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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的儿子
《旧约全书》里说，麻风病患者周身疼痛，衣衫褴褛，头发蓬乱，一边走一边喊叫：“啊，肮脏透了！”他们不但肉体非常痛苦，内心更加痛苦。健康的人避之如蛇蝎，他们自己也自惭形秽。一次，一群麻风病人结伴到耶路撒冷去，走到撒马利亚与加利利交界的地方，又碰上十个麻风病人。他们聚合在高坡上，彼此相顾，心中痛苦万端，便不约而同地大声喊叫起来：“耶稣，我们的不公平的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随即奇迹出现，他们的病一下子好了。
这群病入膏肓的麻风病人，在极端绝望的情况下，公开表示了对耶稣的不满，于是他们的病好了。由此可见，连耶稣也对麻风病人心怀忌惮，所以，一般草民畏惧麻风病人是完全应该的，不畏惧才不正常。在西方一些著作中，记载着一些大慈大悲的人不顾世人的讥诮和鄙视，给麻风病人关怀和爱，甚至有纯情少女吻麻风病人的极端事件。这些大善人的特立独行，读之虽令人敬重，但一想到少女花瓣般的芳唇触到麻风病人的腐皮烂肉上，心里总是不舒服。似乎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麻风病的厉害。好像说麻风是一种遗传的病，子子孙孙难以穷尽。这也正是麻风病令人闻之色变的主要原因，至于腐皮烂肉、淌血流脓、疤眼钩爪较之代代相传还在次位。中国老百姓素有为下一代不惜牺牲自身幸福的传统，在对待麻风病的态度上，也可见到这种传统的影响。
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是一个秋天。我家西边那条胡同里，有一盘石碾子，石碾子后边一户人家，家主张老四，他的老婆是麻风病患者。但她一直躲在家里，很少有人见到过她的形象。她的儿子叫张大力。那时候农村没有机器磨，吃的东西，玉米、瓜干之类，都要在石碾子上轧。我二哥是张大力的马前卒，所以我们要碾东西时，二哥总是通知张大力，让他帮我们占住碾子。我跟着二哥去过大力家一次，进他家院子里，恨不得屏住呼吸。他家有三间草屋，屋子里很黑。大力自住西间屋，东间屋里，住着他娘。大力的爹住在饲养室的火炕上，从不回家睡觉。正屋梁上，有好几窝燕子。我们不敢进东间屋，听到里边有个女人在怪腔怪调地咳嗽。屋里黑咕隆咚的，一股霉味扑鼻子，像有鬼一样。那次是跟着二哥看张大力表演枪技的。张大力自制了一把土枪，木柄，用子弹壳做筒，橡皮筋、钢条做击发装置。筒里装上爆竹中剥出来的黑药，黑药里混上些高粱粒儿，说能打下麻雀来。筒口用棉花堵住。大力握着那支枪站在他家院子里，让我们退后，拉开架式，瞄着树上一只麻雀，一搂机儿，一声大响，枪把子、子弹壳炸碎，麻雀飞了。大力把皮开肉绽的手迅速地插到衣兜里，面不改色地说：试验失败了，药不好，下次弄点好药再试。这时，一个很乖戾的声音在屋子里骂：作死吧，你个穷种！这声音灰白阴冷，给我留下极恐怖的印象。有一天去碾瓜干，热了，我脱下褂子，放到碾旁的石头上。碾完了，把褂子忘了。回家后也不知褂子丢了，一直等天凉了才知道褂子丢了。家里人都骂我，说丢了你就别穿，冻着吧。太穷了，就那一件褂子，只好冻着，一直光脊梁光到遍地白霜，皮肤都是青的了。有一天又去推碾子。那个女麻风病人出来了。她的形象当然不好看，但她的手里托着我那件褂子，那件厚布褂子，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褂子。她对我母亲说：这是你家小三的褂子吧？不及母亲回答，我就说，是我的褂子。她说：我从碾旁拾的，洗干净了放着，几个月了也没人来找。我接过褂子就穿到身上，身上感到温暖，心里感到愉快。母亲说：“亏了你大娘，要不今年冬天你就光着脊梁熬吧。”回到家，姐姐让我把褂子脱下来洗一遍。母亲说：“不用洗了，该得什么病都是命定的，洗能洗掉吗？”
所以我对大力的这个令人望之生畏的有麻风病的娘没有恶感。
后来，不上学了，到生产队里干活，割草放牛，小孩营生。大力是整劳力了，我只是在早晨、中午在铁钟下等待队长派活时才能见到他。
麦收开始，大人割麦，小孩跟着拾穗，与大人们一起劳动，我很兴奋。那时候鸟很多。麦田里有很多鸟窝，窝里有没生羽毛的小鸟雏或者鸟蛋。野兔子也很多，每天都能捉到拳头大小、一身绒绒毛的小野兔。捧在手里，十分可爱。还有狐狸、獾什么的。张大力继承了他爹出语滑稽的特点，平常言语经他一说也能产生令人捧腹的效果。而且他还一肚子故事。见到狐狸，他就讲狐狸，见到獾就讲獾。他说有一年他夜里到南洼里捉蟹子，点着灯笼，披着蓑衣。半夜时分，一个周身缟素的女人抱着个孩子过来，讨吃的。大力说他直对着女人的脸看，越看越觉得那女人眉眼不清，便一口咬破中指，大吼一声，将指上血淋过去。那女人怪叫一声，扔下孩子一溜火光走了。大力惊出一身冷汗，低头一看，哪有什么孩子？原来是只又肥又大的野兔子！这真是天送肉来也！回到家剥了兔子皮，煮了兔子肉，兔子吃了爹，兔子吃了娘，兔子吃了我，吃得眼通红——众人都笑，不想辨真假。
队里还有一位善讲故事的人，外号老猴子，据说他一九四七年时先是担任共产党的村民兵队长，后来又拐枪投奔了还乡团，解放后定为坏分子，接受村贫下中农的管制。这样身份的人一般都是唯唯诺诺、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但这老猴子大爷是个例外，他的笑声比贫下中农的还响，他的话比贫下中农的还多，除了他义务扫街时让人想起来是个阶级敌人外，平常无感觉。他双眼叠皮，鼻梁高高，只可惜脸上有麻子——如果没有麻子他是一个美男子。这样的俏麻子往往都是风流场上的好手。老猴子毫不隐讳他年轻时的风流事。队里很多小青年在他的教导下进攻女人得手。他说，对付女人，一要模样二要钱三要工夫四要缠。小伙子模样俊，女人一见就爱。腰里缠着万贯，没有不爱财的女人。没有这两样，就要舍得下工夫，死缠，厚着脸皮上，女人被缠烦了，也就松了腰带……老猴子散布的流毒很多，难以尽述。
割麦子那天，不知谁扯起头，把话题绕到麻风病上。老猴子说，最可怕的事是和麻风病女人睡觉，一睡一个准，百发百中，跑不了的。他说江南有一些女麻风病人每逢五月端阳这一天，就要找一个健康男人睡觉，谓之“放毒”，把毒气放到男人身上，女人便好了。他说有一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浙江一带去贩丝绸，晚上宿在一个店里，一个还算漂亮的女人钻进他的被窝。小伙子说，我家里有未婚妻，回去就结婚，不能破了童身。女人百般挑逗，小伙子始终不乱。后来，女人说，天下竟真有你这种躺在被窝里都不乱的男人，枕着鲜鱼睡觉的狸猫，实对你说吧，我是“放毒”的。小伙子吃了一惊，暗自庆幸。临行时，女人送他一站又一站，小伙子说，姑娘，你跟我走吧，我有个舅舅，治风症有些名气，你跟我去让我舅舅给治治，兴许就好了。姑娘便随小伙子回了山东，自然是山东的高密，自然又是高密的东北乡。回家后第二天就结婚，宾客如云，怕口舌纠缠，将江南姑娘安顿在看场屋子里。女子独栖空屋，听着人家结婚的管乐响亮，心中自然一阵阵凄苦。想死又想活，泪流了很多。后来口渴急了，又不敢出去寻水喝。正好屋里有一口缸，缸里有些许脏污水，不知何年储存。渴急了，就掬缸中水饮。饮罢，周身发痒，一两日后，遍身褪了一层皮，露出了如脂如玉的新鲜皮肉，变成了一个嫩油油的奇俊大闺女。小伙子一见，差点认不出来了。问，姑娘如实告之。小伙子忙去问舅。舅说，那缸里，肯定有一条白花蛇。白花蛇是一种毒性极大、行动如风的蛇，轻易见不到，是宝。用它的水治风症，哪有不好的道理。可见这江南女子是个大福之人。小伙子回去告诉女子。女子哭了半天，说，我家里已无亲人，得了这种脏病后，看透了乡人心，所以我不想回去了。如果相公不嫌我丑陋，我愿给你做个小老婆。小伙子说不敢不敢。我昨天新娶的老婆很凶。女人说，我自己去跟她说。言罢，去了。竟说成了。这小伙子，白捡了一个小老婆。这叫做好心有好报。女子好心无意中好了病，男子好心捡了个奇俊小老婆。又说白花蛇。说捉一条可不容易。发现白花蛇的盘踞地后，要备一匹快马，九根竹筒，一把长镰刀。说白花蛇一般喜欢盘踞在白菜心里，到了那儿，伸镰搂倒白菜，然后打马急驰，白花蛇乘风追上来，赶快把竹筒扔下去，白花蛇缠住竹筒，竹筒断裂。蛇再追，马上人再扔竹筒，一连九次，白花蛇就力竭而死。说白花蛇只有一虎口长，白如银，咬着人的影子人就死，其毒性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白花蛇难求，所以麻风病人多半要风死。又说日本国把麻风病人用火烧死，以防传染，哪像咱中国？所以村村都有麻风病。说到这里，他忽然看到独坐在一侧的张大力，一丝可以觉察的不安在老猴子脸上浮现出来，他不自然地咳了几声说：“胡扯八拉，瞎说着热闹，其实没一丁点儿是真事……”嘟哝几句，他便低了头“吧嗒吧嗒”抽烟，再也不吭声。
张大力在那边站起来，拉开裤子，冲着人群小便。人群里有很多女人，有没结婚的大闺女也有刚结婚的小媳妇，都把头别到一边去，红的红，白的白，不是正常颜色。男人们脸色也古怪，看一眼，触电般低下头，不再去看。我生性好奇，别人不看的我偏要看，看着他那青色的脸上那两只细眯的放射出阴沉光芒的眼睛，心里竟莫名其妙地充满对这个黑大汉的敬意。
队长胡寿是个十分乖觉的人，一看阵势，知道紧接着下来不定要发生什么事。张大力虽说是麻风的儿子，但家庭成分却是雇农，按照毛泽东的分析，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绝对的革命力量，撒起野来谁人敢挡？胡寿虽说是队长，但家庭成分却是中农，隔着雇农还有贫农和下中农两个阶级呢。于是胡寿大声说：“干活干活不歇了，多歇无多力！”
众人懒洋洋地站起来，提着镰刀，跟着胡寿往麦田里走。那年老天爷开眼，刮和风，下细雨，麦子长得空前的好。老人们说，自打共产党来了，不是水灾就是旱灾，第一次风调雨顺，长了一坡好庄稼，可见要出圣人了。那天割麦的地点是东南大洼，地垄奇长，从南头到北头足有五里，一个来回就是十里。麦子长得好，人心中高兴。全队的人聚在一起干同样的活儿，自然产生出竞赛心理。略有些气力、技艺的人都想在这长趟子的割麦中露露身手，一是满足一下人固有的争强好胜心，二是为年底评比工分创造条件。老猴子是庄稼地里的全才，镰刀锄头上都是好样的。由于他有出色的劳动技能，虽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头上压着，在队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毕竟庄稼人要靠种庄稼吃饭而不是靠“革命”吃饭。大家跟着队长胡寿，排开阵式，一个挨着一个，老猴子提着那把胶州宽镰，当仁不让地站在第一名。过去总是胡寿排在老猴子后，今天却情况突变。张大力提着把破镰刀，把队长胡寿挤到一边，站在了老猴子身后，不说什么，板着张青色脸，盯着老猴子。老猴子也没说什么，看看张大力，嘴角撇撇，显出几丝轻蔑。割麦子三分力七分技，所以老猴子不怵。若论推车扛梁，张大力全村第一；要说割麦子，就数不着他了。我猜想老猴子也是这样想的。
老猴子紧紧腰，拉开架子，蹲下，左脚前，右脚后，上身前倾，脚尖踮地，一口气提得很高。右手挥镰，左手抓麦，镰到手到，刷刷刷，一片响，人就斜着身子杀到麦田里去了。在后边只看到麦梢儿翻动，老猴子哧溜溜地往前滑，割下来的麦子，搁在左大腿与腹部间夹着，夹够了个儿，割一束高麦打根腰子，扔地上，抱出夹中麦，放上，又往前滑去。老猴子割出的麦，穗儿齐茬儿矮，身后无一遗漏。果然是割麦高手，不敢不服。张大力把老猴子让出去十几步远，然后下了手。他弯着腰，下蹲，割下的麦放在双腿间夹着，根前穗后，从后边看像长着沉甸甸的尾巴。双腿夹着麦快速移动，竟然也是一穗不落。张大力手大胳膊长，后娘打孩子，一下是一下。那活儿干得，看上去有一些笨拙，但很是实在。起初，老猴子落下张大力半个麦个子的距离，割进去十几个麦个子的光景，张大力一紧劲儿，逼到了老猴子腚后。老猴子蹲着，张大力裆里的麦根子正好戳着他的背，戳得老猴子龇牙咧嘴，频频回首，而每逢他一回首，大力就把手中的麦子抡过去，那些干透了的麦芒子恰好扫着老猴子的脸。老猴子施出平生本领，想把张大力甩下，但又如何能甩得下！一个来回下来，已是傍晌天光景。老猴子累瘫了，坐在地上，脸上的土有铜板厚，双眼红肿，狼狈透顶，对着张大力作揖道：“大侄子，适才的话，权当您大叔放了一通屁！”
张大力咧咧嘴，没说什么。
队里割麦的人，被老猴子和张大力拖得像羊拉的屎，满地都是。队长胡寿割到地头，用拳头捶打着腰，对着地里喊：“都歇歇吧！”
听到胡寿的号令，人们都随地躺了，舒展着委屈了半天的腰腿，死了一样。
那时我是半拉子劳力，跟着割麦人捡丢落的麦穗，好运气让我跟在老猴子和张大力的腚后，几乎没穗捡，跟着走，看他们的精彩表现，看他们的斗争。老猴子的镰快，刷刷刷，像割水一样；大力用一张生锈的破镰，全仗着力气大，割不断的连根就拔出来了。
休息过，又割，老猴子提着镰往后退去。没人敢打头了。胡寿笑着说：“大力，咱爷们不当把头让谁当？领着割吧，什么时候跟村里说说，这队长也让给你来当吧。”
大力也就不客气，当了割麦的把头。
晚上在生产队的记工屋里记工时，墙上的喇叭广播了县气象站的天气预报，说三天内必有冰雹。听完广播，人心都撮起来。熟透的麦子，到了嘴边了，队长胡寿说，说什么也不能让雹子砸了，半夜就起身，早饭送到坡里去吃，钟响为令。
似乎刚躺下，就听到钟响了。人们摸着黑，集合到铁钟下，胡寿大声说，都来了吧？没来的说话。自然没人说话。胡寿说既然没有说话的就是都来了，走吧。还是去东南大洼，一路上听到蛤蟆在道边的水渠里咯咯叫，凉风扑面，潮乎乎的，抬头看，满天都是星斗。到了地头，抽了一锅烟，便摸着黑天割。割了不知多长时间，一抬腰，忽然看到日头在东边冒了红，人人身上都被露水打湿。满天都是彩霞。队长说，歇歇吧，等饭吃。都坐在地头，磨镰。老猴子从渠里吸了一口水，嘴里插了一根麦秆儿，双脚掌夹住镰背，左手拇指和中指挺住镰刀，右手捏着一块鸡肝色的磨石，嘴里的水通过麦秆儿滴洒到镰刀上，真磨得俊秀。大伙都磨镰，只有张大力不磨镰，他只用鞋底子把镰蹭了几下子就把镰扔了，然后用嘲讽的目光看着认真磨镰的老猴子。
忽然有人喊：“来了饭了！”
大伙都把头抬起来，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望去。大地升腾着缕缕白气，日头很大，不圆，像腌鸭蛋的黄儿般红润，似乎在淌鸭蛋油儿。果然看到生产队的保管员王大成和生产队会计员李竹筐的老婆万美丽挑着担子，拖着长长的影子，忽闪忽闪地背着太阳来了。
保管员用两个大篓子挑着各家的饭，万美丽挑着两桶绿豆汤。饭的香气在辉煌的晨光中荡漾，人人都兴奋，嗤呼着鼻子，忘记了浑身的湿冷、腰酸胳膊痛，纷纷站起来，围上饭挑子。各家的包袱各家认识，有拿不准的，保管员指点纠正。张大力也挤到挑子前，伸手去找自家的饭食。
保管员说：“哎哎哎！大力，缩回你的手，别乱扒拉，你家的饭在这儿。”
保管员指指扁担头，那儿悬挂着一个黑色的破旧人造革皮包，襻上吊着一个脱了瓷的搪瓷缸子。
我看到张大力那只小蒲扇一样宽大的、热切切地伸向饭篓的手尴尬地僵住了。那只手骨节粗大、皮粗肉少，宛若一个被囚的响马。那只手上沾着植物的汁液，显得邪魔鬼魅，令人生畏。
众人都低着头，把嘁嘁喳喳的兴奋话语压到肚子里去，提着包袱，避到一边去，生怕有厮杀的鲜血溅到脸上似的。二姐扯着我的袖子，低声说：三儿，吃饭去。
我感到心里很沉重，看了张大力那嗦嗦抖动的、像锈烂的铁皮一样的脸心里更难过。我的鼻子堵胀，眼珠子辣辣的，差不多就要流出热泪来。我盼望着又生怕张大力把保管员打翻在地。保管员满脸愧色地说：“大力，不是我愿意这样做……收饭时，都不让把自家的包袱靠着你家的包……饭凉了，你舀碗热汤泡泡吃吧……”
大力从扁担头上摘下自家的包，抡起来，身体随着包旋转，像运动员投掷铁饼一样，把那包连同包里的饭连同拴在包襻上的搪瓷缸子，甩了出去。那黑乎乎的一团，在灿烂的阳光里飞行着，拖着长长的尾巴，像一只倒霉的大鸟，落到远处的麦田里。在包子脱手时，大力嘴里发出一声怒吼——也许更像哀鸣，像受了伤的野兽一样。
大家都看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二姐把我母亲烙的葱花馅饼递给我，这平日里很难吃到的美味佳肴，我吃到嘴里竟没滋没味。大力远远地坐在沟梁的边上，用他的宽厚的黑背对着我们。我很想把我手里的葱花馅饼送给他吃，但我不敢。队长胡寿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过去，但我看到大力没有动没有说话也没有喝汤。本来是一个热闹的愉快聚餐，因为张大力变得既压抑又冷清。保管员站在桶边大声说：“怨我吗？这怎么能怨我？靠着谁家的谁家有意见，不挂在扁担头上挂在哪儿？难道要挂在我的脖子上吗？”
队长胡寿说：“行啦行啦，你就别吵吵了。”
后来有几个年纪大的人拿着自家省下来的干粮，到渠边去劝大力，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大力终于站起来，跟着一个老人到了人堆这里。胡寿拿着一个白面馒头和一棵葱，递给大力，说：“吃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吧，待会儿还要割麦子呢。”
大力笑笑，大踏步走到土路上，挖起一块新鲜的牛屎，托在手掌里，给众人看了看，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下去。吃完了，抹抹嘴，淡淡地一笑，提着镰刀，呼呼地走到麦田里，弯下腰去，挥舞镰刀，割起麦子来。
我们都不恶心。我们都站起来，看着那个刚吃了一块新鲜牛屎的高大青年在广阔无垠的金黄色麦田里进行着劳动表演。优美的劳动，流畅的劳动，赏心悦目的劳动。我们都急不可耐地扑向麦田。
一年后，胡寿辞职，张大力接任当了队长，过去的诸多不愉快的事情渐渐被忘记，人们都在说，张大力的娘其实不是麻风病人，她生的是牛皮癣，不传染。
我的邻居孙家姑妈把她的第三个孙女哑巴三兰嫁给张大力做了老婆。
几年后，张大力的眉毛和胡子褪光，脸上生了很多疙瘩，这是早期麻风病人的鲜明特征。
村里第三小队那位刚从华山麻风病医院住院回来的麻风病人方宝指手画脚地说：“张大力不是麻风病才是活见了鬼，别人能糊弄了，我能糊弄了吗？别看我疤眼钩爪，但我已经治好了，身上不带菌了，不传染别人了。张大力带菌，传染人。”
说起来也怪，方宝家门前也有一盘石碾子，张大力家门前的石碾子坏了，我们到方家门前石碾上压瓜干时，见到方宝从华山麻风病院带回来的那个麻风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坐在门口晒太阳。那女人的脸变形严重，十分恐怖，我们几乎不敢看她。她却不停地、主动跟我们说话，说前三辈子伤了天理，杀了刚干完活的老牛，天报应，得了这种恶症候。她的话一点也唤不起我的同情心。
方宝是个心地不太好的人，有一次有个小孩骂了他一句，他扑上去，把那小孩按倒，将一口痰吐到那小孩嘴里去。村里人都说这孩子非得麻风病不可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奇百怪，方宝的老婆那样一副模样，竟然还闹出过一次风流案。村里第三小队有一位名叫袁春光的中年人，家里有一个模样端正的老婆，强似那麻风女人千倍，但他竟舍香花就败絮，夜晚上了方宝女人的炕，摸乳触唇，弄得火上来，就宽衣解带，刚刚入港，方宝就从墙后边冲出来，手提着一根槐木棍，对着袁春光的头就下了家伙。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碰到方宝，就逗引他。
“方宝，说说你是怎样收拾袁春光的。”
方宝一听到这话头，眼睛顿时就亮了，他嘴里喷着唾沫星子，指指画画地说：“俺老婆对我说：孩他爹，袁春光这个东西不安好心肠，趁你不在时，就来摸我的奶子。于是，俺两口子就定下一条计……我躲在草垛后，看着他一闪身进去，就拿着棍子尾进去，等到他一爬到俺老婆身上去，我便冲出来，对准他的头，一棍子见了血，两棍子血滋滋地蹿出来……”
村里人都说袁春光必得麻风病无疑，但至今已有二十年过去，袁春光身体还是很健康。他的额头上，那个明晃晃的大疤，是他年轻时留下的风流标志，不可磨灭。有人问他头上疤时，他总是说：“小时被驴咬的。”
张大力终于还是去了华山麻风病院，回来后，他带着老婆孩子下了关东，十几年了，没有一点音信。他的爹掉到井里淹死。他的娘无影无踪。
