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问归期
我走后不数日，出版社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能与我“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多年以后，美棠与我谈起此事，她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又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贪污腐化，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长子希曾也只有九岁，却知道生活开始变得艰难。那时正值“大炼钢”，一日他路过外滩，见一群工人正在对着一堆钢铁敲敲打打，然后搬到马路对面。希曾停下来看他们做事，就有人问他：“你也想来搬么？”他点头。于是工人们就给了他一些轻小一些的钢件来搬。搬了一个上午，工人们给了希曾五角钱作为报酬。希曾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美棠询问后大惊失色，嘱他下次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
美棠自己为了补贴家用，却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她也从此落下腰伤。
两地相隔，我和美棠从未中断过书信联系，孩子们稍大些后，也都与我保持通信。
六安汽车齿轮厂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兼出售邮票。有一日晚饭后，我正有一封信要寄回去，摸摸口袋尚有一把钱币，懒得去数，便到柜台前问营业员买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付钱时候我掏掏口袋：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没有了！还差一分钱，营业员收回邮票，我也只好收回硬币，带着寄不出去的家书回去了。
五九年秋天，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忽得一种肿胀之症，下半身皮肤与肌肉好似分离开来，肿胀成氢气球一般，腿的直径总能有二十公分，不痛不痒，只是行走不便。医务室给我开了病假休息，却也无药可医。恰恰在这一天，我收到了美棠给我寄来的一瓶“乳白鱼肝油”。
于是这天早晨，当伙房照例扛来一桶红豆饭，并且给我盛满了一个大号搪瓷杯后，我把将近半瓶的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搅拌，顿觉这红豆饭又香又软，滋味妙不可言，吃下去人也觉得舒服。一瓶乳白鱼肝油两天就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肿胀症状竟也随之消失，完全复原了。
美棠因为常常感到腰痛，也曾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开了药，一帖要花费两元六角。美棠一算，这样一个月就要用十二块多，哪儿来的钱呢？她也就不再去看病了。
岳母于女红方面特别擅长，五个孩子的破旧衣服都由她修整补缀，先以各色布料拼凑起来，再以靛蓝统一染色，整旧如新。有一回，乐曾穿了这样一件八卦衣去学校，结果引起学校老师的惊叹，特别把他带到办公室，让全体老师都来欣赏这精彩的“手工艺品”。
1运动鞋破了。脚跟处磨穿，有两个洞。
2首先取来一段粗铅丝，用老虎钳做四个宽约2厘米的骑马钉（A）；再取一段旧板车外胎，剪成两个与鞋跟大小差不多的方块（B）。
3在后跟部，打洞，把两个骑马钉嵌入，然后用铁锤把钉子敲平，即成。
此法根据本人经验可延长鞋子使用期限四至六个月。
1长统新袜 2袜底磨破了 3用比较厚的碎布片修补之 4补过的袜子磨破了 5剪去破损部分，以线缝合 6成为中统袜 7中筒袜磨破了 8剪去破损部分，以线缝合 9成为短袜 10短袜磨破，可以丢掉了
1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列宁装是最潮的时装。我也曾购置一件，平时不太舍得穿，唯有逢年过节或召开重要会议时才被我征用为“礼服”。一九五八年秋，我到安徽后，美棠把衣服的毛领拆下，寄来给我御寒。
2五年后。
3十年后。我对这件列宁装做的是加法。一层一层补上去，最后用一条白色被单把它包住，再用一根粗线缝固，没有纽扣，穿的时候用带子一扎即可。这件衣服有三大功能——挡风御寒，这是本来用途；能防雨，因为超厚；睡觉时用它压被子，顿时被子里封闭暖和起来，因为几年补下来，这件衣服已经重达十多斤了。
4一九六八年夏，我离开土方队，调到六安汽车齿轮厂。这件衣服不再服役了，我把它折得端端正正留在工棚上平时睡的铺位上。临走时又对它多看了一看，为了严冬世界里它曾给过我的温暖踏实。
那时，每月发放一次“糕饼券”，美棠每到这天都会去买点苔条麻花给孩子们吃，那可是他们的最爱。麻花发放时间定于那天晚饭后孩子们做功课的时间，定量发放一人一根。
没有美棠的精心计算，我的经济时常陷入窘境。
六○年开始，美棠去黄浦区的街道生产组工作。因为心灵手巧，生产组里每逢学习，做记录、写总结都是她。有时遇到新的零件加工，也总是让美棠先去厂里学，学会了再回来教大家。做工常常需要两人一组搭档，大家都争着和美棠一组，这样完成的质量高、数量多，自己还好省点力气。生产组的小组长很信任美棠，每回生产组里有什么纠纷矛盾，总来找美棠商量。她待人和气，办法又多，组里其他阿姨也常来找美棠帮她们写材料或是家书。美棠每天中午匆匆回家一趟料理家事，给孩子们准备午餐，有空时便给我写信，也有时是给同事们写信——常常还要排队。
1美棠在生产组工作，每天中午匆匆赶回家给孩子们准备午餐。
2有时候，午餐来不及做，只好让他们“DIY”——五个孩子每人发一个小面团，他们自己做个饼吃。
3四子顺曾喜欢玩创意。轮到他做饼时候，他把面团捏成了一把手枪的形状，烘好了就成了一个手枪形状的饼。
4“不许动！”他拿着新枪很得意地指着哥哥的头。
5次子申曾一口就把枪管咬下去半根。
6持枪者示威不成还损失了午餐，嚎啕大哭！
因为我的缘故，家庭“成分”差。美棠在上海，面对的困窘不仅是生活上的。她说她记得有次因事去寻里弄干部范阿姨。找到她的时候，范阿姨正背向着她，美棠遂叫一声：“范阿姨！”就在她转过头来的瞬间，美棠见她原本满面春风的脸，因余光见着是美棠，瞬时变得冷若冰霜。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信不诬也。
六八年，长子希曾中学毕业。美棠急望他可以分配到工矿单位，既可以分担家庭经济重负，又能帮忙料理家务。然而学校工宣队坚持要把希曾分到农村插队，若如此，则不但不能帮助家计，反更需要家中接济。美棠苦求多次希望照顾却都无果。一天夜里，小红（编注：系平如、美棠女儿，韻鸿的小名）半夜里醒来，见母亲跪在阳台上望天祷告。她是实在无处求助了。
两天以后，学校工宣队被调走，来了一组新的工宣队。申曾得到消息忙告诉母亲，美棠乃匆匆赶去再次说明情况。新的工宣队长同意美棠的要求，将希曾分配至上海的无线电厂，或许真的是上天垂怜。
这些年来，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孩子们从小坐在街边一把一把地散卖些珠石。她本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终于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只。就要卖掉它的前一天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小红，心里觉得难受。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六九年，申曾和乐曾被分配去江西插队落户。这时美棠已经变卖完了身边所有东西，家里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羊皮袄子，就是当年她从我母亲遗物里唯一选中的物什。美棠很喜欢它，总想留着它老来也能防寒。但是两个孩子插队急需置办日用品。无计可施，只能把它也拿去当。她从新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拣了间出价最高的当铺，得了六十元。“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她的当票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满满一盒，却早已无力赎回。
五十年代时，我曾经买过一张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美棠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紧，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
申曾插队后，在农村利用便宜的人工和木料打了一套好些的家具送来上海，其中有一张八仙桌。小木桌无处可放，美棠让乐曾拿去换点钱。乐曾跑去一间旧货店，收购价两元。乐曾把小木桌交给店主，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把它往墙角一丢，颓然倒地，木架子歪在一边。乐曾心思敏感，见状凄然落泪。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是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完全不费脑子。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放在口袋里，夏天就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读诵，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再后来有一阵子，我向内弟借来一把小提琴学。可平时若在工棚里练习会影响他人休息。于是想了个办法：我弄了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面画上琴弦和琴格的位置，平日晚上就在蚊帐里用这个虚拟提琴练练指法，到周日休息才去工地外练真家伙。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每年一次的春节回家探亲都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时候，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三十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岳母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我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我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我只同意长子希曾和次子申曾送我去火车站。几个小的争着也要送，我没同意。争了一会儿，最小的小红忽然笑着说：“好！我有办法的。”
到了天亮时分，准备动身。我到里间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我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拎起包的时候，我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希曾、申曾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一九七九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属正式工人，享有劳保和退休待遇，我每月寄回家的工资也是维持家计的主要来源。假使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陷入窘境。
就这样，我与美棠和孩子们反反复复地商量权衡，最终仍是决定离职回家。于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正式向齿轮厂提出自动离职的申请，签下“保证以后决不回齿轮厂”的保证书。美棠和孩子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我回家后的政策落实四处奔波，收集消息、写信上访、要求复查。
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冰与雪，周旋久。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时申曾插队在江西没赶上拍这张照，就只能在画中把他补上。
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我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回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资和级别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
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向往，竟终不得实现，“他生未卜此生休”，徒叹奈何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