柜台、剩余的面粉也都廉价处理了。
这期间我也四处在找别的出路，但并不容易。一日，我在马路电线杆子上看到贴的小广告，说是某测量队需要招人，我便按地址写信去应征。因我在军校学过观测，会制作地图，对此亦有兴趣。然而信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也知是“历史原因”。
又一日，偶遇从前心远高中的同学潘善穀，告诉我他现在在南昌市粮食局工作，科长对他颇信任，局里又缺人，愿意为我介绍。未几日，他果真告诉我，说科长约我去面谈。那日我如约前往，见工作处所原是一个学校的教室，靠黑板讲台处摆了两张课桌和长凳，权当是办公桌椅。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坐在两张课桌拼在一起的办公桌后，想必便是科长。我同他照面而坐，他问过我一些简历情况，辞出后几日也再无消息。
姑妈从前在南城雇佣过的一个少年长工，我们年龄相若，那时他干完杂活，常在傍晚时分与我和弟弟、侄子、外甥等人在后堂厅里玩耍。后来他参加解放军，又当上了军官，这天找到陈家桥来与父亲姑妈等人叙旧。他气色不错，谈些部队里的事。我也去了，回到店里觉得心里闷闷的，一头倒在店堂后小房间里的床上便睡。美棠见状，便知我在想些什么，忙来我身边劝解，同我聊聊我们未来的生活。我渐渐缓过精神来，又觉得可以好好地过下去了。
一天，我上街找工作时，看见一个招生广告，写的是“东南会计训练班”正借用某校的教室在晚间开课，教授会计、统计与速记。我寻思着学习一点知识总是好事，遂报名参加。如此，每晚七时至九时便去读夜书，这样过了三个月，对会计学科有了些入门知识。虽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用。
在街上闲逛时，还遇见了初三时的同学李胄郭。他家里穷，以前有个外号叫“酸老倌”，南城话里意思是“穷酸的家伙”。我从来不讥笑他，他同我好。这回遇见，他提议说：“何不一起去卖点干辣椒呢？”他向我分析道，这是一桩极小的买卖，两元的成本就可以向批发店买一大筐干辣椒，零星售出可获对本之利。我反正无事可做，便同他合伙去买了一大筐干的红辣椒，两人一前一后，扛了便走。
听从他的安排，我们来到靠近郊区的一条长街上。那里有一家乡村茶馆，馆子里有大概七八张未上漆的木桌和木条长凳。小贩在那里憩脚或者谈生意，也有三五个乡下人喝茶，担来的菜蔬土产就倚在茶馆门前的石阶上，若有路过的问价，他们就立即放下茶杯做上一笔生意，否则就悠悠地喝着茶，间或抽上一筒旱烟。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九十点钟的光景，太阳热乎乎地晒进茶馆的一大半地方。天朗气清，喝着新泡的热茶，望望外面往来的人群，一时觉得此中真有人生的乐趣。
茶馆兼卖点心。我们就喊来一盘白糖糕，一份“二来子”，也就是重新下锅炸的隔夜油条，静静等候有人垂青我们的辣椒。可惜并没有。直坐到下午四点，我们把这筐辣椒仍是一前一后地扛回城里。再到次日，又一前一后把辣椒扛去茶馆，泡茶，吃点心，无人垂青，再扛回城里。如此一周光景。
坐茶馆不行，李胄郭又提出去城里卖。我惟命是从，两人一前一后把辣椒扛进了城。因为没有摊贩证进不了市场，我们便把辣椒抬到一家大户人家门口歇脚。半个小时左右，忽有一年约十一二岁的女孩过来，说要买半斤辣椒。这可是第一笔生意啊，李胄郭操秤，我也起劲地准备纸张，包好后给她。她付了钱走了不到五分钟，又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向我们飞奔而来，也说买半斤辣椒。我们不敢怠慢，忙认真称给他。又过了四五分钟，先前那个女孩又兴冲冲赶来，说再买半斤辣椒。
我们心中暗喜，颇觉得财神老爷终于肯赏光眷顾。忙忙碌碌又做得几笔生意，趁着片刻清闲，李胄郭坐着休息，忽然拍着腿叫起来：“不好了！哎呀！我们上当了！”我惊问其故，他说：“我忘记除盘子啦！”
原来盘秤的设计包含了铜盘的重量，我们没有“除盘子”，意味着每笔生意都多给了顾客与铜盘重量相等的辣椒分量，自然顾客盈门。
回到家，美棠和家里人对我大加嘲笑一番，说我根本不像个生意人的样子，还学人家经个什么商？经历此番铩羽，李胄郭和我都颇感挫折，乃决定停止此项活动，把辣椒扛回批发商店低价售出，了却一段“公案”。
又到年终，十二月中旬时候，上海的十三舅来信，说他在上海经营的大德医院总院需要会计，望我去上海任职。
美棠、岳父与父亲都觉得很好，说不必耽搁，过两日便动身吧。
我便去南昌火车站买票。此时的火车站空无一人，亦无一物，徒有四壁而已。我进入一个小门，墙上张贴着残破的火车站规则，右手边上有半圆形的售票口。我买了票，再看四周，唯见角落里一堆未及清理的垃圾。
那天夜里，父亲和姨姐备了几个好菜，也请了岳父来聚餐。吃了饭，大家款款地聊，父亲吸着水烟。那是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但当时并不知晓。
美棠抱怨说，希曾哭闹得凶的时候，我有时会动手打他。父亲听了忙道：“不能打！以后我给他写个‘免打牌’挂在头颈上，再也不许打了。”边说，边用点水烟的纸捻子在希曾脸前画着圆圈。那时希曾才七个月大，只知道瞪大着眼睛，随着纸捻上燃着的小光点转悠。
我们决定由我先去上海，待一切顺妥后再告知美棠，让她带幼棠和希曾同往。
十二月底，又是一个清晨。我坐上人力车，脚下是大箱子。父亲、姨姐、美棠、三弟、弟媳等人都来门口相送。车子起了，就要走了。我忍不住回头深深望了父亲一望，隐隐地感到这许是最后的一眼。
等我再次回到故乡南昌，已经是五十八年以后的事了。那一眼回望，也真成为我与父亲之间最后的相望。
我于一九五○年年底某日抵达上海的时候，天已傍晚，忙叫了辆三轮车直奔华山路一一三六号，十三舅和舅母在门口台阶等着我。是夜，我便在表弟房里加了张铁丝床睡下。
美棠和我的计划是，我先把主要行李带去上海，落实好住处再把她和爱堂、幼棠接来。我们起初租住在山东南路上的寿康里，后来我在新永安路十八号花费七两金子订下了两间房。自此以后时间漫漶人往人来，孩子们在这里出生、成长、远行、归来、离开，美棠与我则在这个屋檐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我那时在大德医院兼任两个岗位，领取双份工资。一是大德医院的会计，刚好用上先前所学；一是大德出版社编辑，那也正是兴趣所在。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忙碌而欢喜。
五十年代初时，上海市民的生活还很活泼热闹。每个周末，许多单位的工会都会组织联谊舞会，大德医院的工会也是。美棠最喜歌舞，又爱与人交往，是个逢舞会必到的人物。那时候私营舞厅照常开业，美棠和我也常常去玩。
不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者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
美棠在抗战期间因躲日机轰炸，曾随父母避居汉口乡村。那时她看见稻田里插满了秧苗，误以为是韭菜，留下过笑柄。
我以前也从未进过菜市场，到上海后要去菜场买菜，也因为分不清卷心菜和黄芽菜，落下了口实。这事从此也成了我们在儿女面前互相揶揄的笑料。
我因在大德出版社编《妇婴卫生》刊物，一次看见上面刊载巴甫洛夫的“无痛分娩法”，像得了宝，回家就对美棠宣传起来。美棠听我把话讲完，淡淡问道：“这个巴甫洛夫，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话没说完，她就往我大腿上狠狠拧了一把：“痛不痛？”她还是淡定地问。“痛！痛！”我叫道。“女人生孩子，你们男人怎么知道痛不痛。”她说。
孩子们的调皮，她也要一一对付。那时每值夏季，黄浦江里总有许多小朋友游泳。申曾最喜欢游泳，长到十二岁的时候还横渡浦江。但当时他尚幼小，水上公安局的人为了保障小孩子安全经常派人去阻止他们游泳。孩子们见有人赶，每四散逃逸躲藏，而申曾逢到这时候就躲到船底下去，危险非常。美棠便下死命令不许他去游泳。申曾想了个办法，他游泳回来，在岸边让太阳把身上晒得干干爽爽方才回家去，心想那样他母亲定抓不到他游泳的证据。美棠见状，只抓起他手臂，拿指甲在胳膊上一划——就是一道泡过水的皮肤才有的白印子。“你又去游泳了！”
那时候路上游行很多，顺曾很喜欢看。有一次，他才四岁的时候，跟着游行的人群走啊走就走失了。我们四处寻不着他，问人也都说不见，着急得很。美棠提醒我一家一家派出所去问，果然走到嵩山路派出所的时候，说有群众送来一个走失的小朋友。我忙骑车赶过去，天色都黑了。一踏进派出所大门，见顺曾坐在乒乓桌上吃着民警给他的面包，更有人吹笛子哄他。他倒是快活得很呢！
我给孩子们做了一本大画册，封面上题了“大家画”三个字，鼓励大家把所见所想都画上去，然后互相观摩，提高兴致。
孩子们小时候在画册上画下各自的理想，只是现实生活改变了一切。
一九五七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赴安徽劳教，自此开始了与家人二十二年的分别。家计陡转直下。动荡的年代，五个孩子正要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长大成人、读书学艺、上山下乡、工作恋爱。岳母日渐年高，所谓母老家贫子幼，家中无一事不是美棠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