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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故乱翻书
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代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从前比较狭隘，仅仅限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武侠小说，还乱七八糟看了好些笔记小说，包括《聊斋志异》。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模仿《聊斋》胡编了一段鬼故事，老师写了句批语说：“你这学的是《聊斋》吧，以后不要学这种文章。”但是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因为年轻，吸收也快，每次跑到北京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能看完，而且看了又换、看了又换，知识扩充的速度要比成年和老年大得多。
记得有一套“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当时是很不错的，解放以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书非常之好，大概有五六十种之多，所选内容都很精彩，比如丰子恺、朱光潜的书。丰子恺不只是美术家，或者文学家，而且介绍了许多新知识，好像你编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或者代数学教科书，并不见得你的几何、代数水平有多高，可是这本书本身有影响，给中学生念了就开阔知识。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知识，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像《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还有《西洋建筑讲话》，从古希腊的神殿讲起，读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第一个接触的就只能是抄袭，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在当时，大家如饥似渴地需要这些东西，他知道一点马上就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不能嘲笑他，就好像你不能嘲笑三岁小孩子一样。人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知识正像三岁小孩刚刚学知识的时候，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敏锐，什么东西都往里搬，搬了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所以他的贡献不可忽视。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梁启超的好多东西对我们那一辈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和梁启超一样，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我有一个同学关崇焜，家里是官僚贵族，父母两系都是尚书级的，入了民国以后，家当然也没落了，不过他们家的房子非常好，深宅大院一层套一层，而且藏书很多，我和关崇焜很要好，经常向他借书。他家里旧书特别多，二十四史一大套，我看不了，而且也不想看，他就推荐给我一套《清稗类钞》。《清稗类钞》是清人笔记，属于野史，记载的大都是清朝的真人真事，这就大大增长了我的历史知识，而且读起来挺有意思的，虽然都是文言文，可是并不难懂，所以一直到后来我都喜欢读野史，总觉得它较之正史更为人性化，也更真实。
除此以外，他还借给我许多新文学的书，比如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徐志摩的诗我很欣赏，他的诗上口，可以背诵，这是其他的白话诗比不了的。其实徐志摩的诗也是模仿，模仿英国浪漫派，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茅盾的书我不喜欢，是硬着头皮读的，因为那些小说的背景都在上海，写股票市场里多头、空头如何操作之类，我对那种生活完全隔膜，不懂，所以看着没有兴趣。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某些学术性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1937年春天，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里连载了顾颉刚先生的三篇文章，讲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多年以后在历史所和顾先生认得了，文革的时候竟然还关在一个牛棚里。还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似乎给我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记得他的第十二封信是《慢慢走，欣赏啊！》，他说，人生中很多挫折和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文中谈到，人生就像游览阿尔卑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地欣赏。
《天演论》我是后来才看的，那时候没有看过。严复是桐城派，他的文章完全是桐城派的笔调，非常难读，我读不下去，零零碎碎的听别人介绍，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是转手来的。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就连我们小时候童子军的军歌都是“不竞争，安能存”。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度也与此有关，他始终都停留在进化论的阶段，停留在实证主义，而且他批评别人也是这样说：什么什么人为什么还这样思想呢？是他没有接触到进化论的缘故。其实胡适接触到进化论，却被进化论束缚住了，处处都受了它的限制。林琴南（林纾）的《说部丛刊》我也看了一些，他也是桐城派，也是位文学家，可是他的文笔却很容易看。林琴南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大概有两千万字，都是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每本都不太大，一天就能看一本。
中国对西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鸦片战争打了败仗，知道他们的船厉害、炮厉害，我们打不过。过了一二十年，开始要进步，要维新了，知道不光要有船坚炮利，还得有科学，没有科学知识怎么能船坚炮利？所以就成立了广方言馆、同文馆等等，学习西方语言，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又过了一二十年，又知道他们之所以比我们先进，除了因为有声光化电的知识，还因为他们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他们有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人民的意见可以反馈到上层去。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就是要开议院，通上下之情，那时候叫立宪，要实行宪政。到了五四前夜，才知道要国家振兴不只是会开炮开船，会造机器，原来洋人也有精神文化。我们过去只学人家的船坚炮利，学点声光化电，用王国维的话讲，那都是些“形而下的粗迹”，不知道他们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我们既然要开放，就不能只知道人家的机器，也应该知道人家的文化。王、梁一辈人介绍西方哲学，中国人才知道原来西方人也有西方的精神文明，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的东西是最好的，中国的仁义道德全世界第一，西方无非就是船坚炮利。一直要到他们这一辈人才逐渐了解，先进也有先进的道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精神文化。林琴南介绍的那些文学著作，写的都是人心和感情生活，原来西方人也有很精微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会做机器。这使中国人的世界知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
林琴南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只从翻译技术层面去评价他，实际上他不懂外文，先后找过几个人合作，其中以杭州魏易最佳，他为林讲故事，然后林就完全用自己的话来写。林琴南是桐城派，文笔不错的，虽则也闹出好多笑话。比如他在一本小说里描述，某个人生气了，就“拂袖而去”。中国古代人的衣服是宽衣博带，生气了把袖子一甩就走了，叫作“拂袖而去”。西洋人穿的是西装，袖子挺窄的，无法“拂袖”，所以就闹了笑话。不过我们不能从翻译的角度去看他，说他哪里不符合原文，哪里不符合原义，在文化转型的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输入那么多东西对中国是有贡献的。再说那也不是翻译，而是别人告诉他一个故事，他用自己的笔重写。严复也是这样，不过严复比他好一点，因为严复懂英文，可是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译，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边，所以现在要是专门研究严复的话，得仔细对照原文，看哪些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哪些是原来的内容。
另外还有两本书让我觉得开阔眼界和思路的，一本是James Jeans（金斯）的《神秘的宇宙》。金斯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不过他写些通俗和哲学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新的书，也被收入“开明青年丛书”。还有一本书叫作The Natureof Physical World（《物理世界的性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译名为“物理世界真诠”，作者也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叫A. Eddington（艾丁顿）。看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大开眼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科学，以为科学就是“铁板钉钉子”，但在他们看来，科学并没有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物理世界不过是你思想中的构造，究竟物理世界是怎么样的，里面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理解不了。书里讲了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时间，我们以为时间和空间一样，几尺几寸、几分几秒都是客观的存在，可是他说时间本身是可以伸缩的，空间也可以收缩，介绍了费氏收缩作用等等。我不懂科学，但因为作者本人是科学家，我想他们讲的或许也有道理，至少开拓了自己的思路。
可以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也没有排除一种杂驳的思想。我们过去对于科学认识得太朴素了，以为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最早的近代科学家李善兰不就认为牛顿经典体系是“铁案如山”吗？后来我上了大学，又看到有一种观点叫作“方便的假设论”，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个“方便的假设”，因为它没有证明，是个公理，你用这个最方便你就这么假设。当然别人也可以不这么假设，非欧几何就不承认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可以另外推出了一套几何学。
所以，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在那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你戴上有色眼镜看什么东西都带有那种色彩，比如戴上红眼镜，那么看什么都带点红颜色，要是戴个黑眼镜，就什么都比较暗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是否就是客观的样子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副“眼镜”，我们就只能这么认识世界，至于别的物种是不是也认为如此，那就很难说了。比如一个蚂蚁，也许它就体会不到三维，只理解平面，把它放在篮球上，可能它对这个皮球的理解只是个平面，这就是它天生的眼镜。人也是这样，比如四维的空间我们就不会设想，当然科学家也许可以从数学上推论出四维空间，可是我们一般人只能设想是三维空间。人的思维结构就是这样给定的，我们只能这样感知，而不能是那样。所以很多大科学家的都是唯心论的，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他又补充一句说：我的这个“上帝”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金斯和艾丁顿的这两本书要是在解放后就得批判，可是解放前“三民主义”里边不涉及这方面问题，所以让我大开眼界，但也带来许多困惑。
当时有一本介绍唯物论思想的哲学书，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是最流行的，很多青年都是受这本书的启发而倾向或者走向革命的。我疑心他也是从日本转手，而且看了这本书以后并不欣赏，觉得他没有讲出道理来。比如他讲事物的变化，一开头就说事物像孙悟空一样可以七十二变。事物是变的，可是能像孙悟空那样变吗？那是神话，不是哲学，比喻不能代替论证。一直到解放以后听他的讲演，我也不怎么欣赏，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武断更多于论证。
那时候的思想界也是什么都有，我记得抗战前有一本书叫《当代三大怪杰》，书皮上印着三个人的像：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就是所谓“当代三大怪杰”。因为那时候也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我还记得我回老家入中央大学附中的那一次考试，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我的是常任侠先生，后来他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工作。（当时政治部部长陈诚，那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黄琪翔是北伐的将领，周恩来主要依靠第三厅搞文化宣传，郭沫若是厅长，网罗了一批进步人士，所以常任侠也到第三厅工作，后来似乎曾做过周恩来的秘书。）口试的时候问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我至今都记得。
他问：“你喜欢什么？”
我说：“喜欢文学。”
“看过什么书？”
我随口说了几本文学书。
又问：“你崇拜什么人？”
崇拜其实是一种迷信，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那时候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就说：“我不崇拜什么人。”
“崇拜墨索里尼？”
我说：“不，我不崇拜他。”
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你是个进步人士，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不过这也说明，独裁政治的思想在当时确实风行一时，所以他才这样问，大概是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吧。多年以后，好友王浩和我谈起当年的口试，他说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当时回答说：“我最崇拜我父亲。”他很得意，如此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抗战前报纸很多，在北京影响大的有《晨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后两种都是前辈报人成舍我所办。我家里订了两份报，每天放学回家都翻一翻，顶长知识的。北京图书馆里的报纸非常多，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记得卢沟桥事件以后数日我看见一份日文报纸，上边印着大字的标题“华北赤化之学生非常不稳”，内容我看不懂，但至少有个印象，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华北学生运动非常关心。
那时候杂志也多，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荟萃了周作人、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名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叫姚颖的女作家，她的文章很俏皮，写的是“京话”，专门报道南京官场上的动向和见闻。后来有一期新年版，这些作家纷纷写新年贺词，并附有本人照片，我看到有周作人、丰子恺，丰子恺当时也就三十多岁，照片上却留着大胡子，但最让我吃惊的是姚颖——居然是一位妙龄少女！没想到她竟能如此熟悉南京的官场。后来才知道，姚颖的先生当时在南京做个不大不小的京官，是借她的名字来写官场上的事情，抗战期间在甘肃省做教育厅厅长，在一次意外中死了，姚颖自此也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还有好几种跟《论语》差不多的杂志，比如《宇宙风》，是陶亢德与林语堂合编的，邹韬奋在上海办生活书店出了很多进步的杂志，介绍左派的知识。再有就是看《世界知识》，那是左派的国际政治刊物，配有地图分析国际政治形势，在当时是我们有关世界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上海出版。另外，那时候也欣赏苏联的一切，因为苏联是一种新文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看后觉得美极了。当然，实际上恐怕也不就，但当时却引发我们无限的憧憬。国民党那时候也有好几个出版社，也有几家右派杂志，讲什么“伟大的领袖”之类，不过那个没有市场，销路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